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 阳 药 酒 金 枪 不 倒
补肾方剂集合
1、肾四味
枸杞子，菟丝子，仙灵脾，补骨脂各30克打粉，每服6-9克
四药入肝肾，药性和平，温而不燥，润而不腻。益肾精，鼓肾气，温阳无桂附之弊，滋阴无熟地之弊。肾四味加胡桃肉与补骨脂为青蛾丸。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合乎景岳公“善补阳者，须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源泉不竭；善补阴者，须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生化无穷”之妙。
李可先生言，他凡遇下元亏损，肾阳虚未至手足厥逆，肾阴亏未至舌光无苔，而属肾气、肾精不足之症，凡有腰困如折，不能挺直，甚则腰弯如虾状，头目昏眩，记忆衰退，体虚感冒，阳痿遗精，小儿遗尿，老人小便余沥，夜尿频多，足膝酸软，肾不纳气久病及肾等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用之效若桴鼓。贫穷病人可代价昂之鹿茸。
沙苑子为“肾十味”，对男女不育、骨质增生、老年前列腺退化性病变、更年期综合症等，随症选用，疗效满意。
枸杞子味甘性平，归肝，肾经。其具有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明目消翳、润肺止咳的作用；补骨脂苦，辛，大温。归脾肾二经。功效：温肾补阳、固精缩尿、温脾止泻、仙灵脾又名淫羊藿，辛，甘，温，归肝、肾经。功效：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菟丝子补肾益精、养肝明目。这四味药合用具有大补肾之阴阳的作用。所以临床上肾虚或
由肾虚所引发的一系列疾病有不错疗效。
2、左归饮
熟地6～9克或加至30～60克山药6克枸杞6克炙甘草3克茯苓4.5克山茱萸3～6克
滋阴补肾。治肾阴不足，阴衰阳盛。腰酸遗泄，盗汗，口燥咽干，口渴欲饮，舌光红，脉细数。
用水毫升，煎至毫升，空腹时服。
如肺热而烦者，加麦冬6克；血滞者，加丹皮6克；心热而躁者，加玄参6克；脾热易饥者，加芍药6克；肾热骨蒸多汗者，加地骨皮6克；血热妄动者，加生地6～9克；阴虚不宁者，加女贞子6克；上实下虚者，加牛膝6克以导之；血虚而燥滞者，加当归6克。《景岳全书》卷五十一
3、右归饮
熟地6～9克或加至30～60克山药6克山茱萸3克枸杞6克甘草3～6克杜仲6克肉桂3～6克制附子3～9克
温补肾阳。治肾阳不足，阳衰阴胜，腰膝瘦痛，神疲乏力，畏寒肢冷，咳喘，泄泻，脉弱；以及产妇虚火不归元而发热者。
早泄小阴经阳痿月经不调
用水毫升，煎至毫升，空腹时
如气虚血脱，或厥，或昏，或汗，或晕，或虚狂，或短气者，必大加人参、白术；如火衰不能生土，为呕哕吞酸者，加炮干姜；如阳衰中寒，泄泻腹痛，加入参、肉豆蔻；如小腹多痛者，加吴茱萸；如
淋带不止，加破故纸；如血少血滞，腰膝软痛者，加当归。《景岳全书》卷五十一
4、六味地黄丸
干山药山茱萸肉泽泻牡丹皮白茯苓熟地黄
上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汤下，寒月温酒下。如肾虚有饮，作痰唾，
男妇俱宜服。东垣治妇人阴血不足无子者，服之能使胎孕，效。治形体瘦弱无力，多因肾气久虚，久新憔悴，寝汗发热，五脏齐损，遗精便血，消渴淋浊等记。又方治阴虚火动耳聋。加知母黄柏菖蒲远志
5、金匮肾气丸
桂枝、附子、牛膝、车前子。温补肾阳，化气行水。用于肾虚水肿，腰膝酸软，小便不利，畏寒肢冷。
6、八味肾气丸
熟地黄g山药g茯苓g五味子g肉桂50g
泽泻g附子50g牡丹皮g温补肾阳，用于肾阳不足，腰痛膝软，消渴水肿，肾虚咳嗽，小便频数，大便溏泻，尿急，夜尿增多，前列腺增生，失眠多梦，头昏耳呜眼花心悸，体虚乏力，过度疲劳，阳痿早泄，遗精滑精，少精不育，阴茎短而细，睾丸发育不良性功能低下者。
7、肾气丸方汇编辑
六味地黄丸：熟地八、山茱萸四、山药四、泽泻三、茯苓三、丹
金匮八味肾气丸：六味地黄丸+杜仲二、牛膝二。七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桂附一。
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车前、牛膝。
肾气丸：六味地黄丸+桂枝一、炮附子一。
八味肾气丸”：六味地黄丸+桂心二、附子二。为治虚劳不足，大渴欲饮水，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方。右末之蜜丸如梧子，酒下十五丸，日三，加至二十五丸。
八味肾气丸，治虚劳不足，大渴欲饮水，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方。乾地黄、山茱萸、署预、泽泻、牡丹皮、茯苓、桂心、附子。右末之蜜丸如梧子，酒下十五丸，日三，加至二十五丸。
膝、白术、麻人、人参、当归、茯苓、芎藭、大豆卷、黄芩、甘草、杏人、蜀椒、防风、桂心、乾地黄、羊肾。
右十八味末之，蜜丸，服如梧子十丸，日再，渐增之，一方有苁蓉六分。主男子妇人劳损虚赢伤寒冷乏少无所不治方。
肾气丸，主肾气不足赢瘦日剧，吸吸少气体重耳聋眼闇百病方。桂心、乾地黄、泽泻、署预、茯苓、牡丹皮、半夏。
右七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酒服十丸，日三。八味肾气丸：乾地黄泽泻、桂心、署预、山茱萸、牡丹皮、茯苓、附子右捌味，擣筛为末，鍊蜜和丸如梧子，以酒服七丸，日三，稍加至十丸，久长可服。
八味肾气丸：乾地黄八两、薯蓣四两、茯苓三两、山茱萸五两、泽泻四两、牡丹皮三两、附子三两、桂心三两。右药捣筛，蜜和丸如
芜荑、胡荽、酢物、生葱。
八味地黄丸：熟地黄八两乾山药四两山萸肉四丙白茯苓丹皮泽泻各三两肉桂附子各一两，右八味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衰惫，脐腹疼痛，夜多漩溺等证。
8、大补阴丸
熟地黄g知母80g黄柏80g龟甲g猪脊髓g
为深棕黑色的水蜜丸；味苦、微甜带涩。以上五味，熟地黄、黄柏、龟甲、知母粉碎成粗粉，猪脊髓置沸水中略煮，除去外皮，与上述粗粉拌匀，干燥，粉碎成细粉，过筛，混匀。每g粉末加炼蜜10～15g与适量的水，泛丸，干燥，即得。
滋阴降火。用于阴虚火旺，潮热盗汗，咳嗽咯血，耳鸣遗精。
《同寿录》卷一：大补阴丸
黄柏3两，知母3两，龟版3两，熟地5两，锁阳2两，甘枸杞2两，干姜2两，五味子1两，白芍1两，天冬1两，覆盆子2两，菟丝子2两，于白术3两，陈皮1两，牡蛎1两，山萸肉1两，虎胫骨1两，防己1两，牛膝1两，当归2两。
上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
益精明目，补肾水，壮腰膝。主
早泄小阴经阳痿月经不调
9、五子衍宗丸
枸杞子g菟丝子g覆盆子g五味子50g车前子g
为棕褐色的水蜜丸、棕黑色的小蜜丸或大蜜丸；味甜、酸、微苦。
g粉末用炼蜜35～50g加适量的水泛丸，干燥，制成水蜜丸；或加炼蜜80～90g制成小蜜丸或大蜜丸，即得。
补肾益精。用于肾虚腰痛，尿后余沥，遗精早泄，阳痿不育。
10、二仙汤
仙茅9克仙灵脾9克当归9克巴戟天9克黄柏4.5克知母4.5克温肾阳，补肾精，泻肾火，调冲任。主妇女月经将绝未绝。周期或前或后，经量或多或少，头眩耳鸣，腰酸乏力，两足欠温，时或怕冷，时或轰热，舌质淡，脉沉细者。现用于妇女更年期综合症、高血压、闭经，以及其它慢性疾病见有肾阴、肾阳不足而虚火上炎者。
日服一剂，水煎取汁，分二次服。可随症加益母草9克、桑寄生9克、杜仲9克以补肾调经；或加枸杞子9克，白菊花6克以平虚阳。
黄柏、知母泻肾火、滋肾阴；当归温润养血，调理冲任。全方配伍特点是壮阳药与滋阴泻火药同用，以适应阴阳俱虚于下，而又有虚火上炎的复杂症侯。由于方用仙茅、仙灵脾二药为主，故名"二仙汤"。
《妇产科学》
11、二至丸
女贞子g墨旱莲g
本品为黑褐色的水蜜丸；气微，味甘而苦。以上二味，女贞子粉碎成细粉，过筛；墨旱莲加水煎煮二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滤过，滤液浓缩至适量，加炼蜜60g及水适量，与上述粉末泛丸，干燥，
即得。
补益肝肾，滋阴止血。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咽干鼻燥，腰膝酸痛，月经量多。
口服，一次9g，一日2次。
密封。
《中国药典》
《重订严氏济生方》：二至丸
鹿角60克麋角60克附子30克桂心30克补骨脂30克杜仲30克鹿茸30克青盐15克
上药研为细末，酒煮糊为丸，如梧桐子大。补肾强腰。主老人或虚弱人，肾气虚损，腰痛不可屈伸，及肾阳亏虚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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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服70丸，空腹用胡桃肉细嚼，以盐汤或酒进下。
若恶热药，去附子，加肉双蓉30克。
《重订严氏济生方》
《摄生众妙方》卷二：二至丸
熟地黄90克生地黄60克山茱萸克肉苁蓉30克败龟版90克人参30克黄耆30克黄柏90克牛膝30克枸杞子30克破故纸30克五味子30克白术90克白芍药30克当归60克虎胫骨30克杜仲30克山药30克知母60克陈皮30克白茯苓30克上药二十二味，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
补虚损，暖腰膝，壮筋骨，明眼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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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服80～丸，无灰酒及盐汤不拘时进下。
方中陈皮，《医学入门》卷七作"丹皮"。《摄生众妙方》卷二
《杨氏家藏方》卷九：二至丸
鹿角半斤，苍耳半斤，麋角半斤，当归5两，山药4两，白茯苓4两，黄耆4两，人参2两，沉香2两，沙苑疾藜2两，远志2两，肉苁蓉2两，附子1两。上为细末，用酒3升，糯米3合煮烂，和捣为丸，如梧桐子大。
强健腰脚，和悦阴阳，既济水火，百疾不生。主早泄小阴经阳痿月经不调更多功能主治>>>
每服50至丸，空心温酒，盐汤任下。
《杨氏家藏方》卷九
《济阳纲目》卷六十四：二至丸
熟地黄3两，龟版3两，白术3两，黄柏3两，知母4两，当归4两，生地黄4两，白芍药4两，麦冬4两，天冬2两。
上为细末，枣肉同炼蜜和杵余下为丸，如梧桐子大。
补虚损，暖腰脐，壮筋骨，明眼目，调养元气，滋益子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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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空心、午前服50丸。服至百日，逢火日摘去白发，生出黑发是其验也。
忌莱菔、诸血、羊肉。
《济阳纲目》卷六十四
《医方类聚》卷九十五引《济生》：二至丸
鹿角2两，麋角2两，附子1两，桂心1两，补骨脂1两，杜仲1两，鹿茸1两，青盐半两。
上为细末，酒糊为丸，如梧桐子大。
老人、虚弱人，肾气虚损，腰痛不可屈伸，头旋眼黑，下体痿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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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鹿角、麋角，《张氏医通》作“鹿角胶”。“麋茸”。
恶热药者，去附子，加肉苁蓉1两。
《扶寿精方》：二至丸
怀地黄3两，白术3两，败龟版3两，黄柏3两，知母2两，当归2两，生地黄2两，山茱萸2两，白芍药1两，白茯苓1两，人参1两，绵黄耆1两，山药1两，广陈皮1两，五味子1两，甘枸杞1两，破故纸1两，菟丝子1两，杜仲1两，牛膝1两，苁蓉1两，虎胫骨1两。
调养元气，滋益子息，补虚损，暖腰膝，壮筋骨，明眼目，滋阴降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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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陈皮，《医学入门》作“丹皮”。《扶寿精方》
12、封髓丹
治梦遗、失精及与鬼交。
黄柏砂仁甘草
上蜜为丸，每服三钱。
赵羽皇曰∶经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又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盖肾为坚脏，多虚少实，因肝木为子，偏喜疏泄母气，厥阴之火一动，精即随之外溢。况肝又藏魂，神魂不摄，宜其夜卧鬼交精泄之证作矣。封髓丹为固精之要药，方用黄柏为君，以其味性苦寒，又能坚肾。肾职得坚，则阴水不虞其泛溢；寒能清肃，则龙火不至于奋扬。水火交摄，精有不安其位扰，且能使水土合为一家，以妙封藏之固。若缩砂者，以其味辛性温，善能入肾，肾之所恶在燥，而润之者惟辛，缩砂通三焦达津液，能内五脏六腑之精而归于肾，肾家之气内，肾中之髓自藏矣。此有取于封髓之意也。
汪昂曰∶此方加天冬、地黄、人参，名三才封髓丹。
用天冬补肺以生水，地黄补肾以益精，用人参补脾，从饮食中化生水精也。以药有天、地、人之名，而补亦在上、下、中之分，使天地位育参赞居中，故曰三才也。喻昌曰∶加黄柏以入肾滋阴，砂仁以入脾行滞，甘草以少变天冬、黄柏之苦，俾合人参创建中气，以伸参两之权，殊非好为增益成方之比也。13、真武汤
治少阴水气为患，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小便不利，其人或咳或呕，或小便利而下利者，用此加减。
白术茯苓白芍大附子生姜
日三服。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去芍药加干姜二两。若呕，去附子加生姜，足成半斤。
小青龙汤治表不解有水气，中外皆寒实之病也。真武汤治表已解有水气，中外皆寒虚之病也。
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也，以之名汤者，借以镇水之义也。夫人一身制水者脾也，主水者肾也，肾为胃关，聚水而从其类，倘肾中无阳，则脾之枢机虽运，而肾之关门不开，水即欲行，以无主制，故泛溢妄行而有是证也。用附子之辛热，壮肾之元阳，则水有所主矣。白术之苦燥创建中土，则水有所制矣。生姜之辛散，佐附子以补阳，于主水中寓散水之意。茯苓之淡渗，佐白术以健土，于制水中寓利水之道焉。而尤妙在芍药之酸收，仲景之旨微矣。
盖人之身阳根于阴，若徒以辛热补阳，不少佐以酸收之品，恐真阳飞越矣。用芍药者，是亟收阳气归根于阴也。于此推之，则可知误服青龙致发汗亡阳
者，以其阳不外散也；加干姜者，以其温中胜寒也。
水寒伤肺则咳，加细辛、干姜者，散水寒也；加五味子者，收肺气也。小便利者，去茯苓，以其虽寒而水不能停也。呕者，去附子倍生姜，以其病非下焦，水停于胃也。所以不须温肾以行水，只当温胃以散水，且生姜功能止呕也。
《汤头歌诀》真武汤
《汤头歌诀》
真武汤壮肾中阳，茯苓术芍附生姜。〔附子一枚，白术二两，茯苓、白芍、生姜各三两。〕少阴腹痛有水气，悸眩润惕保安康。（中有水气，故心悸头眩；汗多亡阳，故肉筋惕。，音纯，动貌。苓、术补土利水，
以疗悸眩；姜、附回阳益火，以逐虚寒；芍药敛阴和营，以止腹痛。
真武，北方水神。肾中火足，水乃归元。此方补肾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六年级下册语文讲义-诗词讲解：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含答案)全国通用
第 22 节．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 一、本集提到的知识点： 1、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魏晋风骨)。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 率直任诞的行为风格。 2、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 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后世用"竹林宴、竹林欢、竹林游、竹林会、竹林兴、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贤"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3、《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它是中国古代一首大型琴曲，中国音乐史 上非常著名的古琴曲，著名十大古琴曲之一，即古时的《聂政刺韩傀曲》。魏 晋琴家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 矣!" 其来源有两种说 法： （1）据《琴操》记载:战国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因延误日期而惨遭杀害，聂政立志为父亲报仇，入山学琴十年，身成绝技，名扬韩国。韩王召唤他进宫演奏，聂政终于实现了刺杀韩王的报仇夙愿，自己毁容而死。后人根据这个故事，谱成琴曲，慷慨激昂，气势宏伟，为古琴著名大曲之一。 （2）《广陵散》的来历:据《晋书》记载，此曲乃嵇康游玩洛西时，为一古人所赠。而《太平广记》里更有一则神鬼传奇，说的是嵇康好琴，有一次，嵇康夜
宿月华亭，夜不能寝，起坐抚琴，琴声优雅，打动一幽灵，那幽灵遂传《广陵散》于嵇康，更与嵇康约定：此曲不得教人。 二、课后练习： 1、“竹林七贤”是指。 2、魏晋名士都有什么特点？ 三、练习答案： 1、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2、率直、任诞、洒脱、自由（意思对即可）
魏晋风骨与竹林七贤
魏晋风骨与竹林七贤 一、魏晋风骨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人。“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二、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肖临骏：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探析
魏齐王曹芳正始末年至嘉平初年，以阮籍、嵇康为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诸人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修武县一带）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玄学清谈中心。他们有着相近的思想倾向和人格理想，常聚于竹林之中，饮酒赋诗，弹琴啸歌，谈玄论道，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本文拟在研读七贤作品文本的基础上，结合魏晋易代之际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七贤在玄学思潮的濡染下，竹林之游团体产生的原因、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生命范式的意义进行探析。 首先，竹林七贤的出现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始年间，在曹魏上层分别形成了以曹爽和司马懿各自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曹爽集团腐败奢侈，日趋衰微，司马氏集团日益强盛，野心勃勃。这两个政治集团长期互相倾轧，当时的一些士人感到无所适从，若其稍一不慎，涉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从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清剿曹爽政治集团的“典午之变”到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十余年中，司马氏集团通过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戮和残酷镇压，逐渐把持了朝政。 在此腥风血雨的政治氛围中，目睹司马氏集团屠刀上淋漓的鲜血，当时的士人心上笼罩着一层沉重的阴影，他们失去了前辈建安士人奋发扬厉、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普遍对莫测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在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争斗中，竹林七贤既不愿投向腐朽荒淫、奢侈没落的曹魏集团，又不愿追随凶残暴戾、阴险狡诈的司马氏集团。竹林七贤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感到深深厌倦。为了全身远祸，他们选择了遁世，隐居于山阳的竹林之中。 在如此险恶的社会环境中，竹林七贤的思想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的嬗变。竹林七贤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前辈建安士人激昂慷慨、高蹈踔厉的进取精神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阮籍的《孔子诔》云：“养徒三千，升堂七十。潜神演思，因史作书。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其《四言咏怀诗》其六云：“嗟我孔父，圣懿通玄。非义之荣，忽若尘烟。”对于孔子圣明懿美通晓妙玄、轻视不合道义的荣华富贵的高贵品质，阮籍进行了由衷的颂赞，流露出对于孔子的景仰崇敬之情。然而，正始年间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他们的思想由儒家为主转而为玄学为主。在他们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思想转化之轨迹。阮籍《四言咏怀诗》其十“微微我徒”，生动地反映了阮籍由入世到出世的思想转变过程。诗人早年时期研读圣贤之书，领悟治世“大猷”、“研精典素”，然而现实生活却与先贤往圣经典中之教诲显得格格不入。诗人命驾出游，所见景物使其认识到“盛年衰迈，忽焉若浮”，于是决定逍遥于世以求无尤。此外，《五言咏怀诗》其六十“儒者通六艺”、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及《东平赋》等，也反映了其人生态度由儒家的积极进取到道家的消极避世的转变历程。嵇康的《述志诗》通过对自身人生历程的审视，展现了其人生追求演变的历程。在诗中，嵇康自比作潜龙、飞凤、神龟，其最初设定的人生目标高远，期冀在大庭氏、伏羲氏这样的明皇盛世中有所作为。然而，现实中盛世难再，斥蝤蛙擅居尘寰，作者决心远世求仙，颐养天年。刘伶《北芒客舍诗》“泱漭望舒隐”，也揭示出刘伶早年的心态及其中后期变化之原因。夜半昏黑，星月无光，寒鸡孤鸣，落叶萧索，苦闷的诗人联想到附近山中埋葬的王侯公卿，人生当积极进取的念头油然而生。然而，现实的窘迫又使他心灰意冷，忧叹不已。 其次，竹林七贤的产生与七贤各自的社会地位、品性、审美情趣的相近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始年间，官方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夏侯玄均出身于世家大族。何晏在曹爽秉政时，曾任吏部尚书；王弼是王粲族孙，其先祖皆为汉三公；夏侯玄的祖上是汉代的滕公夏侯婴。较之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的显赫家世，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阮咸、刘伶、向秀、山涛诸人的先辈官位皆为低微，阮籍父亲阮为“仓曹掾属”，嵇康父亲嵇昭为“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山涛父亲山曜为“宛句令”，皆为下层官吏。刘伶、向秀的先人未见之史传。王戎虽然为世家出身，但他参与竹林之游时年龄尚小，后来才任职晋朝，位历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竹林七贤”在历史上广为表现，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中一个常用的题材，但对其表现最早，并且与后世的七贤画像大为不同的，就是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系列。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系列共发现了四处墓葬，分别是1960年5月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大墓，1965年11月在江苏丹阳鹤仙坳发掘的南齐大墓，和1968年8月和10月在江苏丹阳吴家村及江苏丹阳金家村出土的两座南齐墓。可惜丹阳三墓中的“七贤”壁画多有残缺，尤其是鹤仙坳墓中“七贤”画残缺严重(仅剩半幅)。吴家村墓和金家村墓“七贤”画较完整，但仍有少部分残破，且人物形象及题榜姓名还有互相错乱或重复、缺少等误差。南京西善桥墓出土的“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大型画像砖保存最为完整，对称排列于墓室的南北两壁，各长2.4，高0.8米，共计用324块砖拼嵌组成。人物形象及题榜姓名也与史书记载一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现珍藏于南京博物院，历来被国内外史学和美术界所重视。 如杨泓、郑岩在其《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西善桥宫山墓南北两壁装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砖画，长204、高80厘米，由上百块砖拼合而成。南壁由外而内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自外而内依次为向秀、刘灵（刘伶）、阮咸、荣启期，所画人物或奏乐，或饮酒，或长啸，情态各异，均题有姓名，画面两端和每个人物之间各有一树。这些模印砖上原有彩绘，今多已不存。这组画像是目前所见南朝绘画艺术最为精彩的作品。其他三座墓葬在同样位置也装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金家村墓与宫山墓画像的许多部分甚至出于同一印模，只是补加了当时已经失去的部分。吴家村墓则依据金家村的画像重新制模，线条较粗疏。此外鹤仙坳墓还发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的部分残迹这些后期制作的壁画均不及宫山墓所见精彩，且题记多有错乱，但增加了其他内容的画像。”（[2]P 218） 这几套画像砖内容、形式大体相同，所以本文就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为例，分析对“竹林七贤”的性格表现。 八个人物之间的十株树木不全是竹子，而是五株杏树、两株垂柳、一株松树、一株槐树，仅仅在向秀与荣启期之间有一株阔叶竹。画像砖中的荣启期，是两晋的士人甚为推崇的春秋时期道家人物，其人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传说孔子游于
魏晋风度之竹林七贤
一、大家好！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张博，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对魏晋风度的理解。 二、今天我讲的主题是魏晋风度之竹林七贤。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走进魏晋易代之际，揭秘魏晋世人的真实生活。 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或不拘礼法，我行我素；或逍遥山林，终身不仕；或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他们就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人群体—竹林七贤。 四、竹林七贤有哪些人呢？我们点一下名。有山涛、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还有一个王戎。 五、 六、提起竹林七贤，大家眼前可能会浮现出这么一副画面。在名山秀水之间，在茂林修竹之下，有这么七个风采出众的隐士，聚集在一起。他们有的坐，有的卧，姿态各异。有的在那弹琴赋诗，还有的呢，在那仰天长啸。可以说，这样一幅画面，让人很羡慕。如果这时候何仙姑也加进来，那么“七贤”这个名字就要改成“八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日子好像过得和神仙一样了。而事实是否如此呢？今天我们就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竹林七贤。 七、在中国历史上，竹林七贤几乎集中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所有选择。他们后做官，或隐居，或亦官亦隐。而与以往的读书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隐逸”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态度。那么以修、齐、治、平为夙愿的读书人来讲，为什么选择隐而不仕？ 八、而要走进真实的竹林七贤，就要抓住一个关键，就四个字—曹马之争。曹马之争中的曹指的是曹氏家族，马指的是司马家族。在三国末期的魏晋交替之际，也就是从曹操的孙子—曹叡统治末期一直到西晋建立司马炎称帝这二十多年期间，曹氏家族和司马家族进行过一场长时间的、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后来的研究者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曹马之争，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安定，也就不会出现竹林七贤了。要说曹马之争就不得不提曹叡托孤，曹叡临死前说曹芳这个小皇帝就由司马懿和曹爽两个人去辅佐，史书上把这种结构叫“夹辅”，就是两个人夹着辅佐年幼的皇帝。而曹叡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人不当。就是因为曹爽的专权独断、飞扬跋扈、奢侈腐化，最终给司马懿他这个家族夺取曹魏的政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曹叡托孤这件事把司马集团和曹魏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提上了日程。从此以后曹魏的天下便再无宁日。我们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非常动荡，环境十分险恶的一个乱世里边。 九、那么竹林七贤之中谁最先受到曹马之争的冲击呢？现在我告诉大家，是山涛。 十、山涛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他性好老庄学说，一生两次出仕为官，是竹林七贤中，官做的最大的一位。为何他在曹马之争中他首当其冲，因为他和司马懿有两层关系。一层是同乡的关系，司马懿的老家是河内郡的温县，山涛的老家是河内郡的怀县，可以说两个人是同郡的老乡。一层是姻亲关系（具体说就是表亲戚的关系），司马懿可以说就是山涛的表姑父，正因为有了这层裙带关系，山涛的人生就具有戏剧性，一生处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在古代历史上，竹林七贤是隐士的代表，他们以远离官场，淡薄名利而被后人传颂，单山涛是个例外，他虽然隐居多年，但最终还是为官终老，山涛一生两次为官，其为官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作为一位有出众才华的文人，他为何隐居不仕，安贫乐道？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成熟了，他还是会出来做官的。因为他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山涛的妻子叫韩氏，很有才华，很有见识，但是由于跟了山涛这样一个穷丈夫，生活潦倒，有一次她跟山涛发牢骚了，这个时候山涛就说了一句
竹林七贤的典故
竹林七贤的典故 怀川大地滋养了无数名人，竹林七贤在山阳怀川大地优游饮谈，留下了令人回味的篇章和竹林风范，令后来者敬仰效仿。你们对竹林七贤的典故了解吗?下面是给大家整理的竹林七贤的典故，供大家阅读! 竹林七贤的典故魏晋之际，崇尚清谈，人们把清谈家称为名士。当时，最著名的人物有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等七人。这七人结成好友，常在山阴的竹林子里喝酒吟诗、高谈阔论，因此时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在“竹林七贤”中，名气最大的是嵇康和阮籍。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曹魏时曾当过中散大夫，名望不低，长得也是一表人材，更擅长诗文。他隐居山阳二十多年，写了大量诗文，光是诗，至今尚存的就有五十三首。 阮籍的诗文也写得很好。他博览群书，尤其好读《老子》、《庄子》，但他最大的嗜好是毫无节制地饮酒。他虽是文人，但听说步兵营里有位厨师善于酿酒，就请求去当了步兵校尉，所以世人又称他“阮步兵”。 阮籍好酒，当然也经常醉酒，有时甚至一醉数天。其实，他往往是人醉心不醉，他把醉酒当作是一种避世之法。他天天沉醉在酒中，对朝廷政事得失从不加以过问，所以避免了遭陷害，得以活到五十四岁。
山涛是司马懿的亲戚，因不满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与嵇康等结交为友隐居。司马昭以晋代魏后，山涛出任吏部尚书。后山涛又举荐嵇康来代替他的职位，但嵇康不齿他为官，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与司马昭合作。司马昭十分震怒，最终找借口将嵇康，杀害，死时，嵇康才三十九岁。 “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平日落拓不羁，但没有骨气。嵇康被害后，他很快应召人朝，担任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闲宫。 而阮籍的侄子阮咸，当时与阮籍并称大小阮，他豪放不拘礼法，后来也入朝为官，做了散骑侍郎，后来还担任始平太守。 刘伶是个酒徒，酒瘾成癖。他曾担任建咸参军，后因无能被晋武帝罢免。 至于王戎，更是个投机家。他与嵇康等为友隐居，不过是沽名钓誉，他在晋惠帝时一直做到尚书令、司徒这样的高官。他贪财吝啬，掠夺了无数庄田，积聚了无数财富，且经常自执牙筹，昼夜计算，受到当时人的讥笑。 总之，所谓“竹林七贤”只是一时之称，特指他们隐居在山阴煮酒论诗志同道合的一段日子。至于后来，除了嵇康坚持不与朝廷合作被杀，其余六人都入朝为官，失去了隐贤的资格。 后来，“竹林七贤”这一典故，用来比喻志同道合、放任不羁的文人。 竹林七贤的解释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
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名士们在政治思想上多崇尚老庄“无为而治”，“托杯玄胜，远咏老庄”、“以清谈为经济”，这是“魏晋风度”的核心所在。其中清谈代表又分为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他们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至于舍其他而单以竹林七贤做文章名，一则“七贤”生活于魏晋之交；二则“七贤”中数人行为风格大异于当世；三则本人 对“七贤”中嵇康、阮籍、刘伶有偏爱。 七贤同游竹林（在今河南焦作），当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9）的事，其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近代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七人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关于“竹林七贤”名称的由来，据周凤章先生考证源于谢安（《“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载于《学术研究》1996年6期）。周文倾向于陈寅恪先生论点，因为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年龄明显不符。然而，没有年龄与资格限制的学术平等，恰恰是正始清谈的特点。中兴名士中流传的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被孙盛所收集整理，“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书》卷21《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去年河南博爱县（焦作下辖县）月山镇皂角树村村民在村南竹林中发现竹林七贤亭遗址碑，也为竹林七贤在这一带活动提供了佐证。该遗址碑发现后，曾出版《竹林七贤》一书的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剑敏专门赶到博爱，对该碑进行了考证。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自三国魏正始年间开始以迄东晋，当时名士无不竞相参与，以至于波起云涌，颇具声势，成为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最显著特色。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魏晋玄学虽然始于以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但与竹林七贤却有不解之缘。由于竹林七贤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在开始阶段就表现得极富声色，而魏晋玄学的流行与勃兴更是得力于竹林七贤的推波助澜。 一、竹林七贤的玄学活动 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属于同一时代人。只是由于何晏等人在正始中就已享有盛名，声誉远在阮籍、嵇康等人之上，东晋袁宏撰写《名士传》，才把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分别列为两个名士团体，与所谓的“中朝名士”鼎足而三。魏晋玄学始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何晏正始十年(249)被司马懿杀害，同年王弼病卒，夏侯玄正元元年(254)被司马师杀害，所以，所谓的正始玄学不过是昙花一现。自正始末至景元三年(263)
年嵇康被杀、景元四年(264)阮籍病逝的十多年间，曹魏朝政一直由司马氏父子把持。这一时期，玄学思想虽然十分活跃，但大旗实际上却是由竹林七贤扛起的，具体些说则是由嵇康和阮籍扛起的。 正始末至景元年间，竹林七贤以其特殊身份活跃在当时的玄学论坛上。他们的玄学活动虽然不乏辩难驳议之类的事情，却不像两晋名土那样常常为某一玄学命题争执不休，甚至一定要分个高下输赢。他们通过竹林之游畅言玄理，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同时又在社会活动中不经意地张扬着玄学思想，推动着玄学的流行。 阮籍是竹林玄学的坚定鼓吹者。任尚书郎的时候，他与同为尚书郎的王浑是好朋友。王浑之子王戎当时才十几岁，随父在郎舍，因而与阮籍成了忘年之交。两个年齿悬殊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都崇尚清谈，在谈玄方面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孙盛《晋阳秋》载： 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每适浑，俄顷辄(去)，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濬冲清尚，非卿伦也。”戎尝诣籍共饮，而刘昶在坐，不与焉。昶无恨色。既而戎问籍曰：“彼为谁也?”曰：“刘公荣也。”浚冲曰：“胜公荣，故与酒;不如公荣，不可不与酒;惟公荣者，可不与酒。” 阮籍和小他20多岁的王戎成为忘年交，是因为王戎小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