朱熹教育思想述论

CANGSANG··2009·3朱熹是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出身于官僚家庭，24岁出任福建同安县主簿，一生为官不过14年，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讲学，一生从事教育活动达四十多年。在知南康郡时，重修白鹿洞书院，制定了《白鹿洞书院学规》，南宋以后其成为书院和地方官学共同遵守的学校管理条例；在知漳州时，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其注释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该书后来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教材。朱熹教育思想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就朱熹教育思想汇集归类，粗浅述论，不得要领之处，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一、教育的方针、目的和培养目标朱熹在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时，为明确办学宗旨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其基本内容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五端，“五教之目”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指明了书院教育的基本方向；“为学之序”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规定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修身之要”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书院学生明确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处事之要”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书院学生确立了行为处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接物之要”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书院学生指出了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这个学规彰显了较为完整而又新颖的教育理念、价值体系，蕴含了朱熹对教育方针、目的的体认，成为南宋以后书院的办学模式和教育的准则。《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岳麓书院的“教条”，其意旨就是让学生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行之于事，推己及人，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所谓“圣人”。《白鹿洞书院学规》第一条就是五伦，列为“教之目”。他还用理论化、系统化的理学观点具体阐释教育的目的在于“复其性”、“尽其伦”，“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2]，他以“理”作为出发点解释人性，使“人心”服从“道心”，借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目的。朱熹主张培养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人才，即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也如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朱熹所践行的书院教育游离于科举或与科举异曲同工，既为国家社稷培养了大批有识之士和栋梁之才，但也可能给政权造就不少思想激进的危险人物。不同的教育思想造就不同的人材，值得肯定的是朱熹活跃的书院教育还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增强了办学的活力。

二、教育的阶段、对象和教学内容朱熹鉴于儿童、青少年个性发展的心理规律界定了教育的不同阶段：8岁之前为启蒙教育阶段，8岁到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阶段，三个阶段是一个相互衔接的统一的教育过程。他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训练良好的道德行为，培养“圣贤坯模”，而大学阶段的任务则是对“圣贤坯模”进行“加光饰”，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小学”教育阶段为基础性学习阶段，学习的内容以“教事为主”，即培养伦理道德观念和学习基本知识技能；“大学”教育阶段为深层次学习阶段，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是“教理”，即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3]。朱熹主张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是小学

教育的继续和提升，两者并行于世、各有侧重的教育思想改变了我国古代重视大学教育，轻视小学教育的态势，使基础性教育的水平得以提高。朱熹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和韩愈有关“性三品”的观点，根据人性中善恶成分的比例不同，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所谓的圣人之性，纯然至善，他们不必接受教育，是最完美的；第二种是中人，就是普通人，其性善恶兼有，他们是教育的对象，教化之行则进于君子，教化之废则堕为小人。第三种人就是所谓的小人，他们人性皆恶，不可救药。他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中人”的状况，成功的教育可以使普通人最终转变为君子。朱熹不仅明确划分了教育的不同阶段，而且还规范了每个阶段的教学内容。他以理学和经学作为主要教育内容，规定了从《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到《诗》《书》《易》《礼》《春秋》的治学次第。《小学》《童蒙须知》《训蒙斋规》是小学阶段的教学内容，大学阶段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兼学史书、诸子文选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作为大学的基本教材，是探究圣贤之学的门户，必须首先学懂《四书》，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五经》。他撰写的《四书集注》在南宋以后也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官学教科书。

三、教育的方法、方式和组织形式朱熹重视教法，《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章言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告子》篇注进一步强调其重要性，“此章言事

朱熹教育思想述论李修贵摘要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人才，一个人的教育可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而

两个阶段的教育内容又各有侧重。他倡导的教育原则与方法主要有“启发诱导”、“温故知新”、“众说异同”、“因材施教”等。他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整个教育工作的首位，在道德教育中自我的道德修养又是首要的。“二十四字诀”读书法，是关于他读书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关于读书、求学、进业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关键词朱熹教育思想

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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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1.启发教学。《论语集注》中《述而》篇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即当学生处在“愤”、“悱”的状态时，老师的任务在于启迪学生发现问题，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6]。体察、消化，自主性、参与性，是朱熹启发教学的精髓。2.温故知新。朱熹主张温故与知新合一，温故是知新的基础，知新是温故的拓展和延伸，“时时渐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7]，“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8]。3.众说异同。“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9]，朱熹主张通过比较众说异同的方法明辨是非，看清各家分歧所在，在观念的碰撞与切磋中取长补短，共同分享和成长，“将诸家说相比并，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处”[10]。4.因材施教。《孟子集注》中《尽心》篇蕴含了因材施教的教学规律和艺术特性，如“此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朱熹主张基于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依次分层、划段，针对不同学生提出的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点拨指导，让学生尽其所能，拾级而上，在个性张扬中把学习兴趣激发出来。朱熹还倡导讲演辩论、自修问难、研究探讨等教育方式。他较为认同并积极实践的教育组织形式是书院。白鹿洞书院作为以他个人创办、个人讲学为主的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既是教学机关，也是学术研究机构，既重视学生自学，又注重集体讨论，实际上是地方官学的一种补充。朱熹为白鹿洞书院确立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等都作了较为全面和详尽的规定，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世的书院也大都模仿它办理。四、德育的目标、原则和修养方法朱熹特别注重通过道德教育及多层次的素质教育为国家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他主张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整个教育工作的首位，在道德教育中自我的道德修养又是首要的。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系统地拟订了道德教育的规范，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世、接物之要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突出对道德教育的要求，重视修身养性之道。他追求的最高修养目标是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圣人”人格。朱熹注重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和道德观念的培养，提出在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中树立道德观念。他认为，道德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先入为主”，强调婴儿出生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还以《须知》《学则》的形式培养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要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把伦理道德具体化和条理化，“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6]，如在《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等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从细节入手促使孩子形成良好的品德。朱熹认为实现德育教育的主要方法是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等。其一，立志。朱熹强调要树立远大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7]，即做如尧、舜那样的圣人。其二，居敬。“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8]，“居敬”是朱熹倡导的从小学到大学都应坚持的道德修养方法。其三，存养。“存养”即是“存心养性”。朱熹认为人都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9]。

其四，省察。“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10]只有常常自我反省和检查，才不会使人心“沦于亡”，做事“陷于恶”。其五，力行。朱熹提倡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反对力行脱节，言行背离。

五、读书的原则和方法朱熹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读书理论和读书方法的人，把“格物致知，读书究理”和“为学之实，固在践履”等作为读书的基本原则。朱熹提出读书穷理。他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读书”和“穷理”之间的关系，即首先要明晓道理，而明晓道理的关键又在于读书。朱熹认为要常读书。朱熹《读书有感》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以物喻人，寓理于景的诗揭示了常读书的重要性，通过常读书来涵养气象，积淀思想，提升境界，使心灵之泉不会枯竭，精神世界不会空虚。朱熹主张读书须学思并重。学是从无知到有知，不断获取新知识、新见解，思则是学的催化剂，学以思为基础与前提，思以学来巩固与深化，这体现了学习过程中的知行统一。朱熹还主张速读和精读。“《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热读。”[11]“热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速读，是一种迅速有效，善

于捕捉信息的扫描式阅读。“冷看”与“热读”相对，逐字逐句、逐章逐节的深入钻研，是对书本进行充分理解的阅读方式。朱熹提倡以乐治学，在读书中寻找趣味的乐学观。他在《四时读书乐》中提到春季“读书之乐乐何知，绿满窗前草不除”；夏季“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秋季“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冬季“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借春夏秋冬四时事物，阐发读书给人带来的愉悦，这也是其自身对乐学的切身体会。朱熹去世后，弟子门人将他有关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总结出一套较为系统、全面的读书方法———“二十四字诀”读书法，共从六个方面概括了他的读书经验。1.循序渐进。朱熹认为，篇、章、文、句、首尾次第各有序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