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神似”

傅雷

傅雷(1908.03.30 －1966.09.03)，别名怒庵，上海人，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傅雷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一百余万言的著述也收录于《傅雷文集》。为表示对他著译的由衷礼赞，近年还出版多种插图珍藏本，如《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和版画插图珍藏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受到迫害，不堪忍受污辱，1966年9月3日凌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傅雷先生的翻译观体现在他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理论两个方面。

(一)翻译态度

傅雷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翻译大家，缘于他严肃严谨的译风和虚怀若谷的译德。他热爱尊重原作、译前准备充分、译风踏实严谨、翻译态度谦逊。傅雷先生非常尊重和热爱自己所翻译的文学作品。译者只有对原作怀揣一腔热忱，才能把自己的感情完全融入其中，完成高质量的译作。他在《<米开朗琪罗传>译者弁言》中称这是“一部不朽的原作”，认为“冠上不伦不类的序文是件亵渎的行为”⋯，因此只谨慎地做了关于版本、参考书目和注解的翻译说明。而在另一篇《<贝多芬传>译者序》中，译者写到“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可见他以贝多芬为崇拜的对象和精神的寄托。他将把贝多芬的启示和恩泽施与大众，让读者从中获得斗争的勇气。傅雷先生之所以非常喜爱自己翻译的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经过认真遴选的，他认为非常有价值或自己非常擅长的类别。“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从文学的派别来说，我们得弄清楚自己最事宜于哪一派⋯⋯测验‘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作是否热爱⋯⋯”，可见经过甄选之后确定自己所喜爱和擅长的作品进行翻译，这是傅雷先生做好翻译的第一步。确定作品之后，傅雷先生并没有立即投入翻译实践，而是首先做足译前的准备工作。对于普通的译者而言，准备工作无非是通读几遍作品，熟悉结构内容，但傅雷先生所做的功课却远远多于这些。为了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他克服了当时国内资料短缺、通讯技术落后的困难，通过海外亲友从港、日、伦敦、巴黎的大小书店和旧书摊搜集研究资料，又经过苏联辗转寄回国内。为了翻译《幻灭》，他请朋友宋奇从香港购买邮寄英译本，写信咨询巴尔扎克研究专家，“⋯⋯有一大堆问题寄到巴黎去请教”，此外由于此书涉及十九世纪巴黎小报界的情节，他还请老友柯灵“帮他搜集一些旧上海小报界的行话和口语”。傅雷先生在《<塞查·皮罗多盛衰记>译者序》和《<都尔的本掌神甫><比哀兰德>译者序》中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关于原作由来和作品分析的内容，可见译者不仅详尽参考了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的评论性文章，而且对原作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傅雷先生的准备工作不仅体现在知识层面上，译者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体验同样是一个长期的储备和锤炼过程。傅雷留法期间每日浸淫在艺术海洋，日日流连于巴黎的历史陈迹与妩媚景致中，卢浮宫触发了他艺术的灵感，塞纳河滋养了他艺术的气质，欧洲各国的游历又赋予他艺术的熏陶，因此他在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时感到游刃有余。他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谈到，“⋯⋯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在傅雷先生看来，提高个人的学

识和修养是做好翻译的关键。傅译作品脍炙人口靠的是扎实的语言功底和译者严谨踏实的译风。傅雷先生素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8]作为自己的翻译目标，对译文反复雕琢，但“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9]。所以“大改特改”和重译就成为家常便饭。在当代翻译界，重译现象并不鲜见，但从事重译工作的十之八九不是原译者，能够对自己原有的译本进行大幅度修改甚至抛弃重译，非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决不可能做到。译者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简介》末尾注明“初译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10]。在《<贝多芬传>译者序》的注释当中，译者也申明了这是重译本“这部书的初译稿，成于一九三二年⋯⋯使我现在能全部重译，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至于修改的幅度和次数，傅雷先生在给好友宋奇的信中曾经多次谈及。“《高老头》正在重改，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12[，“⋯⋯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高老头》还是在抗战期译的，一九五一年已重译一过，这次是第三次大修改了”

除了不断修改自己的译作，傅雷先生还在细微之处展现一名高素质译者的学术规范。在《<服尔德传>译者附识》和《<米开朗琪罗传>译者弁言》等副文本中，傅雷先生非常细致地标注了译文所依据的原作版本，前者采用“一九三五年巴黎Gallimard书店的版本”，而后者依据“原本第十一版全译”，译者严肃的治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傅雷先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还表现在他对译名的态度上，这个在一般译者眼中算不上问题的问题却得到傅雷的极大关注，多次在序言中提及。如在《<人生五大问题>译者弁言》中，译者阐明因嫌原书名《情操与习尚》晦涩故改作此名。在(<服尔德传>译者附识》中，译者交代之所以不按照其他人把Voltaire 译作福禄特儿，是因为(服尔德)这种译法已有实际应用，北平中法大学就有服尔德学院存在。在《关于服尔德<老实人>一书的译名》这篇说明中，译者解释他弃音译而采用意译是因为这种译法更能传达原文的风趣。在《<贝姨>译者弁言》中，译者更是大费笔墨，经过一番繁琐的人物关系考证和周密的中西称谓系统对比，详尽地阐释了此书译名的由来。关于译名统一问题傅雷先生也多次提起。如在《泰纳<艺术论>译者弁言》的末尾，译者写到“译名不统一的地方，当于将来全部完竣后重新校订”。他还曾就这一问题专门写过一篇《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意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十分系统地研究了译名统一问题，整理出十余条意见，体现了译者从小处着眼、认真细致的治学态度。

傅雷积其丰富的翻译经验，视翻译为神圣崇高的事业，“把损害艺术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要求自己持郑重的态度，慎重选择，以免冲突。他这样说道：“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但做了这些功夫是不是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呢?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进一步把我所了解的，体会的，又忠实又动人地表达出来。”傅雷把选择原则当作交朋友，态度是严肃而诚恳的。不勉强与自己格格不人的作者，但对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者，也不轻率相处，而是去努力地了解对方。

(二)翻译理论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许多翻译家充分地意识到了语言之间的不同关系与差异给翻译造成的影响，因此在具体的翻译中，特别注意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和差异，并寻求积极有效的方法，有针对地去克服障碍。在致罗新璋的信中，翻译家傅雷明确地提出了如何处理东方人与西方人的不同思想方式和西欧文字与中国语言的不同历史与结构方式的原则性意见。他说：“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局：此两种mentalite殊难彼此融洽交流。同为metaphore，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不若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且我国语体文历史尚浅，句法词汇远不如有两、三千年传统之文言；一切皆待文艺工作者长期摸索。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细读傅雷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东方人与西方人的不同思想方式实质上与语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