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与叙事学

结构主义与叙事学

简介一

什么是结构主义？什么是叙事学？

20世纪是一个思想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类的思想，在哲学、政治、经济、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像走马灯一样频繁变幻的各种文艺理论和思潮也如繁星般璀璨了20世纪的文学天空。这些此起彼伏、不断翻新的文学批评流派有：

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是文学理论的星空中颇受关注、十分耀眼的明星。

结构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方法论。正如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所说：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它对社会事实进行试验，把它们转移到实验室。在这里，它首先注意的是关系，试图以模型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

叙事学，则是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叙事作品、叙述、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性的理论进行研究的科学。

下面，我们将对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理论进行一个简明扼要的疏理和阐释。

一、结构主义

1、结构主义有什么了不起？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结构主义似乎是离我们很远的东东。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

“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

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

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2、谁制造了结构主义？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

（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

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

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

“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

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

“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3、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

“在任何情境里、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

“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

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4、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一事业作铺垫：

他年轻时曾经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音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还来不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与世长辞。后来，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学们的笔记，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从此，他的语言学理论便以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其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说：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

“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

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

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

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

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法国，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用了４时间对巴西的原始部落进行民俗学、人种学的调查考察。二战开始，他曾回法国服兵役，巴黎陷落后，他旅居美国，结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用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对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的大量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1949）、《热带的忧郁》

（1955）、《结构人类学》

（1955）、《野性的思维》

（1962）和《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

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１．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２．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３．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

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

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简介二

二、叙事学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他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中首次提出：

“……这门科学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在此之前，1966年巴尔特发表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克洛德·布雷蒙发表的《叙事可能之逻辑》两篇论文和同年格雷马斯出版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一书，都可以视为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之作。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下面，我们对几位结构主义和叙事学大师的理论进行疏理，对叙事学理论进行一次管中窥豹式的理论漫游。

1、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驱－－－符拉季米尔·普罗普

俄国民俗学家普罗普不是一位结构主义者，但他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驱。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年）一书是整个叙事学领域里的一部里程牌式的著作。他的思想和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学者们，如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布雷蒙等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普罗普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同代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是本世纪20年代的产物，也是结构主义的源头之

一。"它各学派以重视作品的形式为特点，分为两个重要中心：

莫斯科语言学派（成立于1915年）和彼得格勒诗歌语言研究会（成立于1916年）。前者的成员主要是语言学家，后者的成员主要是文学史家。这一学派为结构主义开辟了两个主要方向：

一是源于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叙述文两个方面的区分，这两个方面的区分相当于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后来又被布雷蒙称为“叙述成分”和“被叙述成分”。另一个方向来自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

在普罗普的著作里，他以俄罗斯民间故事为原版，总结出一些常见的“行为群”，归纳出三十一个“功能”，并以为这些功能是这一体裁叙述文的基本组成部分。他还依据语言学理论来解剖叙述结构：

叙述文结构由两个轴体组成：

即替换轴（纵向聚合或同一功能之多种表现形式的等值与交替）和接续轴（横向组合或功能之间的前后连接）。

尽管普罗普探讨的是叙事体的一种特殊形式－－童话，但是他采用的分析故事构成单位及相互关系的方法，对其他叙事文体的分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的重大突破在于他确立了故事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功能，提供了按照人物功能和它们联结关系研究叙事体的可能性。由此，为叙事体结构和要素分析开掘了一条新路。同时，他将故事中出现的动作简化为一种顺序组合，超出了表层的经验描述，使叙事体的研究更趋科学化。其贡献是巨大的，他所走出的虽然是第一步，但却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步。

2、结构语义学的倡导者－－Ａ·Ｊ·格雷马斯

格雷马斯在法国叙述符号学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成就在叙事体的语义方面。

他试图按照公认的语言范例来描述叙述的结构，这种范例一方面来自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二元对立的基本指示作用的概念。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

《结构语义学》（1966年）和《论意义》（1970年）等。

格雷马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发展和完善了普罗普的“功能”说，并冲破了民间故事的范围，就小说人物及叙述句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阐述。

二．格雷马斯从语言学理论出发，对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更明确的定义，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是用一种特定的自然语言讲述出来的故事，因此是一个意义的整体。也就是说，叙述文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的整体。他认为叙述符号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叙述内容（即所指）的结构。而叙述内容又分为两个部分：

语义和语法。语法构成叙述内容的组合，语义则给组合中的各单位以特定的含义。另外，格雷马斯还强调层次在结构分析中的重要性。

三．格雷马斯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是“行动素模式”。他把人物按其表现分为六个功能，即相辅相承的三组成分：

主体／客体、送信者／受信者、助手／敌手。这一模式有助于对小说人物以及叙述结构进行分类。

四．格雷马斯发明了关于深层概念模式的“符号方阵”：

四个方位分别代表结构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它们之间的主义关系可按照形式逻辑的对立、矛盾、包涵等关系来解释。

格雷马斯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对普罗普最初构想的一种发展和改进，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情节结构模式的建立揭示出叙事体深层结构所显示的意义。与普罗普不同的是他把故事视为类似句子的语义结构，注重的是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功能。

3、再造文学观念的人－－－茨维坦·托多罗夫

茨维坦·托多罗夫，保裔法国人，其理论不仅受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也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在叙事学、诗学和修辞学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文学观念、文学叙述、文学体裁等结构批评理论方面独树一帜的建树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

托多罗夫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艺术与言语研究中心主任，并曾师从于罗兰·巴尔特学习文学理论，还不遗余力地介绍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托多罗夫的主要著作有《文学理论》（1965年）、《〈十日谈〉的语法》（1969年）、《诗学》（1968年）、《散文的诗学》（1971年）、《象征理论》（1977年）、《象征与阐释》（1978年）、《话语的体裁》（1978年）、《米哈依尔·巴赫金－－对话原则》（1981年）、《批评的批评》（1984年）等等。

托多罗夫的的理论对叙事学的形成起很大作用，他扩大了普罗普、格雷马斯以来的叙事学研究的范围，使叙事学从神话、民间故事的研究转向叙事体的主要形式－－小说，同时，他用语法模式分析故事，把文学中语言的性质摆到了更突出的位置。

4、符号帝国的代言人－－罗兰·巴尔特

罗兰·巴尔特1915年出生于法国瑟堡，在比昂和巴黎长大成人。1939年毕业于索邦大学古典文学系。二战后执教于布加勒斯特大学和亚历山大大学；自1960年起，开始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任教。1976年，荣任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教授。其主要作品有《作品的零度》（1953年）、《论莱辛》（1963年）、《批评文集》（1964年）、《符号学原理》（1964年）、《方法体系》（1966年）、《Ｓ/Ｚ》（1970年）、《本文的欢悦》（1975年）等等。

罗兰·巴尔特的写作充满了叛逆色彩，他的信念就是要反驳一切关于同一性的正统信仰，或许正因为此，他才对充满正统观念的文学批评感到深切的不满，并毫不留情地对那些正统观念和流行看法进行抨击和拆解。总的说来，他对正统文学批评的悖反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巴尔特明确反对无历史的文学批评，认为这些文学批评的前提是所研究的文本具有一成不变的道德价值和规范价值，与文本最初写作、出版和阅读的社会性质毫无关系。

二．巴尔特对职业文学批评所充斥的心理学幼稚病和心理学决定论倾向深感不满。

三．巴尔特对职业批评家所表现出来的“去符号”（ａ－symbolia）趋势非常反感。

四．巴尔特认为传统的文学批评从来不公开说明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甚至否认自己所从事的批评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是非常虚伪的，是一种彻底把历史和文化现象装扮成自然现象的“神秘化过程”，是具有极其邪恶企图的。

1970年，巴尔特出版了《Ｓ／Ｚ》，“用了一种类似小小的地震方式”，把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分解成561个词汇单位（lexies），即“读解单位”。其中，有些只有几个词，有些是几个句子，长短不一，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分析主题。然后，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个符码：

解释符码、行为符码、语义符码、象征符码、指示符码，从而在对巴尔扎克的作品进行了几乎是残酷的分解之后又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分析。

巴尔特的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批判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他对法国文学及至世界文学所做的非常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