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曲高和寡？经典经济学解释“剩女”现象

是她曲高和寡？经典经济学解释“剩女”现象作者：刘倩来源：《科学大观园》2018年第05期这几年，“剩女”一词大行其道。

每当讲起这个话题，大家都是长篇大论、慷慨激昂。

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讨论该问题的，却少之又少。

本文希望引用经典经济学的相关文献，并结合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讨论这个问题。

过分关心可能变成自私的爱经济学分析都有前提条件和假设。

说起“剩女”，言下之意是欲婚而不達，被剩下是件不快乐的事情。

但是，首先经济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效用不能直接对比。

类似“A君是否比B君更开心”是个无法比较的伪命题——我们可以说A君比自己平日更开心或沮丧，但不能跟别人比。

一个人无法拿自己的主观感受来鉴别TA人的感受效用方程，所以说某人如何“幸福”或者“可怜”，这就是个相对伪命题。

简单说，你怎么知道TA过得不比你看到的好呢？当七大姑八大姨好心劝一个妙龄女子及时成家的时候，她们没有想到单身的自由，例如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

同样，单身男士看着被老婆管得服服帖帖的已婚朋友时，他们又怎能体会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份甜蜜温暖？所以，外人的劝说，虽然出于好心，但是过分地劝，就不仅仅是啰嗦，而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可能会产生多余且不必要的压力。

此时的关心，就变成了自私的爱。

第二个前提是：大家都希望结婚。

婚姻有幸福和不幸之分，由于每个个体对幸福和婚姻的定义不同，有的效用方程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有的效用方程更偏重“琴棋书画诗酒花”，这里不深入定义。

第三个前提是效用排列：1.幸福的婚姻 > 2.单身 > 3.不幸的婚姻。

通常大家对“剩”字争论的重点就在于此——很多讨论的“剩女”是被动态，但有相当多的情况是理性的“剩女”，即认为跟某恋爱对象共同步入婚姻殿堂带来的效用预期不会超过自己单身的状态，也就是2的效用高于3，此时这个“剩”是主动态。

这篇文章更希望解释的是从单身到幸福的婚姻，即从2到1之间的距离到底是什么。

大都市女性普遍多于男性为什么说“剩女”是个全球现象？劳动经济学文献里有一篇经典文章是Lena Edlund于2005年发表的《Sex and the City》。

Edlund的文章提出并解释了一个前人很少关注的问题——全世界大都市里普遍都是女性数量多于男性，而人类正常性别比都是男性数量更多才对，并且对所谓的“剩女”现象提出一个经济学的解释。

文章开篇举出欧洲和美洲的47个国家里，农村中25岁至34岁的青年人男性数量多于女性，而在城市里，女性却多于男性。

Edlund对这个城乡趋势提供的经济学解释是，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这里男性工资平均要高于农村工资。

而女性来到城市，看中的不仅仅是更好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还有更好的婚姻机会（婚姻市场）。

在进入理论讨论之前，Edlund加入了一段关于婚姻市场的讨论，这在当时这方面文献里是个很“前卫”的讨论：古罗马有言，“Mater semper certa est， pater est， quem nuptiae demonstrant”。

意思是母亲的角色是确定的，而父亲的角色由婚姻决定。

所以在婚姻不存在的情况下，事实上只有一个家长——母亲。

婚姻给了父亲一个名正言顺的头衔，让男人有了享有孩子和监护孩子的权利，同时他要为婚姻进行支付。

Edlund解释说“婚姻可以看作是男人跟女人交换资源，从而获取当父亲权利的一种交换合同”。

的确，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女人是更占有比较优势的性别。

因为女性有子宫，才能繁育下一代。

同时卵子比精子更稀缺，女人生育的机会成本更高，所以男人只有取悦女人，才能取得交配权和繁衍权。

在这个前提下，平均收入更高的城市会吸引更多女性来找寻劳动力和婚姻市场的机会，增大女性的数量和提高“剩女”的可能性。

Edlund用瑞典289个地区的25岁至44岁人口数据来做实证数据研究，结果证明了猜测——当一个城市的平均男性收入越高，相对应当地的女人数量就越比男人多。

当然，导致男女比例变化的要素很多，所以Edlund为保证研究的严谨还包括了许多“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考虑了所有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问题之外，仅仅只看男性工资这件事情本身，对性别比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在较好控制了变量的条件下，Edlund研究结果还是得出同样结论：当工资水平高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女性比例还是更高。

这就是个很成功的稳健性检验。

Edlund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剩女”现象的经济解释，那就是大都市里女性数量大于男性，是因为女性愿意到大城市既追求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也追求更好的婚姻市场的结果。

“剩女”既是个全球现象，也是个经济现象。

中国有“剩女”现象吗？从宏观结构数量上看，没有。

简单地说，因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有大量“多余”男性，所以即便女性都到大城市来，也只是冲淡了大城市里原来男性过多的局面。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19——每100个女性对应119个男性，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女生对应6个男生，或者对每个男生来讲，你和宿舍同学或身边5个同事加起来，就有一个人找不到老婆──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其实，正常人类学情况下性别比并不是1，大约在1.05左右，原因是男婴和男性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

本文重点关注年龄在20岁至39岁之间的城市男女，跟Edlund教授分析的原因一样，要选择一个在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相对比较稳定的群体。

数据显示，我们平时讨论的城市“剩女”根本就不是纯粹的女性数量过多──全国所有地级市的市辖区在此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平均是1.05，依然是男性数量更多。

性别比例刚好平衡为1的城市包括南通和海口。

男性比例最高是鄂尔多斯，1.42，而女性比例最高的是武汉，0.83，河南的信阳紧排其后，0.86。

再看看北上广──北京1.09，上海1.07，广州1.11。

可以看出即便是北上广这些有大量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的城市，适婚年龄里面的男性数量依然是远远多于女性。

那分教育程度的适龄男女呢？高学历的适龄城市女性数量比高学历的男性数量更多还是更少？2010年普查资料显示，20岁至39岁城市人口（不等于上文的市辖区）中拥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背景的男性别比例为1.06，而其中更年轻的群体，20岁至29岁的比例是0.99。

這两个数字告诉我们，如果大家把“剩女”的讨论放在20岁至30岁之间的话，那么的确高学历的女性数量比相同学历的男性数量稍微多一点点，但几乎可以忽略。

而对于适合工作、适合结婚以及生育年龄的整个20岁至39岁青年群体而言，高学历男女比例是1.06，依然大于1，男多女少。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学历，全国城市人口20岁至39岁男女比例只有1.0056。

也就是说，如果都是在跟自己学历类似的群体里寻找另一半的话，一般的城市女性面对比自己多0.56%的男性选择。

而高学历城市女性的选择权更广，有多出6%的男性可供选择，更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所以，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明确告诉我们，城市里的“剩女”现象不是因为女性数量超过男性。

当然，普查中的婚姻数据说明结婚率跟受教育水平成反比。

“剩女”问题不在两性数量的失衡，而是在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不匹配。

新平衡还没有稳定其实，对婚姻市场的研究可以借助成型的劳动力市场模板进行分析。

对于多数想结婚（这里类比为工作）却还处于单身（类比为失业）状态的人来说，寻寻觅觅的过程只是正常的摩擦性“失业”。

劳动力市场除了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之外，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摩擦性失业──简单来说，个体找工作总是需要时间寻寻觅觅，雇主招人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找到理想人选。

一定程度的摩擦性失业是不用担心的，过于着急了随便找个工作，不认真工作跟同事处不好关系最后离职，对公司对自己都是一种不负责任。

当然也有由于心灰意冷而退出婚姻恋爱市场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应的叫做失意的放弃寻找工作的人。

摩擦性“失业”告诉我们，真命天子不会突然砸到头上，蓦然回首之前也是先要苦苦寻觅。

即使在男女数量和匹配结构平衡的地区，“剩男”“剩女”现象也会出现。

更严峻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在婚姻市场上的体现之一是男女双方期待值的问题。

经济学上讲供给和需求，本文也分别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当然，供需双方地位平等）。

先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供给。

这方面劳动经济学里的经典文章太多了，特别是2014年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贝克尔教授的大量开拓性研究，主要解释就是当女性由于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条件跟男性趋于平等，当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机会和收入大幅提高，传统男性赚钱养家的婚姻模式吸引力下降，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要求提高、“供给”下降。

不可否认，不少女性有双重标准问题。

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现实吗？徐静蕾说“你只负责单纯善良帅”，不是所有女子都能做到。

又要对方单纯善良还要高富帅，又要对方事业成功还要天天陪在身边，这种对“暖男”+“真命天子”=“暖龙”的结合体无限期待，会在婚姻市场的选择上出问题。

对婚姻有正确的态度和期待值，非常重要，否则，就算真命天子出现了也不知道，还会因为“嫌七嫌八”给错过了。

再来看婚姻市场上的男性需求方。

大家几乎都在批评“剩女”太挑剔，但批评男性的声音很少。

事实上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期待，也会影响到婚恋市场匹配的效率。

哈佛大学的Jisoo Hwang在2014年写过一篇关于“剩女”的文章，文章很明显在“怪罪”男性，指出男性不能接受受过教育并把家务活外包的职业女性。

Hwang发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上升，而社会文化和人们心态还没做出相应调整的时候，婚姻的结合就会出现问题。

很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会有强烈的双重标准，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聪慧风趣漂亮赚钱之外，还要扫地洗碗做饭看娃，一边说男女平等，一边要三从四德。

所以，当男性在特定成长环境里形成的对女性的看法，和现代女性自己要选择成为的角色不能均衡搭配的话，“剩男”“剩女”现象就特别突出。

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都讨论“婚姻匹配”。

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婚姻匹配的基本模式是丈夫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妻子，所谓的男性“向下选择”。

假如我们把所有男人女人按照相貌、收入、性格等综合排序，那么最棒的男性最终可能选择了第二组女性，第二组男性选择了第三组女性。

最后剩下的，就是受教育水平最高收入最高的女性，还有第三组男性。

这整个婚姻市场链条式的调整，从以前稳定的配对机制到新的动态平衡，关键是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在中国的语境下，新平衡还没有稳定，在社会和文化上，许多新时代男性和女性都还没做好相应的心理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