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抢夺行为界定的思考

关于抢夺行为界定的思考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理论阐释立场的差异性及社会生活事实的复杂性，刑事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如何界定抢夺行为存在较大争议。

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抢夺”具有“争夺”之意，一般认为以实施一定的强力为必要，出现的疑问便是如何理解这种“强力”，其与刑法中的“暴力”关系如何。

换句话说，抢夺行为是否需要实施“暴力”，如认为需要实施“暴力”则此种“暴力”与抢劫罪之“暴力”有何区别，这关系到如何区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问题。

其二，理论界一般认为抢夺是“公然夺取”，出现的疑问便是如何理解抢夺罪的“公然夺取”，或者说如何理解抢夺行为的“公然性”，是作为主观要素理解还是作为客观要素理解，这关系到如何区分抢夺罪与盗窃罪的问题。

一、抢夺行为之“暴力”抢夺行为以实施一定的强制力为必要，但该种强制力是否为刑法中的“暴力”，理论界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

有人认为，抢夺财物要使用一定的强力，但这种强力不是暴力；[1]有人认为，抢夺罪乃行为人出于取得意图，而以暴力掠取财物之财产罪。

所谓抢夺系指趁人不备，出其不意，遽然以不法腕力，使人不及抗拒，而强加夺取。

行为人强行夺取之时，当然不免施用强暴手段，但以尚未致使人不能抗拒之程度为限；[2]有人认为，抢夺行为是直接夺取财物的行为，即直接对财物实施暴力而不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暴力。

[3]第一种观点以是否直接侵害人身为依据来区分暴力与强力，抢夺行为中的强力不直接作用于人身而不构成暴力，抢劫罪中的暴力是直接作用于被害人的身体的。

后两种观点虽然都认为抢夺行为需要实施暴力，但其对暴力的理解并不相同。

其实，第三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将并未直接侵害人身的强力也纳入“暴力”概念的范围，实质上都主张抢劫罪中的“暴力”直接作用于人身而抢夺罪中的“暴力”是直接针对财物而非被害人之身体。

第二种观点与之不同，其并不以是否直接侵害人身为标准来认定“暴力”，主张未及使人不能抗拒程度的强力亦属于“暴力”，抢劫罪中的“暴力”达到了足以使人不能抗拒的程度，抢夺罪中的“暴力”尚未达到足以使人抗拒的程度。

在刑法中，暴力通常是指具有公然性、攻击性、强制性的行动，包括对人的暴力和对物的暴力。

[4]暴力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含义。

如抗税罪中的暴力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人暴力，即对履行税收职责的税务人员的人身不法行使有形力，使其不能正常履行职责；二是对物暴力，即冲击、打砸税务机关，使税务机关不能从事正常的税收活动。

又如强奸罪中的暴力，是指不法对被害妇女行使有形力，足以使妇女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

有学者对暴力的含义进行了区分，认为最广义的暴力，包括不法行使有形力的一切情况，其对象不仅可以是人（对人暴力），而且可以是物(对物暴力)。

广义的暴力，是指不法对人行使有形力的行为，但不要求对人的身体行使，只要对人的身体以强烈的物理影响即可，如在他人身边播放高分贝噪音。

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的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但不要求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如打人一耳光。

最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行使有形力，并达到了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但不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

[5]笔者认为，上述对“暴力”的区分主要有两个维度，即暴力作用的对象和暴力对人的影响程度。

从暴力对人的影响程度来看，暴力对人的影响程度可分为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暴力和不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暴力（或者在两者之间还有一个“使人反抗显著困难”的等级）。

从暴力作用的对象来看，对人暴力是指对人造成强烈物理影响的暴力，或者以人的身体为有形力的直接作用对象，或者以物体为中介而对人的身体造成强烈的物体影响。

对物暴力以物体为直接作用对象，不对人的身体造成强烈的物体影响。

对物暴力的效果是直接对他人的财产造成物理上的损害或排除他人财产权利的行使，或者给他人心理造成强烈影响进而妨碍他人权利或自由的行使或享有。

但不管怎么区分，因为刑法确实在多种含义上使用“暴力”一词，因而没有必要将抢夺罪的强力划分出暴力范畴之外而另外使用“强力”等概念，即使就抢夺罪另外使用强力概念，认为强力不同于暴力，也仍然存在如何合理区分强力与暴力的含义及划分两者范围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以将抢夺罪中的强力归属于暴力的范畴为宜。

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抢夺罪中的“强力”是何种意义上的“暴力”，确定抢夺行为中暴力作用的对象及其程度。

（一）抢夺行为中的“对人暴力”关于抢夺罪的立法例可分为独立成罪和不独立成罪两种模式，前者如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及俄罗斯，将抢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后者是英美法系和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即未将抢夺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

在抢夺不独立成罪的立法模式下，对未使用暴力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一般以偷盗罪处理，对于使用程度不等的暴力或胁迫的各种抢夺行为，则根据各国刑法对抢劫罪的暴力或胁迫程度的要求来决定以盗窃或抢劫处理。

大体上可以说，抢劫罪对暴力程度要求越高，则以抢劫罪处理的范围越窄，反之亦然。

我国刑法虽然就抢夺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但抢夺行为的理解认定也是与抢劫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体现在如何理解抢夺行为与抢劫行为中的“暴力”问题。

对抢劫罪中的“暴力”如何理解，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必须是足以危及被害人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任其当即抢走财物，或者被迫立即交出财物。

[6]第二种观点认为，暴力行为只要足以抑制对方的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质。

[7]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对他人实施暴力的目的，是使被害人不能或者不敢反抗，以便夺取其财物，不论事实上是否能遏制或者排除被害人反抗的勇气和能力，就可以构成抢劫罪。

[8]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没有正确把握抢劫罪中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系，抢劫行为人实施暴力侵害，通常不是为了损害或剥夺受害人的健康或生命，而是为了排除受害人的反抗进而取得财物，事实上有时相对轻微的暴力即能抑制受害人的反抗，如果对何谓“足以危及被害人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进行严格解释，则此种主张是对手段行为的过份要求，过度限缩了抢劫罪的成立范围，如果对其进行宽缓解释，则通常的殴打等手段都足以危及身体健康，此种要求又似乎显得多余，故该观点并不合理。

第三种观点正确把握了抢劫罪中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主观方面的联系，即行为人实施暴力的主观意图是服务于取财这一目的行为，但对暴力的程度几乎没作任何限制，亦不符合抢劫罪的客观结构。

抢劫罪在客观上亦是通过暴力排除受害人的反抗而取得财物，不能是基于受害人的怜悯等原因而取得财物，必然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客观上能造成被害人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而取得财物。

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最为合理，但第二种观点仍存在如何判断或者说以何种标准“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问题。

对此，日本刑法理论界有两种不同主张：一种是主观说，主张以行为人是否预见到暴力、胁迫能够抑制对方反抗，即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作为判断的标准。

如果行为人认识到即使采用客观上轻微的暴力、胁迫方法，就能抑制对方的反抗，那就应该视为抢劫罪的暴力、胁迫。

例如，犯罪人用玩具手枪胁迫对方夺取其财物的场合，被害者以为是真枪而不敢反抗，由于犯人预见到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构成抢劫罪。

另一种是客观说，认为应该从暴力、胁迫的性质来作判断，也就是以是否达到足以抑制普通人反抗的程度作为客观的判断标准。

就前述用玩具手枪胁迫的实例来说，由于从客观上看，这种胁迫不能认为是抢劫的方法，所以不能构成抢劫罪。

客观说是日本法院判例和通说的主张。

笔者赞同客观说，因为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定型性，对犯罪的认定应采由客观的定型性再到主观的具体性判断的顺序，采主观说则会导致这种定型性消解于无形，有损刑法的保障机能。

总体而言，抢劫罪中的暴力客观上达到了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行为人使用暴力的主观目的在于抑制对方的反抗。

暴力未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程度或者并非服务于取财目的的均不构成抢劫罪。

由此，行为人实施的轻微对人暴力，如果客观上没有达到足以抑制他人反抗自由的程度，主观目的也并非抑制对方的意思或行动自由，亦可能构成抢夺罪。

暴力是否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以一般人或普通人的认识为标准。

（二）抢夺行为中的“对物暴力”从现实危害来看，对物暴力可造成财物毁损或者因有形力的物理作用直接造成妨碍他人财产权利行使的后果，亦可对他人心理造成强烈影响并籍由此种心理影响妨碍他人行使权利和自由，行为人从而得以实施某种犯罪行为。

然而，我国刑法对多种犯罪规定了“胁迫”的方法，如果行为人实施对物暴力，给他人心理造成强烈影响并籍由此种心理影响妨碍他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完全有可能构成我国刑法中的“胁迫”，如就抢劫罪而言对物暴力实质就是胁迫。

[9]因此，虽然抢夺罪中的强力虽然主要是“对物暴力”，但并非任何对物暴力都是抢夺罪中的强力，应当认真区分对物暴力是直接侵害他人财物权利还是籍由对物暴力给他人造成的心理影响间接妨碍他人行使权利，以确定是否构成了胁迫。

对物暴力构成胁迫的应认定为抢劫罪而不是抢夺罪。

值得讨论的是，有观点认为，只有当对物暴力可能导致被害人伤亡时，才宜认定为抢夺罪，并非任何公开夺取财物的行为均能构成抢夺。

[10]但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并不能成立，抢夺罪对物暴力并不要求具有导致人员伤亡可能性。

理由在于：第一，此种观点会导致刑法规定的不合理。

既然抢夺行为的对物暴力有可能导致被害人伤亡，理当比不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纯粹侵犯财产法益的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但我国刑法对抢夺罪规定的法定刑却并没有体现出比盗窃罪更严厉的否定评价，相反显得更轻缓一些，因为刑法对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规定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对抢夺罪却没有此等规定，抢夺罪的最高法定刑只是无期徒刑。

主张“只有当对物暴力行为可能导致被害人伤亡时才宜认定为抢夺罪”会导致刑法规定不合理的解释结论，将刑法规定解释出巨大的矛盾。

第二，行为的秘密性与公然性可以成为划分盗窃与抢夺罪界限的标准。

论者主张，由于不能从客观行为秘密与否区分盗窃与抢夺，盗窃行为客观上完全可能具有公开性，要求秘密与公开的区别仅存在于行为中的主观认识中的观点也存在混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抹杀盗窃与抢夺的客观行为区别等诸多问题，故应当以是否存在具有致人伤亡可能性的对物暴力为标准区分盗窃罪和抢夺罪。

[11]但笔者认为，称“不能从客观行为秘密与否区分盗窃与抢夺”是没有正确理解盗窃罪的秘密性与抢夺罪的公然性所致。

盗窃罪是以具有秘密性的方法或者不易为被害人发觉的方法盗取他人财物，抢夺罪是以具有公然性的方法或容易为被害人发觉的方法夺取他人财物。

此种所谓行为的秘密性或公然性[12]，系社会上一般人对行为本身属性的评价，并不是一种行为实施后被人发觉与否的实然状态，并不是客观上没有为被害人发觉的行为才具有秘密性，客观上为被害人所发觉的行为就不具有秘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