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赵树理及其追随者

第六节赵树理及其追随者

在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赵树理和他影响下的“山西作家群”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不过，

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

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

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

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

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

小说创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1954年回到

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

标本”。(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

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

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

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

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

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

“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

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

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

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

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在小说观念上，也坚

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

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

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

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

、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

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

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

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

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因而

，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

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

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

”，“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

日报》。)。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

，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

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

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

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

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

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

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

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

《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

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

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

变化。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

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

深的感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在40年代，赵树理曾创作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赵树理出身于农民家庭，又担任着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他的创作出发点既是为解决农村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为共产党政策服务。因此，他的小说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以启蒙立场来审视乡村的传统，而是基本上站在农民自身的立场，以共产党员和农民代言人的双重身份来写乡村。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赵树理的创作体现出浓郁的乡村传统说书艺术的影响。

建国后，赵树理基本上还是坚持“问题小说”的创作原则，针对农村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创作，既关注农民的现实利益，也为现行农村政策服务。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老定额》、《卖烟叶》，长篇小说《三里湾》、《灵泉洞》（上）等。

在艺术表现上，赵树理继续保持着他的农民说书体文学形式，在叙事上以故事为中心，讲究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叙述方式多用动作和对话，很少采用风景和人物心理描写；语言表达上运用幽默活泼的山西地方农民口语，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基本一致。

但赵树理在文学体制中的待遇与建国前有了很大的差别。他与中共之间不再是亲密无间，而是逐步产生了许多不和谐。因为编辑《说说唱唱》杂志和“写中间人物”问题，赵树理多次受到批评。他的创作也呈现出滞涩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建国后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与农民真实的生活需要发生了矛盾，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必然会与现实政治构成冲突。一方面，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他习惯并且乐于歌颂现实政策以促进农村发展，但同时，他又对农民生活非常关注而熟悉，对现实农村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有敏感的认识。这一冲突必然会折射到赵树理的内

心世界中，使他难以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内心和创作上的统一，影响他自如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比如对待“大跃进”运动，赵树理最初持的是歌颂态度，但在他回到山西老家，了解到“大跃进”对农民造成危害的真实情况之后，就明确表示出对有关政策的怀疑和批评，赵树理为此受到批判，他也只能创作《套不住的手》、《老定额》等肯定朴实品质的作品，含蓄地表示自己与时代精神的不和谐。

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建国后的创作水准呈现出下滑的趋势。1950年创作的《登记》是赵树理建国后创作的高起点，它在保持着赵树理传统的故事化和通俗化特点的基础上，艺术上有所开拓，尤其是作品颇为细腻地表现了农村妇女“小飞蛾”的人物心理世界，形象真实细致，初步体现了之前小说中从未有过的委婉深切的艺术特点。但这之后，赵树理的创作数量明显下降，艺术表现也日显滞重。1960年前后，赵树理创作了歌颂实干精神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等，在质朴写实的艺术表现中，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幽默和活泼。赵树理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创作于1964年的《卖烟叶》，艺术上已相当枯涩。

而且，赵树理思想的矛盾隐含在一些作品中，使这些作品思想的表现呈现出严重不统一的特点。创作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是一个典型。作品的表层主题是歌颂“大跃进”、批评保守思想，“小腿疼”“吃不饱”等绰号反映出作者对落后妇女善意的嘲讽和批评态度。但是，作品的客观描写却透露出与作品表层主题不相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其中对农业社副社长杨小四与妇女们的冲突场景，实际上呈现的是作为弱势力量的普通百姓在强权下被欺负的现实。赵树理作品中的这种矛盾现象，在80年代为研究者们所提出，并被称为“隐含主题”。1[1]

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是一个坚持乡土精神的艺术家与时代不相和谐的悲剧。“文革”中，赵树理被迫害致死，是他自50年代开始的与现实政治相矛盾的结果。

赵树理的创作在40年代“解放区”有广泛影响，出现了不少对他文学风格的学习者。50年代中期，在赵树理的故乡山西，以《火花》杂志为主要阵地，汇聚了一批在创作风格上与赵树理明显趋同的作家，主要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由于这些作家都集中在山西，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又都以赵树理为楷模，文学批评界曾一度以文学流派视之，命名为“山药蛋派”或“火花派”。但是，对这一流派是否形成，学术界一直还存在争议，更为大家所认可的称呼是“山西作家群”。

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40年代曾与西戎合著通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有一定影响。50年代后主要创作有短篇小说《结婚》、《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等。他和西戎是“山西作家群”中最重要的两位作家。

马烽的创作，表现的基本主题是对现实农村政策的歌颂，尤其是塑造了许多农村“新人”形象，受时代政治影响的印记很深。马烽的作品生活气息很浓郁，尤其是善于运用喜剧情节，在充满轻松的笑意中，亲切随和地表现出农民的文化性格特点。马烽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第一个上级》，在艺术表现上，充分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借鉴了中国传统故事小说的艺术手法。此外，他的《三年早知道》，塑造的农民赵满屯形象也颇为真切，个性相当鲜明。

西戎（1922—），山西蒲县人。《赖大嫂》、《麦收》、《终身大事》，是其建国后的代表作品。西戎的创作，也以歌颂新时代农民为主题，不同的是他比较侧重于表现农民思想的变化过程，因此，他塑造出的“转型农民”形象比较细致真实。如《赖大嫂》中的女主人公赖大嫂形象，就具有生活气息强的特点。在60年代的批判“中间人物论”中，西戎小说中的形象被作为典型受到批评。“文革”结束后，西戎主要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有一定影响。

李束为（1918—），山东东平人。主要作品有《好人田木瓜》、《老长工》等，这些作品风格平实，主要叙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孙谦（1920—），山西文水县人。代表作是《奇异的离婚故事》，批评了一个现代的“陈世美”，表现出

一定的现实主义勇气。胡正（1924—），山西灵石县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两个巧媳妇》和长篇小说《汾水长流》，艺术手法朴实明快。

“山西作家群”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旨趣基本相同。作家们大都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审美习惯都非常熟悉，对农民也很有感情，这使他们的艺术描写比较本土化，生活气息比较浓。但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又普遍比较单纯狭窄，牢固地坚持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创作中具有很强的“服务”和“工具”特点，仅仅停留在对生活表面的描写上，远远没有达到生活的深层世界。他们的创作深度和思想勇气都没有达到赵树理的高度。

但是，由于他们都采用写实的表现手法，表现的一是他们非常熟悉的现实生活，因此，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也出现了与赵树理相类似的“隐含主题”情况。最典型的是西戎的《宋老大进城》，作者本来的创作意图是借爱夸口的农民宋老大之口来歌颂现实，但实际上，人物在作品中的种种表演却明显的浮夸，可以说是一个当代农民中的“华威先生”形象。作品的艺术表现构成对作品主题的强烈反讽。

艺术上，他们和赵树理一样，普遍具有生活气息浓郁的优点，语言和描写都具有山西的地方特色。缺点是表现方法单一，朴素有余，丰厚和变化不足。所以，整个“山西作家群”在创作艺术上没有真正形成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也没有产生出具有优秀文本意义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