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

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 余源培 付畅 [摘要]马克思和蒲鲁东最初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的。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一方面吸取和保护蒲鲁东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经常指出他的缺陷，希望他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当马克思大踏步前进的时候，蒲鲁东却不进则退，两人之间的分歧便日益彰显，最终导致公开决裂。剖析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是深入研究马克思新世界观从创立到公开问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阈。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蒲鲁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1842年，马克思接触到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几乎都对蒲鲁东有所涉及，并且每次评论的观点都不尽相同。蒲鲁东一直受到马克思的持续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一视点重视不够。本文将就这一不可或缺的视阈作出剖析。 一 19世纪中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园地中到处都是社会主义的萌芽。除了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影响比较大的当数与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这个名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马克思和蒲鲁东最初就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的。研究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需要联系蒲鲁东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即《什么是所有权》和《贫困的哲学》。 1809年，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贝桑松附近的乡村。1837年，他在致大学校方的报考信中表示，自己“生在工人阶级之中，长在工人阶级之中，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共同的痛苦和愿望使我依然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能有幸得到求学的机会，他“最大的愉快无疑将是坚持不懈地和全心全意地通过科学和哲学为那些我乐意称作我的兄弟和伙伴的人谋求道德和精神上的进步，并在他们中间播撒我认为是道德世界规律的理论种子”。 蒲鲁东成名之后，确实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发表言论和论著，以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为己任。蒲鲁东的成名之作，是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又译《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简称《什么是所有权》）。全书的主题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名言，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即“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蒲鲁东从法权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进行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平等享受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但是地主和资本家却通过地租和利息掠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这实际上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盗窃行径。蒲鲁东自诩说：“在科学上，从来没有一个发现，能够产生像读了我的著作所产生的那种效果。我并不是说只要它能被人领会，我仅是说它只要被人阅读，旧社会就从此完蛋。” 《什么是所有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维护财产私有权的人把该书看成是向整个社会提出的粗暴挑战，并把蒲鲁东当作危险分子划入了革命者的行列；但是此书却受到无产者阶层的热烈欢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思想成为影响法国工人运动的一种主流思想。正如梅林所说，在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该书给正处于思想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思后来回忆说：“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指《什么是所有权》———引者注）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他解释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相比较，蒲鲁东是贫乏的，但是蒲鲁东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却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 所有权问题构成了蒲鲁东学说的出发点和核心。他从对自然法权观念的分析入手，指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只是一种抽象的法权设定，因为它恰恰是以“财富和等级上的不平等为前提”的。例如，1789年发生的“法国的革命可以界说为物权代替了身份权；这就是说，在封建主义时代，财产的价值是由所有人的身份来决定的，在革命之后，对于人的尊重是按照他的财产的比例而定的”，这表明所有权并不是天生的权利。蒲鲁东已经接触到所有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可惜的是他后来没有能沿着正确的道路深入探究下去。 蒲鲁东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相矛盾。他对“所有权的来源是劳动”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不劳而获者的所有权，也不能说明一定时间之内的劳动何以能够产生永久所有权的问题。蒲鲁东又对商品交换是自由人之间在自愿基础上的平等交换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他指出，社会现实生活交换中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那个为了得到一小块面包而烤出一大堆面包、为了可以住在马房里而去建筑一座宫殿、为了能穿上破衣烂衫而去织造最名贵的布匹、为了自己省掉一切而生产一切的文明世界中的工人，是不自由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又主张商品的价值由这种商品在交换中所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即有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构成。蒲鲁东揭露资产者说：“工资是劳动者维持每天生活和补充精力所必需的费用；而您把它当作是一项出让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代价，那就错了。工人什么也没有出卖，……在您那方面，即使不说是盗窃和诈欺的话，也至少是错误和乘人不备。”资本家为什么能够这样剥削工人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对劳动平等的侵害。 《什么是所有权》发表之后，蒲鲁东进而感到有必要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所有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此，他于1846年写成了《贫困的哲学》，使所有权成为他的经济矛盾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蒲鲁东在“前言”中说明：几年以前，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贫困的根源是什么？”19世纪以来，“许多人就开始苦心思虑这个问题，可是始终没有人拿得出答案来”，“既然贫困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太少，那么需要弄清楚，除了天灾和恶意行为之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工人的收入太少。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世纪以前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个老问题，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它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贫困的哲学原理”。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或者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就是逻辑学。它是社会的代数；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代数的实际运用”。社会贫困问题之所以未能得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脱节”。蒲鲁东企图改变这种情况，宣称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即与哲学相结合的经济学，足以用来研究和解决社会贫困的问题。 《贫困的哲学》对蒲鲁东来说，已经不只是一本研究“关于所有权的法典或惯例的集成”的著作，他更加关心政治经济学，在他的眼里，政治经济学应当是一种新的哲学。蒲鲁东不满意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式解读：“在他们（指经济学家———引者注）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事实决不是物质的事物，因为我不明白有形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而只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贫困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说明人类发展的整个有规律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蒲鲁东确实想做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黑格尔，企图对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作出“规律性”的阐释。《贫困的哲学》就是蒲鲁东的历史哲学。 可惜的是，蒲鲁东并没有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通向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读了《贫困的哲学》后说：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这就是越来越损害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体系。为了彻底清算蒲鲁东的错误理论，清除其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马克思在1847年写了《哲学的贫困》。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大约在1842年10月接触到《什么是所有权》。1844年冬天，马克思居于巴黎时与蒲鲁东相遇并交往，帮助他学习过黑格尔的哲学，两人就一些问题进行过“整夜的争论”。此后，马克思一方面吸取和保护蒲鲁东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经常指出他的缺陷，希望他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主要是指：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官方同《莱茵报》就摩尔农民状况展开的论战；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物质利益”问题使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产生矛盾，并最终导致他与之彻底决裂。1843年春夏，马克思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本书里，“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在这样的政治和理论背景下，接触到蒲鲁东的著作。那时《莱茵报》上几次发表了关于“重大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两次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奥格斯堡《总汇报》以此为借口，攻击《莱茵报》“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频送秋波的妇人”。马克思在反击文章中提到了蒲鲁东。他一方面申明：“《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阶段相契合。首先，马克思和蒲鲁东都对人民的“物质利益”给予很大的关注。蒲鲁东在社会生活中看到的是劳动者的普遍贫困，并把这种贫困归因于所有权。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认为，人人都有权享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地主和资本家扣留了劳动者的部分产品，这实质上就是侵犯他们的物质利益，是对他们平等权利的侵犯，是一种“盗窃行为”。与蒲鲁东相比较，重思想观念而轻物质利益，是当时流行于德国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当时马克思正处于对黑格尔哲学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时期，他已经不满意于用“自我意识”来表明自己的哲学立场，较多地采用“人民理性”或“人类理性”作为社会政治批判的武器。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极力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辩护。当马克思读到《什么是所有权》时，其真实感觉自然就会如恩格斯所表达的那样：“如果我希望有一本法文书译成英文，那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用丰富的智慧和真正的科学研究阐明私有权以及这一制度所引起的后果即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这种把智慧和科学研究在一本书中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其次，马克思和蒲鲁东都重视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痛感脱离实际、崇尚抽象思辨是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这种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马克思极不满意青年黑格尔派回避现实斗争、鼓吹用“纯粹批判”改变现存事物的主张。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关心的恰恰是社会现实问题，且写作风格清新，这就不能不引起马克思的好感。马克思认为：“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将蒲鲁东与青年黑格尔派加以比较，指出蒲鲁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并且“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关心“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比之“青年黑格尔派”鼓吹的“纯粹的批判”或“批判的批判”要高明得多。再次，蒲鲁东的一些理论观点对马克思解决使他“苦恼的问题”有所启迪。科尔纽指出：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初步具有的“经济是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