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_围湖造田_的文化逻辑分析

102PYHXK2010年第6期洞庭湖“围湖造田”的文化逻辑分析

■谭卫华[摘要]对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从元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太湖流域区围湖建构固定圩田的一个翻版，从技术技

能、资源利用方式、预期达到的目标都与太湖流域建造圩田别无二致。其实，这也是汉族文化历史逻辑的结果，都是从汉文化出发，又以汉文化为归宿。洞庭湖区与太湖流域由于地理环境存在差异，若使用相同的文化逻辑进行运作，势必使得洞庭湖围湖造田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并呈现出了一系列的生态、经济、社会问题。[关键词]洞庭湖;围湖造田;文化逻辑;汉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C912．5;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6－0102－06

[作者简介]谭卫华(1978—)，女，湖南城步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生态人类学与环境适应研究。

(湖南吉首4160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扩大和稳定我国中西部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文化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08AJY025);

湖南省“百人工程”项目“云贵高原东南缘各民族生计方式多样性与生态维护研究”阶段性成果(05C701)。[收稿日期]2010－10－30

AnalysisonCulturalLogicofLandReclamationfromLakeMarshesinDongtingLake■TANWei-huaAbstract:ThelandreclamationfromlakemarshesinDongtingLakeareahasbegunfromtheYuanDynastytillthepresenttime．AsthecopyofbuildingfixedpoldersinTaihuLakeBasin，ithasthesametechnicalskills，resourceusepatternsandexpectedgoalsasthoseinTaihuLakeBasin．Actually，thisisalsotheresultofHanculturalandhistoricallogics，whichtakestheHancultureasboththestartingpointandthefinalresult．AsDongtingLakeareaisdifferentfromTaiLakeBasininthegeographicalenvironment，usingthesameculturemakesthedesiredobjectiveofreclaiminglandfromlakemarshesinDongtingLakedifficulttoachieveandresultsinaseriesofecological，economicandsocialproblems．Keywords:DongtingLake;landreclamationlandfromlakemarshes;culturallogic;Hanculture

一在长江流域实施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若干次，但如下两次影响至为深远:其一是8至12世纪之间对钱塘江、长江环抱的太湖流域区围湖建构固定的圩田;其二是从元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对洞庭湖区实施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前者建构起了汉民族现代经济支柱，一千多年来，这一地带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全国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就取自于这一地段。3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稳定地按一种资源利用模式繁荣运行了12个世纪，在当今众多的民族中堪称首屈一指，史称“苏湖熟，天下足”，真可谓至高的褒誉了(翦伯赞，1979:75)。对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则是对太湖流域围湖造田的异地翻版。据近人研究，这一轮围湖造田主要是靠移民去推动，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正是已经开辟成熟了的太湖流域。因而，技术技能、资源利用方式、预

湖区研究103PYHXK

期达到的目标都与太湖流域建造圩田别无二致，只是开始实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600年，地域上则从长江下游移到了长江中游。以常理论，太湖流域的围湖造田由于技术、技能已经完善，洞庭湖流域可围垦的范围又比太湖流域广阔得多，加之又有历朝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其成效理当远远超过前者，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之外。尽管也有人盛赞过“湖广熟，天下足”(张国雄，1993)，但那只不过是套用前代民谚作比喻式的借用而已。因为湖广地区无论是在过去600年还是在今天，虽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却始终没有超过太湖流域，而且其经济地位波动性甚大。可以说，洞庭湖流域的围湖造田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征服自然的活动，它的成效比之于太湖流域围垦大为逊色。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同一个民族沿用同一的资源开发模式、对付同一条河的平原河网地带所取得的成效却有如此明显的反差?要解答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症结在于以往的研究通常都是从汉文化出发，又以汉文化为归宿，很少将这一文化异地移植的转化过程拿去与其他民族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进行比较，致使无法从中发现开发模式移植中的制约因素的存在，更无法从中看出同一种文化运作中客观存在着的最佳环境、可适用环境以及不适应环境之间的区别。今天，洞庭湖治理已经成了长江中游重大的水利工程难题。与此同时，长江北岸的江汉平原治理也碰到了同样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单靠水利工程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进一步追究产生这些难题的社会文化原因。为此，需要冷静分析太湖流域与长江中游平原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使得在太湖流域行之有效的做法到了长江中游却处处显得力不从心。客观地说，这两地的差异若经细究，事实上非指一端，它是自然与社会因素交织而成的系统性差别。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具针对性，我们最好先看导致围湖造田在长江中游效益下降的四个主要因素，然后再从同一文化空间展拓的一般规律去解释为何明知效益下降却在不知不觉中沿用不合时宜的资源利用模式、从而导致全面效益下降的文化逻辑原因。

二长江中游平原和太湖流域虽说一江贯通，但两地的自然背景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致使用同一种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去开发两地所获的实效大不一样。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全凭长江和钱塘江冲积而成的低海拔平原，因而在太湖流域地表的相对高度差异甚小，地表起伏十分平缓，在这里只需要修筑低堤就可以有效地阻挡湖水和江水倒灌农田，同时可以围成十分广阔的稻田来。长江中游则不然。这里是由于地壳下陷积水而成的多湖泊地带，由于各地地壳下陷的幅度不一，致使在很小的范围内，地表的高程差异大大地超过了太湖流域。以洞庭湖为例，其湖底高低不一，湖区的东、南、西三面都有丘陵环抱，而且在丘陵与水域之间，还有过渡性的缓丘。在这样的自然背景下，同样是围1米高的堤防，能围成的稻田面积就会比太湖流域少得多。换句话说，要围出同样面积的稻田，在洞庭湖区其工程造价要远远高于太湖流域(蔡述明，1996:73－74)。这乃是太湖流域在技术力量和技术水平较低的8世纪能建构起连片圩田区的自然原因;同时也是包括洞庭湖在内的长江中游平原尽管开始规模围湖的时间迟至13世纪，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又有太湖流域成功围湖的经验可资借鉴，但围湖的进度却比太湖流域缓慢得多的原因。从13世纪起到道光初年，时间过去了500年，但洞庭湖区围湖建构起来的稳定堤垸并不具备规模效应。据(道光)《洞庭湖志》记载，巴陵县堤5处，华容县堤3处、垸27处，安乡县垸15处，石首县堤1处，武陵县堤4处，芦洲县堤10处，龙阳县堤13处，沅江县堤1处，益阳县堤2处、垸11处，湘阴县堤2处、垸34处、围29

处。上述各堤垸总计数量与洞庭湖水域比较起来并不算大。各堤垸的工程规模最长者不过三千多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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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6期短者才数百丈，规模之小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规模小，在围垦数百年后直到20世纪中期洞庭湖水面面积仍高居全国之首，围垦难度大大超过太湖流域。至于新中国成立后能实施大规模围垦则另有原因:一是因为近代的工程技术水准有了巨大的提高，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可以大规模集中人力、物力实施深水围垦，围湖造田才得以迅速推进。然而，围湖造田虽然速度加快，但工程的难度并未减轻。与太湖流域相比，围垦同样面积的稻田，投资量一直大大地超过太湖流域，因而即使深水围湖成功，但从投资的角度看仍然是不合算的。不仅洞庭湖区围湖造田成本高，而且风险极大，这是由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太湖流域河湖水系水位的季节变化和年份变化都不大，但洞庭湖区则不然，不仅在一年中洪水季节和枯水季节的差异很大，而且不同年份之间的高低水位差异也很大。这样一来，为图防洪保险，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必须加高、加厚堤防，但仍然无法确保堤垸的安全。洞庭湖区洪涝灾害的频率高于太湖流域，受灾损失大于太湖流域，正因此而来。另一方面，洞庭湖区水情变化的不可测因素比太湖流域多得多。太湖流域周围地貌起伏甚小，突发洪水的频率小得多，洞庭湖区则不然。洞庭湖接纳的水源要比太湖复杂得多:北面有长江四口(即松滋、藕池、太平、调弦四口，调弦口现已堵塞，仅存三口)，在洪水季节往洞庭湖注水;南面有湘、资、沅、澧四水往洞庭湖注水。由于往洞庭湖注水的长江荆江河段水道曲折，流速较快，这必然对围湖造田的堤防构成较大的冲力。沅江、澧水又是从高原台地直接入洞庭湖，汛期洪水水流速度都很大，若遇长江四口来水，与南面四水相顶托，水流速度更要加快，对堤垸的冲力都必将成倍地增加，这也是洞庭湖区防洪压力增大的又一重要原因。加之洞庭湖的来水含沙量大，大量在洞庭湖水域淤积，造成湖内水域排洪不畅，这也是造成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安全性降低的另一原因。洞庭湖围湖造田比之于太湖流域围湖造田极不安全。近年来，水利工作者对1996年洞庭湖特大洪涝灾害的分析最能揭示洞庭湖围湖造田的这一重大隐患。1996年洞庭湖区洪涝成灾，水利专家明确地指出，这次洪涝灾害的成因除自然原因外，特别强调了围湖造田是造成和加剧洪水成灾的重要原因:“作为吞吐长江、四水的洞庭湖，却因泥沙淤积和围垦等原因，近几十年湖盆平均壅高1．23m，外湖面积净减1659km2，容积相应减少119×108m3，湖泊天然调蓄功能因此而减少20．1%。”这是导致“湖区1996

年洪水规模不及历史，洪水位超历史(8天零3小时)且成灾时间长，涝灾面积大的症结所在”，表明“湖区筑堤围垸，在发挥抗御洪水泛滥作用的同时也

孕育着洪溃的致灾因子”，而“垸内因围垦造田使内湖面积减少10．27×104hm2”，更是大大地降低了抗御洪水的能力(李景保，1998)。由此看来，在洞庭湖的围湖造田从某种意义上讲简直是在给本地区乃至全长江下游制造洪涝灾难。相比之下，太湖的圩田建造则大不一样。由于圩田建设排干的是浅水沼泽，建成圩田后，对洪水的吸纳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差异，加上太湖流域江河流速不大，洪水区的涨幅及波动值不大，自然也就不会像在洞庭湖区那样酿成大范围的洪涝灾祸。洞庭湖区的围湖不仅种下了洪涝灾祸的隐患，而且建造起的低洼地稻田也是一大批质量低下的内涝田，其质量低下的程度在近年来的科学研究中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洞庭湖区有近200多万亩低洼地，长期处于‘稻谷加稻草’的经营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里的农民为脱贫致富，进行了综合利用的种种探索。因地下水害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众多的综合利用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张正湘，1995)上述提到洞庭湖区内涝地面积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