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原因分析

世界性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原因分析

孙兰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是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世界性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时期。少数富翁富得可抵国，多数穷人穷得难以生存，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之一。

一、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扩大

1、世界财富急剧向少数人聚集。

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这种地步：1996年世界上358位最富的人拥有的财产超过全球近一半人口年收入的总和；1998年世界上最富的225人（其中60人是美国人）拥有1万亿美元财产，相当于世界最贫穷的25亿人的全部收入；全球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开销接近24万亿美元，最富的1/5人口消费占86%，最穷的1/5人口消费只占1%，相关86倍。世界上最富的15人的资产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2、全世界贫困人口增加和生存条件恶化。

全球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按世界最贫穷国家衡量贫困的标准）的贫困人口，1993年大约是13亿；目前15亿人，5年多的时间里增加了2亿。90年代初，由于缺乏就业机会，全世界有1/3（约4亿）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城市贫困人口最集中的是亚洲，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非洲城市的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占41%。世界城市人口以每周1 00万人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00年城市穷人将增加到10亿。

3、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扩大。

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力开发"年度报告显示，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从1960年到1993年期间增大了两倍，即从5700美元增加到15400美元。据1999年9月15日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世界前10位经济大国排名，美国仍居第一；瑞士以1998年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保持世界首富之位。人均年收入100美元的埃塞俄比亚排名最后。人均年收入380美元以下的国家59个；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有33个在非洲，13个在亚太地区，两个在拉丁美洲。全世界人口的1/5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他们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份额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以及电话线路的74%；另有1/5的人口生活在最贫困的国家，他们只占有上述各项指标的1%左右。

信息社会使"南北"差距更大。目前，全世界有因特网用户1.3亿人，发展中国家用户1 000万人，占全世界用户的7.8%；发达国家1.2亿用户，占92.2%，每6.8人中就有1名因特网用户，他们的确生活在信息社会，而发展中国家每440人才有1名用户。1997年发达国家每100人的计算机拥用量：美国42台，澳大利亚35台，加拿大27台，德国26台，日本22台。而在拉美，每1120人才有1台计算机；在非洲，平均25125人有1台（每1 89人拥有一台计算机的南非除外）。美国计算机总量多于世界所有国家计算机数量之和，电话在总量上占全世界的60%，州际公路43000英里，平均1.9人就有一辆汽车。前苏联16人拥有1辆汽车，英国3.4人、法国2.6人拥有一辆汽车。

4、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贫富差距的扩大在拉丁美洲最为严重。1998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拉美未来10年的发展和各国日程》指出，拉美的最低工资在1980年到1996年期间，下降了30%，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1%上升到50%。据官方统计，墨西哥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和印第安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在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巴西，富人的收入比穷人高30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90年代是一个增长与贫困并存的年代，这其中自然有非洲、西亚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80年代的经济调整改革使得90年代的穷人"雪上加霜"。

5、经济转型国家收入差距扩大。

在转型经济国家贫富差距扩大是一种普遍现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1990年到1993年期间，全世界收入下降的人口超过10亿，大多数是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共和国。由于战乱、贫困和疾病，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有1亿多儿童处于危险之中。格鲁吉亚人的工资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89年的70%下降到1993年的20%。

1999年2月26日《俄罗斯报》年披露，1998年俄国居民实际现金收入比1997年下降18%；危机爆发后人均月工资为60美元，目前为40~50美元；1998年拖欠工资额为7 70亿卢布，是1997年的1.45倍；儿童补助金欠款从1998年的158亿卢布增至254亿卢布；危机后的退休金数额减少了28%，3300万退休者受连累。1997年贫富收入之差为9. 8倍，1998年上升到14.5倍。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已从1991年的69岁减少到1994年的64岁，比起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还要短。

失业救济水平较低是造成失业人员贫困的重要原因。在失业救济水平较高的匈牙利，1 993年有失业人员的家庭仅占贫困家庭的17.5%，而同期这一比例在俄罗斯为63%。实际上，失业只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还应归结为经济体制的转轨本身。在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过于平均的分配这一不合理现象得到了改变，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例如，在波兰只受过很少正规教育的人，其贫困的可能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9倍，在罗马尼亚这一比率为5倍。经济转型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影响到收入差距的变化。1995年6月，俄罗斯10%的富有地区（主要是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和莫斯科地区）得到了总收入的44%，而20%的贫困地区（主要是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地区的共和国）只得到了总收入的5%。转型过程中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为暴富群体的滋生提供了机会。这一点在俄罗斯特别突出，在私有化过程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手段大量聚集私有财产，从而跻身富人阶层。

二、世界性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与结论

1、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当代世界具有一定普遍性，与经济全球化有一定关系。

经济全球化好似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效应，又有负面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加强，阻碍经济交往的障碍日益减少。这就使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大企业家和商家有机会赚全世界的钱。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一是跨国公司，主宰全球的投资、生产和贸易；二是

国际银行或金融中介，控制世界金融。在利润利益的驱动下，它们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在全球活动。近年来，资金铁主要流向还是发达国家，其次是经济增长快、市场潜力大、投资环境看好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轮到低收入国家的外资则微乎其微。非洲国家吸收的外资仅相当于流向发展中国家外资的5%。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一些新兴工业经济体的资金大量流出。资金匮乏仍然是制约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经济落后必然造成贫困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跨国流动能力越来越强，它可以抛开本国的支持，流向劳动力廉价的国家或地区，这既可以要挟本国为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而出台优惠政策，又可以向其他国家讨价还价；无论是本国还是他国，牺牲的都是劳工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据调查，德国股份司的税收在全国税收中的比例由1960年9.5%下降到1998年的3.8%；而工资收入税所占比例则由12%上升到28%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仍是各国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处境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挤压，与发达国家并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国际多边谈判中，发达国家极力推动达成对自己国家有利的协议。跨国公司尽管表现了某些"无国界"的特点，但是，跨国公司主要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跨国公司的利益可以说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全球以资产排名的前100家大公司中，发展中国家只有两家。美国爱德化·S·赫尔曼认为，全球化是"支持上等公民--跨国公司支配的体制"，"为全球少数人服务，因而损害大多数人，孕育金融的不稳定性并且加剧环境的危机"（引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2、贫富差距扩大与知识和教育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知识和教育可以使亿万人脱贫，也能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世界目前贫富差距正是反映了各国和各类人员知识、教育和科技水平的差距。在科技使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世界上，能否拥有一部电话也会成为贫富差距扩大或缩小的原因，因为信息变得非常重要。在拉美，电话一般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之外电话线路就减少一半。与营养、计划生育、工程建筑和统计有关的各种信息，可以帮助亿万人摆脱贫困；而没有必要的信息，他们只能陷于贫困和黑暗。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死亡，与他们的父母不懂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基本常识有关。所以，教育是关键。收入只有美国1/10的哥斯达黎加儿童死亡率很低，与工业化国家不相上下，原因是教育搞得好。该国政府坚持经常向民众进行医疗卫生和预防疾病的宣传。在玻利维亚，没有上过学的母亲的孩子死亡率要比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母亲的孩子死亡率高2至3倍。

知识差距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缩小知识差距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关键是解决信息问题。缺乏信息的情况不可能很快完全消除，但是，减轻这个矛盾是可以做到的。这对公平合理、可持续和迅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驾驭全球知识猛增的局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机会和威胁并存。注意教育分配的调控，已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因为决定劳动质量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实际上，教育也是促进收入分配平等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讲，大力加强教育，建立健全教育援助制度；加强培训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教育状况，才能增强其就业和收入的竞争力。

3、反贫困是各国普遍重视的战备问题

面对世界性贫富差距的扩大，反贫困问题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可回避的问题。各国相继提出各种反贫困战略。在70年代以前，先增长、后分配模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这些国家普遍认为只要加速经济增长，实现国家工业化，就能自然地摆脱贫困。他们把生产和增长放在首要位置，分配和就业次之。结果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贫困加剧。如，印度仅1972~1977年的5年间，贫困人口就增加了1350万墨西哥1955~197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6.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由1950年的181美元增至1970年的661美元。而贫困却有增无减。1970年，墨西哥有64%的在职人员低于维持最低生活的收入水平，有近2/3的居民得不到医疗，1/3以上的居民栖息在贫民窟里。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墨西哥病"，在当时甚至具有某种普遍性。

以斯里兰卡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取了重分配而轻增长的模式。在70年代前，斯里兰卡政府一直在粮食、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维持庞大的福利补贴开支。由于各种福利补贴费用过大，严重影响了投资的增长，而长期的低增长也使高福利政策失去了基础，最终使国家经济发展陷于停滞，贫困人口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反弹。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实行增长与分配相兼顾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消除贫困的成绩也是明显的。韩国经济的全面高速增长使这个196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7美元的国家贫困发生率从1965年40.9%下降到1986年的7.7%，而且消除了农村的绝对贫困。进入8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出现了严重恶化。除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外，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倒退局面。目前，各国的调整都是以市场为取向的，而在市场条件下，穷人的利益最易被忽视，穷人也最容易受到伤害。其原因主要有三点；（1）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损害经济增长，使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下降；（2）减少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价格补贴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穷人的打击更大；（3）如果在巨额财政赤字和生产萎缩条件下放开价格，减少进口，将使物价失去控制，其最大受害者也还是穷人。

4、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当前贫富不均等程度居中偏上，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亦应引起高度重视。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处于中间偏上位置，基尼系数明显低于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略高于亚洲的一些国家（世界银行，1996），与印度大体持平，基尼系数比印度约高4个百分点。从十等分组的收入比例来看，中国的富人没有印度的富人富，中国的穷人比印度的穷人穷。"中国居民收入研究课题组"根据1988年和1995年两次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均等程度无可争辩地扩大了，按照国际标准，这种扩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测算出的基尼系数从38.6%扩大到46.2%。这种不均等程度的扩大相当普遍，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区或某一人群组。

今天，消除贫困仍然是关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85%以上。从整体上看，中国城镇居民不存在生存意义上的贫困，只有极少数人处于绝对贫困之中。但从社会影响的角度考察，城镇的贫困问题也不容忽视，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