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与场域理论
布迪厄场域理论
布迪厄场域理论
布迪厄这样说过：“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
”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
布迪厄研究了许多场域，如美学场域、法律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每个场域都以一个市场为纽带，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起来，例如，艺术这个场域包括画家、艺术品购买商、批评家、博物馆的管理者等等。
场域不仅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
布迪厄选择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和分析单位是与他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
布迪厄是从人类学迈入社会学殿堂的，他对人类学的方法情有独钟，在对阿尔及利亚原始部落研究中，他成功地运用了人类学方法。
至于对法国现代社会的研究，要涉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能否使用人类学方法？第二，如何使用人类学方法？。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提出了许多对社会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概念，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惯习资本”（habitus）和“场域”（field）概念。
这两个概念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理解社会中的权力、文化、认知、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重点对惯习资本和场域这两个概念进行浅析，探讨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意义。
1. 惯习资本概念惯习资本是布尔迪厄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涉及到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身体式的知识”，这种知识无形无质，却贯穿于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之中，成为个体在实践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在机制。
惯习资本既不是自觉的知识，也不是纯粹的习惯，而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历史性和结构性的“感性常识”。
它贯穿于个体的生活方式、习惯、态度、价值观等方方面面，是社会文化对个体的内在塑造和约束的结果。
惯习资本的形成受到个体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它包括了个体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不同社会场域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受到文化、习惯、传统等因素的影响。
惯习资本使得个体在社会实践中能够自觉地适应和表现出特定的文化特征和行为方式，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模式和方式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和“身体资本”。
2. 场域概念场域是布尔迪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领域，这些领域内部存在着一定的规则、结构和关系，影响着其中的行动者的行为和选择。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生活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场域交织而成的，这些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关联，但又各自拥有自己的规则和逻辑。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场域具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它既是个体社会实践的空间和背景，也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的聚集点。
不同的场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资源和权力，这些资源和权力的分布和运作方式决定了场域中的行动者的地位和处境。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布尔迪厄是现代社会学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的观点和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中，对于惯习和资本的研究，更是受到广泛的关注。
本文将重点分析布尔迪厄关于惯习和资本场域概念的理论。
一、惯习概念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惯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是他的理论研究的核心所在。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行为的重要来源不是基于意志选择的理性行动，而是基于人们在常规和日常实践中形成的惯习。
惯习是一种刻在人们身体内部的内在程序，使人们不需要通过意识的参与，就可以自动地进行一系列经常性的行为，使人们的行动更加迅速和高效。
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惯习是稳定的，是长期形成的个体行为和思维模式；2、惯习是基于日常实践中的体验和反思形成的，它并不需要特别的意识参与；3、惯习是一种自动的行为模式，不需要经过思考便可以自然出现；4、惯习可以快速响应环境和社会场合，使人们更加高效地进行行动。
综上所述，布尔迪厄理解的惯习是一种稳定的、无需思考、快速响应的行为模式，它是通过日常实践中的体验和反思形成的。
二、资本概念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经济资本：指的是一个人拥有的金钱和其他物质财富，它可以用来购买商品或吸引人们与其进行合作。
2、文化资本：指的是一个人受过的教育、艺术、文化、语言等门类广泛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3、社会资本：指的是一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和网络，这种关系和网络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三、场域概念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场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场域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实践领域和活动范围，这其中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特定的规则、知识和社会关系等，这些规则、知识和社会关系都具有着对个体生活和行动的限制或者塑造。
场域可以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国家政治或经济领域，也可以是非常局部的，例如某一组特定的朋友圈中的社交场合。
布尔迪厄的场域和惯习概念(共3页)
布尔迪厄的场域和惯习(ɡuàn xí)概念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是同“场域”（space）的概念相联系的。
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里, “社会”是一个“场域”的范畴。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 基础之上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
利益、资本、社会位置是场域的构成要素。
换言之，场域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它强加在每一进入该场域的个体行动者身上，是权力分配的结构，任何个人欲获得(huòdé)利益，必须进入相应的场域。
”场域因此也是一个利益冲突和争夺的“战场”。
而阶级指的就是在该场域结构里位置相接近的人。
“场域的结构,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一场域内的报酬、利润、制裁,都有相对确定的结构。
但是,这种外在的结构,并不能机械地约束参与者的行动。
这是因为惯习在起作用” [6]惯习（habitus）由沉积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lìshǐ)关系所构成，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者身上,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知觉和行动。
布尔迪厄认为，“对外在客观性内化的程序的解释是其创生结构主义的重要任务。
在现代社会里，不同的教育通过仪式、游戏、训练将社会空间结构描摹在人们的心灵上。
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惯习具有(jùyǒu)某种大体上一致的系统方式，并对外在场域作出回应。
”惯习是通过体现于个人的躯体上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人们的生活实践都是由惯习这一深层的生成原则决定的。
作为人们生活的生成原则,它还是社会实践的分类体系。
通过这样的实践,人们相互区分开来。
“它是理性的运作者,但是只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运作者，原本就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历史系统之中,因此超越个人。
它又是一个策略系统,实用的逻辑。
惯习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方式并不具有严格的推演规则性，它总是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景的遭遇中，确定自身，遵循一种含混不清的实践的逻辑，与日常世界关联。
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运用
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运用摘要：本文阐述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并运用场域理论对新闻场进行分析，包括从新闻场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三方面。
关键词：场域；新闻场；布尔迪厄一、布尔迪厄及其思想核心布尔迪厄出生于法国西南部贝亚恩地区的一个小镇，由于地处具有独特方言和文化的乡村山村，使布尔迪厄非常熟悉当地农民的生活和心态，布尔迪厄在《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中回顾了他”在社会科学场的不同时期的经历中所处的位置开始……还要谈及在科学社会学这个亚场域中的作为”[1]（p163），笔者从这里参考他的”自我分析”，帮助呈现其学术历程。
大致看来，布尔迪厄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他1951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到1968年，直到他1956年入伍，随军驻阿尔及利亚两年，在服役期间撰写了《阿尔及利亚人社会学》一书。
1960年，他返回巴黎，他听过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讲座，并担任当时法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阿隆的助手以及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的研究中心主任这两个职位。
从1968年起到1981年进入法兰西学院，应该算是其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他成立了”欧洲社会学中心”，创办了社会学刊物《社会科学研究行为》，出版了《社会学家的技艺》，可以说这是他确立自己的社会学地位和风格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其进入法兰西学院后，布尔迪厄早期隐含在科学话语中的政治关怀开始公开表露出来。
1984出版的《学术人》批判了法国教育制度和名牌学校体系，1989年出版的《国家贵族》揭示了法国统治阶层的社会再生产的过程，1993年他和20余位社会学家参与的《悲惨世界》出版。
在布尔迪厄的晚年，他通过公开演讲（包括在电视上揭示电视的符号暴力）、公开信、创办出版社、独立发行系列小册子等方式，来参与和干预社会讨论和社会运动。
二、场域1、概念渊源“场”是一个来自物理学的概念，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电磁力的空间。
布尔迪厄名词解释
布尔迪厄名词解释
布尔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他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
他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
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理论，该理论是布尔迪厄研究社会问题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
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未知之间客观存在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布尔迪厄把场域规定为各种未知的客观关系网络，根据场域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制约着资本，根据资本的总量和结构，行动者被分配到场域不同位置。
反过来，资本也制约着场域，资本界定了场域内行动者的位置。
此外，布尔迪厄还提出了惯习概念，该概念是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惯习是一种持久且可转化的性情系统，它扎根于各种生成性结构（因而也是分类性结构）的循环之中，而这些结构是在运用区分原型的感知和运动图式的特定逻辑中形成的。
布尔迪厄的理论对于理解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人类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理论不仅在法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著作《观念与社会实在》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
这一概念是布尔迪厄研究社会实践和符号功能的核心概念之一，用于描述人们在具体社会领域中不同的实践方式和符号规范。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实践和符号功能是相互交织的，人们通过参与各种社会场域来实现目标和满足需要。
而每个社会场域都有自己的规则、符号和惯习，构成了特定的资本场域。
在不同的资本场域中，个体具备不同的能力和知识，并能通过运用这些能力和知识获取权力和地位。
这种能力和知识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被称为“符号资本”或“文化资本”。
符号资本是一种非物质性的资源，它包括语言、知识、教育水平、社会网络等。
通过掌握符号资本，个体可以在资本场域中获得社会认可和资源分配的优势。
不同的资本场域对符号资本的需求和评价标准也不同，从而导致了个体在不同场域中的地位和机会的差异。
在教育领域，知识和学历是人们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的重要手段；在艺术领域，创造力和审美观念则被认为是重要的符号资本。
除了符号资本外，实践能力也是布尔迪厄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
他认为，社会实践是通过身体动作和技艺来进行的，不同的实践方式展示了个体在不同领域中的能力和经验。
这种实践能力在不同的资本场域中也存在差异，具有特定的规则和技巧。
在体育运动领域，运动员需要具备良好的体力和技巧，才能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在商业领域，商人需要具备市场洞察力和谈判技巧，才能获得商业成功。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强调了社会实践和符号功能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不同的场域中获取和运用符号资本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性。
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中的不平等和权力分配问题，并提醒我们在不同的场域中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和价值。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摘要】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是社会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
本文首先介绍了布尔迪厄的惯习资本理论，然后深入探讨了惯习资本的场域概念及其重要性。
接着对场域进行了详细分析，探讨了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总结了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的重要性，展望了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潜在应用，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和决策，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个体行为、重要性、社会科学、未来研究、影响、理论应用、启示。
1. 引言1.1 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浅析布尔迪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是指在社会学理论中提出的一种关于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观念。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惯习资本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积累的一种资源，它包括了个体习惯、技能、价值观等方面，可以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场域概念则是指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集合体，包括了不同个体、规则、权力关系等元素。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资本和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的关系，个体的惯习资本会在不同场域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场域也会对个体的惯习资本产生影响。
在对场域进行深入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可以揭示出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
布尔迪厄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对于理解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深入探讨这一概念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2. 正文2.1 布尔迪厄的惯习资本理论布尔迪厄的惯习资本理论是他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行为受习惯和惯例的影响，这些习惯和惯例形成了个体的惯习资本。
惯习资本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化的力量，它塑造了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
布尔迪厄指出，惯习资本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它包括了个体对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内化和塑造。
惯习资本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重塑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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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与场域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
布迪厄称得上学术杂家，他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
一般认为，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布尔迪厄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社会学家，他在1990年出版《实践的逻辑》一书中, 提出了他最关心的理论问题：在人为地分裂社会科学的对立之中，最根本也是最要命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学家只选上述两元对立的其一。
为了化解上述两元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并且用场域和惯习来解释实践。
场域的概念与特征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这样定义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
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有其自身的特征。
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
其次, 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
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
布尔迪厄喜欢用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阐释传媒权力的运作。
如果说传媒与政治、经济等诸权力构成了的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权力场，那么，社会行动者个体进入这个权力场就可视为微观意义上的建构。
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权力构成的场域，我们把它称为传播场”。
传播场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有相似之处，但范围要更为广泛。
当一个人进入传播场是，就同时进入了与场项链的前提预设。
（场域在传媒领域的意义）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非常擅长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问题，他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新闻场是在十九世纪两类报纸的对立中构成的：一类优先提供“消息”，尤其是“耸人听闻的”或更佳的“轰动性的”消息，另一类则发书摘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的价值。
这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的原则相对立的场所。
新闻场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
但是，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会受制于市场商业逻辑的裁决与考验。
新闻场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对不同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构成威胁。
正是从这一角度，布尔迪厄分析了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怎样从民主的非凡工具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的。
一、隐形的媒介审查。
布尔迪厄认为电视自身的传播机制与广告、政府补贴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审查”，这种审查是匿名与无形的，但是它却形成一种无法改变的规范与机制，使电视传播的主体性丧失，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秩序的了不起的工具。
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
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
[2]这种“象征暴力”之所以成为一种“无意识行为”，是因为它以一种隐形的机制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使媒介化的社会生活变得自然而然。
这正是其特别有害之处。
二、新闻场的场域支配作用。
布尔迪厄认为，收视率是一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新闻场，也成为记者的最后的判断标准。
通过收视（听）率，经济逻辑置入文化生产之中，由此形成收视率的经济逻辑。
因此，新闻场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
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和记者施加影响。
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同时，由于新闻场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新闻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转变，“当利润、收视率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把越来越多的观众引向犯罪、暴力、灾难和名人新闻时，这种新闻就会泛滥”。
[3]人们由此处于两种状况之中，一方面要搞先锋数学、先锋诗歌等等，一方面又要把这些东西传给大众，于是就产生了矛盾。
而电视将这一矛盾推向了极限。
三、通俗化的力量。
布尔迪厄分析认为，法国五十年代的电视主要通过垄断给受众强加有品位的文化追求的产品，如资料片、古典作品改编和文化讨论会等节目形式，来培育公众的文化品位；九十年代，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则竭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典型的有脱口秀，生活片段，赤裸裸的生活经历暴光等等，往往很过分，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人们为了一时露脸，都热衷于参与电视游戏，那怕只是作为普通观众）。
“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公众，就越要磨去棱角，摒弃一切具有分化力，排斥性的内容。
一家报纸越扩大它的发行量，就越倾向于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公共话题”。
[4]这种情况在英国大众传播中也曾出现，并引发相当广泛的争论。
其中，“最普遍的非议是认为电视节目的制作因过于注重吸引观众而降低了公众的欣赏水平。
它缺乏多样性和独创性，求稳不冒险，不愿尝试富于挑战性、要求较高甚至令人不快的主题和题材”。
[5]我们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推崇其传播文化的品位，这就是由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特别是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职业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标准和信念所组成的一种文化环境。
尽管这些节目中夹杂了不少吸引下层的体育、流行音乐和娱乐内容，但它所提供的节目方式、场景和表演形式却地地道道刻着中上层有闲阶级的印记。
[6] 而英国商业广播为了拓展大众媒介消费，在重新界定了传播的大众品味，甚至为其传播的目标受众虚构了一个人物形象——多琳，她有个丈夫，她关注的事情不多，尽管并不蠢，但听收音机时总是心不在焉。
她被假定对外部世界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除非它们对其超级市场的供应发生影响。
为了迎合这一“人物”，广播的内容不仅有所不同，就是其传播形式也是不同的。
[7] 在布尔迪厄看来，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电视象征力量的不断增强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纷纷追求轰动、奇特、耸人听闻的效果，且大获成功，致使形成了某种新闻观。
这种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的生活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
因为这种电视新闻报道的总是那些能激起普通人好奇心，不需要具备任何特别的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就能理解的东西。
作为社会学家与思想家，布尔迪厄对商业化新闻场的现状与前途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
布尔迪厄认为，在新闻场商业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记者” 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生产者，他们并不仅仅从工作中得到谋生手段，而是拥有对其他专业场施加影响的权力。
这些“知识分子记者” 处于新闻场与专业场之间的不确定的位置，他们利用其双重身份来回避两个领域各自的特殊要求，并把在其中一个领域内或多或少已经获得的权力来到另一个领域，“知识分子记者”因此可以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引入处于学院式奥妙主义和新闻式公开主义之间难以界定的两可范围内的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批评性的评论，推行文化生产的某些评价原则，给市场的裁决披上知识权威的外衣，并增强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从众”的自发倾向，从而对文化产品生产施加间接而长期的影响。
[8]在具体的媒介操作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与专家在进行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专家们可以随时听从召唤，扮演角色，回答一切问题，注意以明确而又闪光的言辞阐述简单的观点，避免陷入过分复杂的学问之中。
专家以此来获得媒介知名度，积累出一种“文化资本”，从而得到圈里圈外的各种利益。
同时，布尔迪厄还敏锐地观察到，“反智性主义” 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它促使记者们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 ，得以靠媒介生存。
由此，新闻业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传媒的力量”，亦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最纯粹的科学领域。
与此同时，新闻场也就为新闻记者组构了一个新的活动场域，“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各种制约都与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激烈的、无情的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串通的关系，客观上的同谋关系，其基础是与他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的各自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是他们之间有着共性的认知结构以及与各自的社会来源、受教育程度（或未受到教育）息息相关的感知方式和评价方式”。
[9] 布尔迪厄并非赞扬这种文化力量，而是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新闻场域之中新闻记者的身份与作用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一些制作新闻，采写报道的默默无闻的小记者，他们越来越具有批判精神，因为他们经受了职业的市场逻辑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一个个都被用来做一些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事情。
职业的压力与当初受到新闻教育所树立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早地发现干电视这一行所经受的可怕的压力，尤其是与收视率等因素有关的种种束缚。
“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早饭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
[10] 在电视这个领域，人们感觉到，那些社会活动分子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有时甚至闪烁着非凡的光环，但实际上知识必然性和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
布尔迪厄对新闻场的批判基于其整体化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还是努力地为大众传媒的未来发展开出一剂救助“良方”。
实际上，布尔迪厄并不赞同某些人一味留恋昔日那种教育人的、家长式的电视，因为他认为这种电视与民粹派的自发主义和怂恿蛊惑的手段一样，与大众的趣味，与真正民主地利用大规模的传播工具，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怎样才能表现“大众的趣味” 并真正民主地利用传播工具呢？布尔迪厄鼓励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
……收视率，是市场、经济的制裁，亦即外部的、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而在文化领域屈服于这一营销工具的苛求要求，恰正等于在政治领域受制于以民意测验为指导的蛊惑民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