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训诂与训诂学

第一章训诂与训诂学

一、什么是训诂

“训诂”这一名称自产生以来便没有过统一的认识。

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训诂”二字之涵义尚无一致的解释。关于各家之言，在此我们暂不作讨论。解放之前，有的大学单就“训诂”二字的解释就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要想对“训诂”二字作一个相对客观的解释，最为有效地办法就是在众多纷繁复杂的说法中，择取最恰当、最容易被读者所接受的一种说法，并加以交代即可。

比较之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及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二书对“训诂”二字的解释，是比较客观、恰当而且容易被读者所理解的。

（一）许慎、段玉裁对“训”、“诂”的解释

1、对于“训”。

《说文解字·言部》：“训，说教也。从言，川声。”段玉裁注云：“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训皆曰顺。”说教，就是教训、训导的意思，即通过解说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引申之也可理解为开导、通晓之义。既然要开导、通晓，则要顺着事物的具体形貌来解说，才能使人明白，在这一点上，段玉裁“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训皆曰顺”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从语源上考证，从“川”的字，多有穿行、疏导、和顺的意思，如和顺叫“顺”，驯服叫做“驯”，周行而无阻碍叫做“巡”，水流畅通无阻碍叫做“”（即“汩”，gǔ）；另，“灾”字，古作“葘”，这个字中间的“”，像川流受阻不通不顺，所以就成了灾害。“训”与上述这些字是同源关系。除此之外，古书体裁中专门有一种叫“训”，如《淮南子》一书，其中每篇篇名之后都有一个“训”字，如“原道训”、“天文训”、“时训”、“精

神训”、“齐俗训”、“兵略训”、“人间训”，等等，即用“训”的方法解说事理，这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训”的理解。

2、对于“诂”。

《说文解字·言部》：“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段玉裁注云：“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谓之诂。……训诂者，训释其故言也。”段氏认为，诂，是解释古代词语的意思。可见，许慎《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都将“诂”理解为动词，是“解释古代词语”的意思。不过，除此以外，“诂”还可以是名词，是“古语”之意。诂，可以单独使用，如《尚书》有《大小夏侯解诂》，《周礼》有《周官解诂》，等等。

（二）“训诂”二字连用的最早用例

“训诂”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书》及《公羊传》何休注。如《汉书·艺文志》中有“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训故”即“训诂”，“故”、“诂”为古今字）的话。又《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注云：“读谓经，传谓训诂。”这两个例子当中的“训诂”，“训”和“诂”（故）在字面意义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大约是“同意复合”的关系。因此，“训”就是“诂”（故），“诂”（故）就是“训”，笼统地说，“训诂”就是“解释字义或词义”的意思。

（三）对“训诂”涵义的其它具有代表性的解释

不过，对于“训诂”的涵义，学术界还有这样的解释：训就是解释疏通，诂（故）就是古代的语言，“训诂”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训”和“诂”之间是动宾关系。换句话说，将古代的话加以解释，使之明白通晓，就是训诂，如近现代学者中的齐佩瑢、陆宗达、胡朴安等先生，对“训诂”的理解便如此，如齐佩瑢先生在《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2005年重印）中说：“‘故’（诂）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诂），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诂。”

孰是孰非，大家可以不必太过于深入追究，我们之所以罗列二说，只是想给大家多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视角。

二、什么是训诂学

（一）古代学者对于“训诂学”的认识

1、汉代至明代

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训诂始终是经学的附庸，仅为解读经书服务。所以，历代留给我们的，仅仅是大量的依附于各种文献中的训诂材料，人们对训诂的认识始终没有上升到一个专门的、系统的和理论的阶段。

2、清代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训诂的体例和方法，并将零碎的训诂材料概括为富有指导意义的条理，初步建立起了一个训诂学的轮廓。到晚清时期，训诂逐渐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因而陆续出现了一些阐述训诂理论和方法的专著，至此，训诂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现代学者对于“训诂学”的认识（综合黄侃、陆宗达、郭在贻、方一新、赵振铎、黄灵庚等人的看法）：从理论上讲，训诂学的核心有两个（黄灵庚先生的观点）：一是建立时地观念；二是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

1、建立时地观念

时地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历史观念（即“时”）和方言差异（即“地”）。清代陈澧有一段话，说的其实就是时地观念的重要性：“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之也。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使邻国如乡邻，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这个认识在今天看起来还有重要的意义。古人虽然在训诂实践上早已认识到语言有古今之分，可是总没有能够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实在没有办法，就牵强附会，“叶xi

é音说”（按：“叶音”之说，始于南北朝，当时，学者按那个时候的语音读《诗经》，发现多不押韵、不符合韵律，便以为某些字需临时改变其读音，称为“叶xié韵”。这种风气，到宋代而大盛。直至明代，陈第始建立“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语言观，认为读古音就能谐韵，而不应随意改读。陈第《毛诗古音考序》）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如《诗经·召南·甘棠》第一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第二章：“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其中，“家”与“屋”、“狱”、“墉”、“讼”等字上古本韵部相同或相近，彼此之间可以互为押韵，但是，到了宋代，这几个字之间韵部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异，于是朱熹在遇到“家”要与“屋”、“狱”押韵的情况（即第一章），就把“家”改读为“谷”，而在遇到“家”要与“墉”、“讼”押韵的情况（即第二章），就把“家”改读为“工”，这显然是不科学的。随着历史的进程，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时代变了，语言必然要发生变化。训诂学不仅要承认语言的变化，而且要掌握变化的规律，以期指导训诂中的实际问题。例如《愚公移山》中有这么一句话：“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杂然”二字，许多注释本注释云：“杂然，纷纷。”言外之意，“杂然”乃是“七嘴八舌”之意，有杂乱的意味。这个解释不太确切。《说文·衣部》：“杂，五采相合也。从衣，集声。”所谓“五采相合”，是说五种彩色协调配合起来，《文心雕龙·情采》：“五色杂而成黼黼（fǔ fǔ，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五音比而成韶夏。”其中的“杂”，用的就是本义。在这个本义的基础上，引申为“集合、齐同”之义，后来才进一步引申出“纷乱”的意义。“杂然相许”，是说齐声答应，杂，是“齐同”的意思。这个意义现在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纷乱”的

意义。所以，用现在的“纷乱”的意义去解释《愚公移山》中“杂然相许”的“杂”，就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

2、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

对于“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黄侃先生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这段话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论其法式，明其义例”八个字。法式，即方法，训诂学要研究训诂实践过程中的各种方法，并且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义例，即规律，训诂学就是要从前人的注疏中进行分析、归纳，从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然后应用到训诂实践中去，例如，前代学者已根据前人的注疏，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训诂条例，如“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右文说”、“据文证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遗产，对于今天的训诂实践与训诂学理论的构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广义的训诂学和狭义的训诂学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训诂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训诂学，习惯上称为“小学”，包括音韵学、文字学和狭义的训诂学。音韵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结构及其演变的规律，重点在字音，历代的韵书是音韵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文字学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重点在字形，历代的字书是研究文字学的主要成果，《说文解字》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狭义的训诂学，相当于后来的“词汇学”，重点研究古书中的字、词、句的意义。

△特别说明：音韵学、文字学及狭义的训诂学的分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内容上看，三者往往相互渗透，例如，韵书中除了字音之外，一般还对字形和字义作解释，字书中

除了字形之外，一般还对字音和字义有所解释，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侧重而已。因此，音韵学、文字学是研究古代文献语言所必须具备的常识，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离不开对音韵学和文字学的了解和掌握。换句话说，训诂学离不开音韵学和文字学，学习训诂学，必须贯通文字、音韵之学，加以综合运用，才能达到训诂的目的。除此之外，训诂学还与语法学、校勘学、修辞学等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课程中一一讲解。

△训诂学的涵义：

理综上所述，训诂学就是研究训诂的学问，它是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零散的、感性的训诂现象作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揭示其规律、阐述其义例，总结其方法和手段，用以指导训诂实践。

三、训诂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前面说过，训诂学是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它和语言文字学的其它分支学科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训诂学还和古典文献学中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训诂学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进行研究。下面，我们就训诂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关系作一个简要地论述。

（一）训诂学和音韵学

训诂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正确解释古书中语言，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词的存在方式，因此，训诂学和音韵学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明代方以智说：“欲通古义，先通古音。”清代戴震说：“故训音声，相为表里。”这些认识是很客观的。因此，训诂学离不开音韵学常识的帮助，例如，诸葛亮《出师表》：“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又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

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两个例子中，“尔来”的“尔”是指示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那”，这是因为“尔”、“那”在古代声母相同，“尔”的声母本为[n]（?你?为形声字，从?尔?得声，可证），后来才发生了转化，这样一来，便做到了“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总的说来，训诂学和音韵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破除假借。

古书多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里，许慎说的是造字假借，是指语言中某些词有音无字，借用同音字来表示，如“汝”，本来是一条河流名，借作第二人称代词。还有一种是用字假借，一般称之为通假，是指本来有这个字而不用，却借用另一个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示，如借“蚤”表示“早”、借“罷”表示“疲”、借“害”表示“曷”，等等。严格的说，造字假借和用字假借不同，但习惯上也把后者称之为假借。

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假借，其特点都像许慎所说的那样“依声托事”，必须从声音上寻找线索，否则就会产生错误。例如：

《庄子·至乐》：“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júe，蹶蹶，惊动貌）然恶之。”句中的“柳”字，清代以前的人大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如唐成玄应《庄子疏》：“柳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椁之象，此是将死之征也。”直接将“柳”解释为“杨柳”。唐代诗人王维《老将行》诗中则有“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一句。直到清代郭庆藩才从音韵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一难题，其在《庄子集释》解释说：“《说文》：‘瘤，肿也。’……瘤之生于身，假借者也。……柳、瘤字，一声之转。”郭氏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柳”、“瘤”都属于来母幽部，读音非常接近，仅有声调上的差异，所以借“柳”来表示“瘤”。

《谷梁传·隐公五年》：“苞bāo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范宁注“苞”为“制”，不确。王引之认为，这里的“苞”应该是“俘”的假借字，两者古音相近（古无轻唇音f），“俘”意为“取”。（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榖梁传》）又，《尔雅》：“俘，取也。”贾逵《国语》注：“伐国取人曰俘。”亦可证。

《诗经·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毛传：“隐，痛也。”按《说文》：“殷，痛也。”毛传训“隐”为“痛”，即以“隐”为“殷”的假借字。

不过，学习研究音韵学并非训诂学的目的，训诂学研究、分析语音，只是想掌握并运用古今语音变化的规律，最终为解释词义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清人提出的“因声求义”、“以声音通训诂”，等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探词源。

训诂学中所谓“声训”，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声音作为线索来探索词语的来源。突出的例子是东汉刘熙的《释名》，刘熙撰写此书，就是要把事物之所以命名为某某的缘由告诉人们，也就是要探求语源。许慎的《说文解字》，今天学术界公认，此书乃是从字形的角度解释字义的辞书，但是，据黄侃先生统计，《说文解字》中的“声训”（即从读音的角度解释字义）占了很大的比例，举几个例子：

黍，禾属而粘者，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黍部）

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韭部）

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女部）、

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女部）

以上《说文解字》中的例子，有些不一定正确，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声韵对于训诂学的重要性。下面再举一个以声音为线索准确探求语源的例子：

“句”（gōu）在古书中是“弯曲”的意思，而用来悬挂或者探取东西的工具叫“钩”（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弯曲）；弯曲的木头叫“枸”，车轭（è，牛马拉物件时驾在脖子上的器具，形状弯曲）叫軥（qú）；捕鱼使用的竹篓，形状弯曲的叫“笱（ɡǒu）”；驼背的人脊梁弯曲叫“痀”（gōu，“痀偻”后写作“佝偻”），肉晒干了以后弯曲起来的叫“朐”（q ú）等等，这些词表示的意义都和“弯曲”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从古音上看，它们之间的读音很相近，都是从“句”得声的。

（二）训诂学和文字学

语音是词的存在形式，文字则是词的书写形式。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以及文字的音、形、义之间的关系的学科。汉字表意的特点，决定了文字学和训诂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训诂学上诞生了一种通过汉字形体构造来解释字义的方法，叫做“形训”。例如：《说文·自部》：“自，鼻也。象鼻形。”自，甲骨文写作，象人的鼻子，正好印证了许慎的说法是十分正确的。正因为如此，由“自”组成的汉字，常和鼻子或鼻子的功能有关联，如“臭”、“息”等。又如：

左手，甲骨文写作，右手写作，和左右手的形状非常相似；（秉）字，乃取用手拿禾之义，左边是禾苗的形状，

右边是右手的形状；（得）字，乃取用手握贝之义，左边是贝壳的形状（古代曾以贝壳作为货币），右边是右手的形

状；（獲）字，乃取用手执鸟之义，左边是鸟的形状，右

边是右手的形状；（服）字，乃取用手揪人之义，左边是下跪屈服的人形，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再如，《季氏将伐颛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其中“相”，一般解释为“攙扶、辅助瞎子的人”，这当然没错，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解释呢？这就需

要从字形结构上加以分析。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个说法：其一，“相”，其本义是“以目视木”，即用眼睛观察树桩留下的年轮，以辨别南北方向，一般面南的一方年轮较疏，面北的一方年轮较密，古人借此辨别行走的方向。瞎子没有视力，不能辨别方向，故需要有人搀扶，“相”就可引伸来指搀扶瞎子的人；其二，“相”，从木、从目，并非表示眼睛看树木的意思，“木”，只是表示替代目视的功能，这相当于盲人手中的那根木棒，所以“相”字从木、从目，盲者是靠手中的木棒来辨别方向的，所以可以引申为“辅助”，又引申为“审视”。这两种说法，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第一种更有说服力。

另如，《诗经》中有很多“不”字用在形容词的前头，《毛传》认为是语助词，无义，如“不盈，盈也”，“不难，难也”，“不多，多也”，“不宁，宁也”，等等。戴震《毛郑诗考证》根据石刻材料，知道“不”字其实是“丕”字，《尚书·立政》篇中的“丕丕基”，汉代石刻作“不不基”，这是字形笔画变化所致，故两字容易混淆，上述《诗经》中的“不盈、不难、不多、不宁”实为“丕盈、丕难、丕多、丕宁”，《说文》：“丕，大也”，这个解释比毛传更加确切。

另外，训诂学和文字学的分支——俗文字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俗文字，阅读六朝以来的经卷就会很困难，如西晋竺法护《生经》卷二《佛说舅甥经》：“守者连昔饥渴，见酒宗，共酤饮。”其中，“见酒宗”三字实在不好理解。其实，“宗”是“宍”的误写，因两者字形相近，誊写的人或录入的人搞错了，因此，“酒宗”即“酒宍”，而“宍”是“肉”的俗字。“酒宍”就是“酒肉”。（如果对汉语俗文字学感兴趣，可参看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

（三）训诂学与词汇学

严格的说，词汇学并不属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范围，而是

一个舶来品，如今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词汇学不太讲究词的意义，而偏重于词汇内部的组合结构形式，并将其归结为合成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补充式等类型。表面上看，词汇学与词义解释不相干，训诂学可以抛开词汇学不管，其实不然。例如《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与人庸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非常普通，似乎根本不必在意。果真如此吗？我们先看司马贞《索隐》的解释：“按鸿鹄一鸟，如凤凰然，非说鸿雁与黄鹄也。”殷孟伦通过这个解释，认为，“燕雀”、“鸿鹄”这两个词语是对文，结构相同，“鸿鹄”是偏正结构，是一只鸟而非两只，其中，“鸿”是大的意思；由此推断，则“燕雀”也应是偏正结构，也是一只鸟，而不是两只，“燕”与“鸿”相反为义，“鸿”是大的意思，“燕”是“小”的意思，“燕雀”即“小雀”。这么说，似乎还有些牵强，不足以令人信服。不过，殷孟伦先生还有补充说明，他说：“燕麦即小麦……《尔雅·释草》：‘蘥yuè雀麦。’郭注：‘即燕麦也。’按郭注知雀麦即燕麦者……盖古义相传这样，雀之言小也，所以‘燕’‘雀’同有‘小’义。由此可见，说‘鸿鹄’是一鸟，燕雀亦是一鸟，寻其语义，一同得于‘大’义，一同得于‘小’义。”（殷孟伦，《有关古汉语词义辨析的问题》，《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35页）这个例子说明，词汇结构的分析对训诂是有帮助的，由此可见词汇学与训诂学之间的关系。

（四）训诂学与语法学

语法学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科学，训诂学研究离不开语法学的帮助。近代学者杨树达先生曾经说过：“治国学者必

明训诂、通文法。……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可见语法学之于训诂学的重要性。

王力先生对于训诂与语法的关系很重视，在《新训诂学》一文中，他说：“语义学不能不兼顾到它与语音或语法的关系。关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前人已经注意到……至于语法和语义的关系，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为了说明训诂和语法的关系，王力先生还举过一个例子：

《孟子·滕文公》：“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这一句中，“舍”字不好理解，章太炎在《新方言》中认为，“舍”即后来的“啥”，啥皆取诸宫中而用之，犹言何物皆取之于宫中而用之也。对此，王力先生指出，“何物皆取之于宫中而用之”一类的句子不符合上古汉语语法，“什么都……”只是近代语法的产物，唐宋以前，这种语法结构是没有的。

又如：《战国策·齐策四》：“居有顷，倚柱弹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不少选本都把“归来”解释为“回来”，对于其中的“来”则没有专门的解释。其实这个“来”是一个虚词，它常常用在句子的末尾，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都曾提到它，还举有先秦文献的例子。他们举的例子有：《庄子〃人间世》：?虽然，若必有以也，常以语我来！?《孟子〃离娄上》：?盍归乎来！?当然，先秦时期“来”用作虚词的例子不止这些，下面这个例子中的“来”也是这种用法。《礼记〃檀弓下》：?齐大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虚词“来”后代也还在使用，而且它不仅局限于句子的末尾，如晋代陶渊明有一篇《归去来辞》，开头两句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里面的“来”就是助词。唐诗中“来”也有用作语助词的例子，如李白《行路难》：?行路难，归去来！?

再如《墨子·非乐上》：“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左

传·昭公十九年》：“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又《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以上各例中，“野于饮食”即“饮食于野”，“私族于谋”即“谋于私族”，“室于怒，市于色”即”怒于室，色于市”。这种“倒句”很可能是远古汉语语法的残留，不明所以，就会不知所云。

又如“大名冠小名”，是古代汉语语法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这一点，清代学者已发现，如王引之说:“《礼记﹒月令》：‘（立夏）行春令，则蝗虫为败。’引之谨案：‘蝗虫’皆当为‘虫蝗’，亦犹《礼》言‘草茅’，《传》言‘鸟乌’，《荀子》言‘禽犊’，今人言‘虫蚁’耳。”俞樾则明确提出了“大名冠小名”的构词条例，他说：“古人之文，则有举大名而合之于小名，使二字成文者。如《礼记》言鱼鮪wěi，鱼其大名，鮪wěi其小名也；《左传》言鸟乌，鸟其大名，乌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荀子》言禽犊，禽其大名，犊其小名也。皆其例也。”

（五）训诂学与修辞学

除了文字和语法之外，修辞学也和训诂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互文”，这是一种修辞现象，指的是上下相对的两句或同一句的前后两个部分参互见义，以使行文简洁而富有变化。古文中互文的现象比较多，不明其例就会导致理解错误。例如“互文”：

柳宗元《捕蛇者说》：“殚其地之出，竭其地之入。”这两句是互文，就是把田里的出产和家里的收入都用完了，不一定要把这两句逐句分开来解释。又《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huī，横行、骚扰）乎南北。”这两句也是互文，不是说悍吏来乡，只在东边西边吆喝叫骂，只在南边北边冲撞骚扰，而是吵得四面八方（即东南西北）

都不安宁。又，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这句也是互文，意思是：浔阳江上送客，主人和客人一起下了马，一起下了船。如果照字面意思理解，主人下了马，客人在船上，又怎么能够举杯共饮呢？又，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暮宿秦淮近酒家。?以前有人把第一句翻译为“烟笼着寒水月笼着沙”，从字面上讲是通了，但是这句诗所包含的意义却没有说明白，因为烟只笼着水，月只笼着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如果把它们说成是互文，意思就准确多了。又《汉书〃货殖传》：?頫有拾，卬有取。?“頫”、“卬”互文，“拾”、“取”互文，是说俯仰皆有所拾取。

再如“对文”，这也是一种修辞现象，指意义相反或关联的词句相对成文，对文对于辨析词义和考订文字有一定的作用，如《庄子〃山木篇》：?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寸，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其中“目大运寸”之“运寸”，晋司马彪曰：“运寸，可回一寸也。”对此，王念孙说：“按司马（彪）以‘运’为‘运转’之‘运’，非也。‘运寸’与‘广七尺’相对为文，‘广’为横而‘运’为纵也。‘目大运寸’，犹言目大径寸耳。《越语》：‘句践之地广运百里’，韦注曰：‘东西曰广，南北为运。’是‘运’为纵也。”就是说，王念孙首先注意到“运寸”与“广七尺”为对文，由此推断“运”、“广”相对为义，“运”是“纵”的意思，指的是眼睛的直径，然后才与《越语》韦昭注相印证。又《诗经〃小雅〃正月》：“哿（ɡě，欢乐）矣富人，哀此惸（qiónɡ，孤独无依的人）獨。”《毛传》训“哿”为“可”，意义不甚明确。王念孙由“哿”、“哀”对文的角度考察，认为“哿”通“嘉”，当训“欢乐”。

（六）训诂学与版本学

训诂学和版本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来说，版本如

果不可靠，所谓的训诂就无从说起；反过来说，如果版本比较可靠，就会对训诂研究打好坚实的基础。

古代就有因版本不好而闹笑话的故事。南朝时有一个叫王翼的权贵，有一次在收到别人馈赠的羊肉后，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有一句是“损惠蹲鴟（chī，猫头鹰的一种）”，使当时的人们非常吃惊，因为“损惠”是客套话，等于说“承蒙赠送”，而以“蹲鴟”指代羊肉是闻所未闻的。原来，晋左思《蜀都赋》刘逵注里有“蹲鴟，大芋也，其形类蹲鴟”的解释，而王翼家所藏的写本把“芋”误作“羊”，于是羊肉就成了芋头，贻笑大方。南宋时有个考官，从《周易》里出了个题目“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来考考生，受到了考生的质疑。原来，《周易》中的这句话原来为“乾为金，坤为釜（fǔ）”，而考官所依据的版本不好，将“釜”字上的两点丢掉了，考官据以命题，闹了大笑话。

（七）训诂学与校勘学

古籍多讹误，只有建立在文字准确无误基础之上的训诂才是可信的，这就需要进行校勘，而古籍校勘又需要一定的训诂学知识，因此，训诂学和校勘学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校勘的起源很早，据《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子夏经过卫国，听人读史书说“晋人三豕过河”，纠正说，“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到晋国后一问，果然是“晋师己亥涉河也。”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引言语说：“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也反映了古籍屡经传抄后舛误迭出的事情。汉代经师注释古籍，常常附带着进行校勘，如郑玄《毛诗笺》、《三礼注》等，这种精神，后代学者继承了下来，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中有一条专门辨“媚”、“媢（mào，嫉妒）”形近而误的条目：

太史公论英布曰：?祸之兴自爱姬，生于妬（dù，同妒）

媚，以至灭国。?又《汉书〃外戚传》亦云：?成结宠妾妬媚之诛。?此二?媚?并当做?媢?，?媢?亦妬也，义见《礼记》、《三苍》。

颜之推校勘的出发点是“媢”也是“妒”义，“妒媢”同义连言，“妒媢”就是嫉妒，作“妒媚”则与文意不合。今本《史记》卷九《黥布列传》“太史公曰”一段话已作“妒媢”，但《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孝成赵皇后传》仍作“妒媚”。

又如《五灯会元》卷十二《文公杨亿居士》：“及由秘书监出守汝州，首谒广慧。慧接见，公便问：‘布鼔当轩击，谁是知音者？’慧曰：‘来风深辨。’公曰：‘恁么则禅客相逢秖弹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应‘喏喏’。”其中“君子可入”应是“君子可八”之误。古“八”与“分”同字，清黄生《字诂·汃》：“八，古分字。”又林义光《文源》：“八、分双声对转，实本同字。”均可证。“分”有“辨别、区别”义，因此，“君子可八”的“八”很有可能也是此义。今闽语区福州、仙游、福清、永泰、漳州、龙岩等地“八”可作“分辨、认识”解，如“八啦”，意为“懂了”，“八惜”，意为“懂得爱惜”，对此，文献中也有过记录，如翁国梁《闽北方言述》云：“认识曰八。”然则“可八”即“了然可辨”之义，“君子可八”，言外之意是说，既然是“君子”，就应当了然可辨，而不必再问，如《槐安国语》卷二：“敢问诸人：此两种禅和此两个步骤，一个如瓠子曲，一个似冬瓜直，点检看来，君子可八。”

☆“训诂学与校勘学的关系”实践（研究生）：

仔细阅读吕蒙、毛远明《释“悬米”》（《中国语文》，2011年第3期）、刘传鸿《也释“悬米”》（《中国语文》，2012年第1期），要求理清两篇文章的脉络（思路、逻辑、论点、

论据、方法等，提前布置，然后请学生讲解）并作出相应评判：吕、刘二文，相比之下，谁的论点论据跟可靠、更有说服力？为什么？（请学生讲解，然后再由教师总结）以此进一步深入体会训诂与校勘的关系。

按：相比之下，刘传鸿的《也释?悬米?》更有道理（当然，从文章的逻辑和简练程度来讲，吕蒙、毛远明一文更优，刘传鸿一文显啰嗦，逻辑亦不十分清晰，须细细阅读方能理出脉络），但是，吕蒙、毛远明的《释?悬米?》有开创之功，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否认的。换句话讲，如果没有吕蒙和毛远明的《释?悬米?》一文，刘传鸿大概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学问学问，开创最重要，所谓后出转精，是站在别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所得的。因此，如果讲功劳，吕蒙、毛远明的功劳更大。另：从二文可感想，学术有时是无定论的，即便是名家的文章，有时亦不一定正确，亦可提出不同意见，关键是要坐得住冷板凳，勤于思索，敢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