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不端行为的制度成因分析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瓯百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总第２１２期）　

科研不端行为的制度成因分析　解本远　摘　要：　在科学研究制度中，科学规范制度预设了科研诚信，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　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都以诚信为前提和基础；而科学奖励制度则强调科学发现的　独创性，由此加剧了科研人员之间的竞争，并使他们在遵守科研诚信并付出科研努力却　得不到科学奖励的情况下，有可能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违背科研诚信，实施科研不端行　为。科学规范与科学奖励之间的内在张力成为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制度成因，并为治　理科研不端行为制度建设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科学规范；科学奖励；科研诚信；科研不端　中图分类号：Ｇ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９１４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５ｌ一０５　

科学界各种科研不端行为的不断出现，已使　科研诚信（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问题成为政府、高　校、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　问题之一。治理科研不端行为，既需要全面分析　并把脉其成因，又要在此基础上提出并构建相应　的治理对策。分析科研不端行为，不应当仅仅从　科研人员个人道德品质上找原因，更应当分析其　制度成因。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科学研究活动过　程中，形成了规范和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科学研究　目标的一系列研究制度。在科学研究制度中，科　学规范制度和奖励制度是两种重要的制度安排。　本文通过分析科学的规范制度和奖励制度及其相　互关系，指出这两种制度内部存在的张力是造成　科研不端这一非诚信行为的重要制度成因，从而　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合理性提供依据。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１　作者简介：解本远，男，山东即墨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研究”（批准号：１１＆ＺＤ０３０）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①国内外学者对于“诚信”（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的含义有着不同理解，本文采纳《科学道德：倡导负责任行为》一书关于诚信　的界定：“在科研活动这一特定情况下的道德原则的坚定性。”［１］（Ｐ．４２）而科研不端行为即是指在科学研究中违背科研　诚信的不良行为。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制在科学规范制度和奖励制度之间的张力这一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制度成　因，但这并非科研不端行为的唯一原因。本文在第三部分讨论科研不端行为制度成因的启示时也是基于这一原因。　

５１　解本远科研不端行为的制度成因分析　科学规范制度预设科研诚信　科学规范是指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为了实　现科学目标而应当遵循的规定或者标准。①对于　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应当遵循何种规范的问　题，人们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以美国科学社　会学家罗伯特·Ｋ－默顿的观点最为重要。默顿在　其《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指出了四种典型的　科学规范：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　怀疑态度，并认为这四种规范构成了现代科学的　精神特质，通过“规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　来规约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２］（ＰＰ．３６１～３７０）②　那么，科学规范和科研诚信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呢？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文中，默顿曾经将诚　信与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等一同列为科学规　范，“包含在科学精神特质中的各种情操具体表　现为学术诚实、诚信、有组织的怀疑、无私利性、非　个人性等。”［２］（Ｐ．３５１）这就使得默顿关于科学规　范的论述面临质疑：科研诚信是否应当被归入科　学规范之中？其实，在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　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默顿指出了诚　信与普遍主义等科学规范的关系：科学“预设了　科学家是不谋利、诚信和诚实的，因而指向了道德　规范”。［３］（Ｐ．２８８）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之所以能　够在科学研究中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因为科　研人员是诚信的，反之，一个不诚信的科研人员也　不可能遵守科学道德规范。因此，诚信没有与普　遍主义等一起被列为科学规范，并不是因为诚信　不是科研人员应当遵守的规范，而是因为科研诚　信乃是科研人员所遵守的科学规范的前提和基　础，无论是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还是有组　织的怀疑态度，都已经预设了科研诚信的要求。　以普遍主义为例，普遍主义要求“关于真相的断　言，无论其来源如何，都必须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　的标准：即要与观察和以前被证实的知识相一　致”。［２］（Ｐ．３６５）普遍主义要求科研人员以一种　客观、诚信的态度对待不同国家科研人员的贡献。　而否认普遍主义则容易陷入特殊主义的泥潭，持　有特殊主义的科研人员往往会坚持种族中心主义　的观点，贬低其他种族科研人员的贡献，甚至“说　他们带有民族主义的偏见、相互吹捧、进行学术欺　骗、无竞争性和缺乏创造性。”［２］（Ｐ．３６７）公有性　和无私利性强调了科学乃是为社会所公有，不能　成为科研人员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公　有性和无私利性同样要求科研人员诚信研究，否　则就会为了自己和某个共同体的利益实施欺骗等　科研不端行为。怀疑主义态度要求“对于科学知　识，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应当持续地仔细检查　可能的事实错误或者论证的矛盾。”［４］（Ｐ．１２６）科　学的怀疑主义要求科研人员既要以一种客观的态　度对待“自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实”［２］（ｐ．　３７６），更要将质疑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由此，　尽管科研诚信并没有被明确规定为科学规范，毋　宁说科研诚信乃是科学规范诸多内容的基础和前　提。基于这一认识，对科学规范的遵守也就很自　然地排除那些违反诚信的科研不端行为。　

二、科学奖励制度加剧科研不端行为　科学规范预设了科研诚信，但这并不意味着　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能够自觉地遵守科学规　范，做到诚信研究，拒斥科研不端行为。科研规范　对科研人员所提出的乃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要　求，即科研人员仅仅出于实现科学目标这一动机　而从事科学研究。但实际上，科研人员从事科学　研究的动机，不只是有科学研究本身，还有满足个　人利益欲求的功利动机。这些个人利益欲求既包　括精神上的，也包括物质上的。而科学制度中的　科学奖励制度，恰是要通过对科研人员科研成果　给予相应的奖励而满足他们的个人利益欲求，从　而调动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　科学奖励是科学制度的重要构成内容，在默　顿看来，它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给那些　

①一般而言，规范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认知规范和道德规范，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既需要遵守认知规范，即为　了实现既定科学目标而需遵循的基本科学理论、事实和科学实验的基本操作规定等，也需要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本文　所指的科学规范特指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　②出于统一术语需要，本文对《科学社会学》和《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两书当中的相关译文进行　了适当调整，恕不一一说明。　

５２　解本远科研不端行为的制度成因分析　以各种方式遵守其规范要求的人颁发奖励”。［２］　（Ｐ．４００）科学奖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给予　科研人员以奖金等物质性奖励外，还包括荣誉性　奖励，如给予在科研工作中做出独创性贡献的人　以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授予荣誉称号等。如果科　学制度确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给予科研人员以奖　励，即只要科研人员遵守了普遍主义、公有性、无　私利性等规范要求，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那么科　研人员必然会遵守科学规范，也不会实行各种有　悖诚信的科研不端行为。但事实上，人们对科学　规范制度和奖励制度之间这种德福一致的期许，　时常会受到挑战，有时遵守诚信规范的科研人员　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多于甚或少于背离诚信规范　的科研人员所得到的利益。为此，我们有必要分　析科学规范与科学奖励的关系。　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都是为了实现科学目标　而被科学共同体认可并建立的制度体系。就科学　规范与科学目标之间的关系而言：对科学规范的　遵守乃是实现科学目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　件。而科学奖励则是要对那些实现科学目标的科　研人员进行奖励，即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有可　能或者已经拓展了科学知识，并造福人类。因此，　科学奖励对科学人员的研究工作采取了一种后果　主义①的观点：科研人员对科学规范的遵守并不　足以使他们获得科学奖励，只有那些可能或已经　实现科学奖励制度所要求成果的科研人员才能获　得科学奖励。由此，科研人员对科学规范的遵守　乃是科研人员获得科学奖励的必要条件，科学共　同体在决定是否给予科研人员以奖励时，需要考　虑其对科学规范的遵守。　科学奖励的初衷是要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学　研究，实现科学目标，造福社会，其积极作用是毋　庸置疑的，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奖励　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并为其创造便利条　件；二是通过奖励对科研人员的研究进行适当控　制，鼓励他们从事那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研　究。但是，正如默顿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一文　中所指出的，“科学的奖励系统又进一步在科学　制度上加强了对独创性的强调并使之永久化了。　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独创性是现代　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制度化目标，有时可以说是至　高无上的，而对独创性的承认则是由此而派生出　来的、但往往却被过分强调了的目标。”［２］（Ｐ．　４０９）科学制度对独创性的关注使得部分科研人员　为了得到同行和社会的承认，进而获得科学奖励，　以至于采取违背科学规范的做法，实施科研不端　行为，通过抄袭、剽窃、欺骗等手段，获取同行肯　定，骗取科学奖励。科学奖励在加剧科研不端行　为方面，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科学奖励制度加剧了科研人员之间的　竞争。在现代社会，不管科学研究是由公共部门　还是由私人机构资助，这些部门或机构都希望他　们所提供的科学奖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大卫·古斯顿将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和科研人员之　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委托方　的资助者，即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将科研项目交　由作为代理人一方的科研人员，由科研人员通过　科学研究，“推动知识前沿的进步，而且通常还必　须对高等教育、军事安全、公共卫生、经济优势或　者其他任务有所贡献。”［５］（Ｐ．２５）而委托方需要　采取一定的标准（例如科学研究的创新性等）对　科研人员进行选择，最终选择那些能够实现委托　目的的科研人员。这就加剧了科研人员之间的竞　争，而“这种竞争有时可能会怂恿人们使用不正　当的手段或可疑的手段去贬低对手……常常表现　为另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其中包括谎称做出了　发现。”［２］（Ｐ．４２３）而科学奖励通过授予科研人员　的发现以优先权，给予科研人员的独创性发现以　荣誉性肯定，由此引发科研人员之间产生竞争并　导致科研不端行为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默顿曾　经列举了一长串科研人员通过实施欺诈行为以获　取科学优先权的事例。［２］（Ｐ．４１９）这表明，科学奖　励制度加剧了科研人员之间的竞争，进而引发了　科研不端行为。　其次，科学奖励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科学目　标和科研人员个人需求之间的冲突，使得科研人　员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违背科研诚信，实行科研　不端行为。从科研人员个人角度来看，他从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