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收制度创新_1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收制度创新 提要：现阶段对是否要征收农业税收，界和实践界出现了观点完全相左的纷争，并提出了各自理由。税费改革的难点是：计税土地面积确定难；常年产量确定难；税收征收管理难。文章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规范稳定农业税收执法主体等才能进一步推进。农业税收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倾向于建立农业收益所得税制。 农业产业，农民收入增加问题，农村全面进步问题，都是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重、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农业税收负担或轻或重，直接农民群众收入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因此，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加快农业税收制度创新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巩固县乡财政制度基础，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迫切的工作。 一、对是否要征收农业税收的两种观点必须理性 在我国，尽管农业税收在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农民群众法制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阶段，对于农业税收的征与否，理论界和实践界有完全相背的两大观点纷争。 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税收制度应予废止。其理由是：（1）农民是弱势群体，为了我国的化，农民已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且还将付出更大代价，农村需要休养生息。（2）我国加入WTO后，首先受到巨大冲击的是农业，比如近年美国出口到我国的大豆在1500万吨左右，相当于我国大豆的年总产量，国外农产品大量在中国销售，国内农产品价格还要下降，农民收入还会相对减少，多渠道、全方位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很有必要。（3）我国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近两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净增额都在2000亿元以上，而全国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扣除减免后仅300亿元左右，即使不征收农业税收，也不会影响财政状况。（4）减除了农业税收，不一定影响国家税收总规模，而且减除了农业税收，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和扩大生活消费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可能，生产、生活行为的实现可以增加新的税收。（5）宁可国家公务员少调一两次工资，也应当减除农业税收，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缩小贫富悬殊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6）我国加入WTO后，就应当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遵循前工业化时期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化时期农业与工业平等竞争、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现在不谈财政补助农业，至少不应再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 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税的征收，有其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农业税收的征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长远看可以不予征收，从现实看农业税收征收具有客观必然性，其理由是：（1）对农业产业征税是增强农业生产者法制观念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农业主要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农民已经形成了“皇粮国税，自古有之”的习惯意识；而在“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时期，积极、主动交“公粮”、交“爱国粮”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在今天，广大农民依然有“种了国家的地，该交国家的税”的朴素意识和情感。在我国财政总规模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对农业产业征税，虽然取得的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极小，但它是延续和强化农民纳税意识、法制意识、爱国意识的重要途径。如果仅仅看到的是农业税收入不多、成本较高，就放弃征收，甚至停征和取消，长此以往，必然会淡化农民的纳税意识、法制意识、爱国意识，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2）对农业产业征税是防止“税退费进”的必要手段。虽然我国农业生产者是弱势群体，从事着弱质产业，获得的收入极为有限，是当前最低的收入阶层。但是我国当前的农村税费制度、乡镇政府体制、县乡财政体制都不够健全，如果不用规范的、统一的、严肃的、法制的农业税收制度对农业生产者征税，完全可能出现“税退费进”的情况，一些部门和基层就会利用当前各种体制上、政策上、管理上的缺陷，以种种理由和借口，巧立名目，向农民伸手，收取各种费用和集资，摊派各种款项和劳务，农村“三乱”就会得不到彻底的根治，中央通过三令五申和大量工作控制农民负担取得的成效就会前功尽弃，农民负担就会反弹。（3）对农业产业征税是巩固县乡财政制度基础的必然需要。当前，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国家财政总收入连上几个新台阶，但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县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一些县乡区域经济不发达，决定县乡财政规模上不去，财政供给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县乡财政既不能保证“吃饭”，更谈不上重点支持义务，而搞建设只能靠举债、集资和摊派。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税收是县乡财政的主要收入，在财税改革不配套、转移支付不规范、县乡财政运转困难情况下，继续对农业产业征税十分必要。（4）对农业产业征税制度必须改革和创新。首先，我国当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制定的，它基本适应“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体制，而早已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实际情况，目前国家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给农业税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持，农业税收应当抓住机遇及时改革立法。其次，农业特产税虽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现阶段，已制约影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及林农生产积极性，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势在必行。第三，农业税减免的政策功用必须进一步充分发挥，通过有效的减免杠杆的启动，对农村实行休养生息，帮助支持贫困地区。 对是否要征收农业税收虽存在重大分歧，但从我国历史发展、现实农村具体情况以及建设稳固强大国家财政的要求出发，我们认为农业税收应当继续征收，农村税收体制必须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必须创新。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难点问题 当前，农村税费混杂，税轻、费重、集资摊派繁多，农民负担沉重；粮食供过于求，农产品越来越多，种什么多什么，价格上不去，种田亏本，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撂荒土地情况严重。要使农民收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增加，最根本的措施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同时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治理农村“三乱”，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经过近几年的试点和扩大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困难较多，其中极难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计税土地面积确定难 中央规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为第二轮承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面积。客观地讲，政策界限十分清楚，而存在的问题是，第二轮承包多数地方搞了，有的地方未搞；搞了二轮承包的地方，有的非常认真，有的不够认真；认真搞了二轮承包的地方，又因建房、修路等各种建设占用耕地，因水冲沙压等各种灾害减少耕地，因开荒又增加了耕地。由于土地面积是一个动态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致使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的确定极为困难。不重新准确丈量承包地农民不满意，重新丈量又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果，农民也不满意；准确丈量了耕地，有的农民又举家外出务工经商，撂荒的耕地因要承担税费大多不愿耕种。由于耕地数量庞大，如果重新丈量确定土地面积，实在费力、费时、费财，作用甚微。 （二）常年产量确定难 常年产量是土地在正常年景下，在一般生产经营水平下的农作物生产量。中央规定，常年产量以1994～1998年5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确定。受土壤墒情、水源条件、自然气候、生产技术、成本投入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相同的土地实际产量有高有低，不相同的土地其产量差别更大。要对数量庞大、情况千差万别的土地准确地评定亩平常年产量极为困难。但是不准确评定常年产量，就不能达到税负的公平、合理，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 （三）税收征收管理难 由于以下原因，给农业税收的征收和管理带来极大困难：一是农村地域辽阔，不便，通讯落后；二是纳税人众多，居住分散，纳税意识参差不齐；三是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一些农民对缴纳税收有抵触心理；四是税源零星分散，税额极小而税负较重；五是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力量薄弱，参与征收人员复杂，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操作不够规范。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对农业产业只征单一的农业税，且由农业生产队集体缴纳，纳税单位少，征收管理容易，征收人员少，征收管理成本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纳税人事实上已演变成为承包耕地的农户，农税缴纳人数呈几十倍增加，纳税人素质、收入状况、纳税能力千差万别，征收机关面对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工作量成倍增加，工作难度成倍加大；为了将应征税款足额收起来，基层政府和征收机关不得不增加征收人员，强化征管手段，以致农业税收征管成本成倍上升。由于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驱动和部分纳税农户有意逃避税负的行为，更增加了农业税收征收管理的困难。 三、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 中央制定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政策，是经过几上几下、深入调查、反复研究确定的，适合全国实际情况。尽管解决难点问题比较困难，也应以中央7号文件政策为依据。对于农业税计税面积，应以第二轮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面积为基础确定。核实面积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面积如有变化，农民要求重新丈量的，可重新丈量，且要做到“两到场、一认可”，即干部、群众到场，农户签字认可。对于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应以1994—1998年5年农作物平均产量评定。评定常年产量时应考虑地理位置、土质好坏、水源条件等因素，适当体现差别。对于农业税征收难问题，应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由委托代征转变为征收机关直接征收；二是由上门催收转变为办税服务厅集中征收；三是由手工征收管理转变为用机管理监控；四是由征实为主转变为以直接折征代金为主。 （二）明确、规范、稳定农业税收执法主体 从全国看，当前农业税执法主体不统一，大部分在财政，部分在地税。农业税由财政征收：一是征收经费有保障；二是部门关系易协调；三是以乡镇行政区划建征收机构利益机制更明显。由地税征收：一是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