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简介

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李大钊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碑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李大钊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林则徐在饱经打击和磨难，在"同甘苦四十四年"的夫人郑氏"先撒手"的感伤心情中，在个人功成名就并且已经因病退休之后，在亟应安定清闲地治病养病的时候，在政敌穆彰阿仍把持大权的情况下。甘冒生命与政治风险，不计个人祸福生死，立即应诏赴任，是一般人所难以想泉的。这既说明，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对于广西骚乱的严重性及可能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灾难，有清醒的认识和预见。对于以迷信活动酝酿公开造反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用生命证明，念念不忘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是由衷的信条而非一时的豪言壮语。他一生的言论行止，较之洪、杨的所作所为，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将洪、杨的精神境界与他相比，倘不说是对他的亵渎，那就说是极大的反差吧。然而，在一百年后，在一些学者的眼里，林则徐应诏去广西，竟成了他的罪名或污点。历史之被颠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这是某些将"农民起义"一概美化的理论造成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将林则徐的舍命赴任，与太平军的造反，与为美化太平军而污辱林则徐的观点，与"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一起放在现当代良知的评议台上，将青史，从头说。”

胡适这个名字，现在许多人都比较陌生或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只从负面评价中听说过，这是由于过去片面批判否定而形成的，歪曲历史是极大的不公正。胡适1910年8 月赴美，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改入文学院。初到美国，胡适积极参加各种社团课外活动，用英语演说，和人辩论。初入校，英文即达免试程度，又选修法文、德文，均达独立阅读水平。1912年即翻译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原名《割地》），寄上海《大共和日报》发表，后又经书刊转载，并被收入小学课本，成为数十年不衰的爱国主义教材。胡适对中国古籍也深有研究，曾写文章在国内报章发表。在日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读后佩服，写信结交。1915年8 月在美国负盛名而担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袁称帝制造舆论。胡适读后愤慨，立即写《中国与民主》一文力予驳斥，接着再写一篇《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给以猛攻。1914年6月，胡适与友人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这是我国第一个科学团体。并出版中、英文两种版本的《科学》月刊，中文版在上海发行，1915年正式出版后逐渐扩大，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等方不住面争论的问题很多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刚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反映了“正在上升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要求革除旧制,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康有为早期思想体系的构成是多层次的:将西学融入中学,将今文经学对抗古文经学,将明末遗民思想充实儒学,将陆王心学排斥程朱理学,将佛学扩充儒学。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如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但瑕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如1928年的改旗易帜完成了国家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垂青史。纵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施行易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虽然他后来执行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但日后的西安事变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司法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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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