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的挑战及思考

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的挑战及思考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他的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宽阔,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
他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具有丰厚的思想内蕴,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
一、理性官僚制: 行政组织的权威理论现代国家的行政组织,无论是私人组织还是公共组织,都可追溯到韦伯的理性官僚制。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以授权———分层、集权———统一、命令———服从为特征,以专业化和世俗化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行政管理的程序化、规范化为目标,高度重视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按照职位和职能对权威资源进行配置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是同市场经济、理性的法律以及民主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组织管理复杂化的需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合法权力: 传统权力,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由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韦伯认为正是统治者及其行政管理人员行使权力、被统治者服从、权力转化为权威时,组织秩序才得以维护。
历史上能被社会接受的合法统治大致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即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合法型统治。
传统型统治建立在相信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的; 而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之上; 合法型统治则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制度和由它所确定的上级领导,相信统治者是合法受命而为。
在官僚制理论体系中,“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权威基础和组织理论的核心,一切关于韦伯官僚制的研究都需要从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才能把握其真谛。
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韦伯是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他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权威或统治都必须以某种合法性为基础。
马克斯·韦伯的统治合法性问题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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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就是市场 中的垄断统治 ; 对后 者而言 , 最典 型 的则是 家长 的、 官员的或君主的权力 。在 韦伯的 “ 统治社会 学” , 中
主要考虑 的是最 后一 种类 型 , 它是与 “ 命令 的权威 性权 力”
有 关 的统 治 。
性” 现象的。在 现实生 活 中, 了“ 除 合法 的” 治系 统外 , 统 不 可能有 “ 合法 ” 不 的统 治系统 的存 在 。也 就是 说 , 一个 现 存 的统治系统必然是 由它所统治 的人们 的支持方 能运 转 , 因而
一
韦伯 同样 把 “ 法 性 ” 1g iay 界 定 为一 种 “ 能 合 (e t c ) im 可
性”: 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 种命令 的一种动 机 , 即“ 而不论 这
论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意义

论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意义摘要:哈贝马斯在批判继承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和马尔库塞科技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认为科技的进步使得人们只关注技术本身,而不问及其目的与后果,结果人成了手段,技术成为对人的统治。
因此文章从哈贝马斯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渊源入手,分析了哈贝马斯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这对于我们审视和反思技术与人的关系,寻求人的解放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意义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思潮被人们推崇,重视科学和知识的风气逐渐在大众之间流行开来,形成了一种技术理性至上的思潮。
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科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从卢卡奇、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反映了现代人试图破解技术奴役和异化的状况,他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精辟论断值得我们现代社会的反思。
一、哈贝马斯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一)技术理性批判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从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如今的20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科学技术已经完成了三次革命。
尤其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它使得人们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给二战之后的西方国际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极大的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然而科学技术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当代西方思想界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物质的丰富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21世纪的人们要怎样去对待科学技术,如何与之相处,发挥科学技术的有益效用,成为哲学家们一直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其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则从批判理性的角度出发,把科学技术定性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对科学技术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讨论始于霍克海默,经过马尔库塞的发展,到哈贝马斯才得以完成。
(二)技术理性批判的思想渊源(1)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思想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他认为随着西方两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开展,价值合理性在技术应用中逐渐被人们忽视,而如何获得最大利益的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社会主流地位。
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

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周建建MG1009038一、什么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
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
韦伯的理论反映了这一时代的需求,同时也适应了这一历史性诉求。
韦栓喜在其《诗意的栖居——人类审美化的至境》①中提出了工具理性的以下特点:1.逻辑性和系统性。
工具理性注重理论的严谨和系统,要求对外界的准确把握。
2.现实实用性。
工具理性始终以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为指导,主张理性建构在实际经验之上。
3.独立性与中心化。
工具理性推崇自由与独立,提倡冒险与利益崇拜。
4.功利性与追求利益最大化。
工具理性排斥任何形式的非理性,或者打着“理性”的幌子,实际上脱离实际的追求。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工具理性引导人类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思维中: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
面对客体,主体往往注重客体的特征和规律,从而制定行为规范。
但是这种医治无疑是牵强的。
以工具理性为评判准绳直接导致主体能动性、目的性的最大张扬。
而目的、手段和对象三者之间关系是否和谐却不予考虑。
目的本身的价值及所使用手段本身固有的价值倾向也被忽略不计。
另一方面,工具理性追求商业利益的人们无限度地扩张,以至在文化和生活领域出现了工具至上的偏差,使得主体性原则极度膨胀,人被技术化,成了商品和工具,“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可以在市场上算计的使用价值。
马克斯·韦伯责任伦理的理论基础

[摘要]责任伦理是马克斯·韦伯为谋求德国民主政治的出路而创设的。
他基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将康德“责任”范畴的伦理内核剥出———“责任伦理”,以“责任伦理”取代“信念伦理”,要求政治实践的主体对自身行为后果无限担当的责任,由此赋予主体实践理性对责任伦理的自觉。
[关键词]责任伦理;实践理性;政治伦理[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603(2020)49-0168-02马克斯·韦伯责任伦理的理论基础傅济锋(苏州市职业大学,江苏苏州215021)1919年1月28日,马克斯·韦伯在为慕尼黑自由大学生同盟所做《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指出:“一切伦理性的行动可以归于两种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 )和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 )。
……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
”[1]他从“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或是为政治而生活,或是为生活而政治”[1],剖析出“以政治为职业”的职业政治家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进而在阐述“以政治为事业的伦理”这一问题中,首次提出了“责任伦理”范畴,以批判“以目的神圣化手段”的“信念伦理”。
一、以新教伦理“天职”观念揭示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的嬗变关于责任伦理的思想在马克斯·韦伯对新教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伦理精神的长期观察与思考中已初露端倪。
马克斯·韦伯基于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合理的”制度的基本判断,努力探寻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伦理精神。
经过对自由资本主义“合理性”的观察基础上,提出诸如“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欲不能在中国和印度产生同样的结果呢?……中心的问题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和独具的合理主义”[2]。
“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论解析

若 就体 系思想 家 之 于 世 界 图像 的理 性 观点 而 言 ,
理性 主义 是指 : 以越来越 精 确 的抽 象概 念为 手段 ,
现代 理性 资本 主义 的批判 被 我们有 意无 意地 忽视 了 ; 时我 们又 过 于 注 重其 对 资 本 主 义起 源 的关 有 注和 剖析 而忽视 了他 对资 本 主义未 来命 运 的忧虑 和展望 。韦伯对 理性 资本 主义 的诊 断有着 与 马克
第 2 4卷 第 4期
21 0 1年 8月
武 汉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会科学版)
W u a i e st fTe h o o y ( o i l ce c iin h n Un v r iy o c n l g S ca in e Ed t ) S o
Vo . 4 No 4 I2 .
此 , 对 韦伯 的研 究 中 对其 研 究 的 中心 主题 的确 在 定就 显得 尤为 重要 。大 多学者 认 为理性 和理性 化
是贯 穿韦 伯学术 研 究及 其 作 品 的 主题[5 。韦 伯 1一 J
所要探 讨 的主要 是 资 本 主 义 起 源 问题 , 就 是 在 也
新 教伦 理与 资本 主 义 精 神 ; 是 韦 伯有 关 中 国宗 二 教及 其 伦理 的研究 ; 三是 官 僚和科 层 制 ; 四是关 于 韦伯 的 方法论 和 类 型 学 的探 讨 ; 五是 理 性 化 和 合 理性 概念 。而对 韦 伯 的 资本 主 义 学 说 , 要 关 注 主
通过否认理性 资本主义 , 而是企 图以责任伦 理和魅力型人格来消解理性资本主义的后果 。
浅析马克斯.韦伯方法论中的“价值无涉”原则

浅析马克斯.韦伯方法论中的“价值无涉”原则摘要: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涉”原则,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不应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
本文在分析马克斯·韦伯“价值无涉”原则提出的背景和如何界定的基础上,对这一原则进行了分析,韦伯的“价值无涉”不同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而是与价值关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经验研究的一种策略。
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具有相近的合理因素,正确认识和理解“价值无涉”原则对推动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价值无涉原则马克思主义一、马克斯·韦伯“价值无涉”原则提出的背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有自身的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
自然科学工作者一般不介入他们正在研究的对象,而社会科学家则自身在研究对象之中,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必然会把自己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等带进认识过程,并最终影响到认识过程的结果——观念性产品,这种观念性产品很难具有客观性。
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对象来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揭示自然规律是单向的,而社会科学研究是双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获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时,被研究者也在获取研究者的信息。
同时,社会现象是否有普遍规律可循,即是否具有客观性、是否能做因果分析也是人们争议的问题。
十九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将科学奉为理性原则的最高象征,认为科学不仅能控制自然秩序,而且能控制社会秩序,从而给人类带来幸福。
马克斯·韦伯反对这种观点,同时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是一个完全受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支配的系统,人作为主体起不到任何建设性的作用,仅仅是历史发展整体中的被动的客体。
马克斯·韦伯认为,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抹杀了文化的能动的和自觉的因素,使一切观念都成为外在物质力量的自动反映,所以他反对客观规律决定论。
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也称为

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也称为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Weber'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heory)是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一种行政管理观念。
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其著作《理性与现代社会》中对行政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行政管理理论,对现代组织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主要包括理性-法官式管理、理性-法定式管理和理性-特殊化的管理三种类型。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应该遵循合理性、效率性和规范性的原则,以实现最佳的管理效果。
首先,韦伯提出了理性-法官式管理的观念。
这种管理模式以官僚制度为基础,强调通过程序化和规范化的方法来实现组织的管理。
官僚制度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管理体制,它将权力和责任进行了严格的分工和职责划分,以确保组织的运作顺畅和效率。
韦伯认为,官僚制度的优点在于能够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管理环境,从而使组织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其次,韦伯提出了理性-法定式管理的观念。
这种管理模式强调组织应该以法律和规章为依据进行管理,从而实现管理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组织的权力和责任主要来源于法律和规章,管理人员必须遵守这些法律和规章进行管理,以确保管理的公正和合法性。
韦伯认为,理性-法定式管理的优势在于能够保障管理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从而有效地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
最后,韦伯提出了理性-特殊化的管理观念。
这种管理模式主要强调组织应该根据特定的目标和任务进行灵活的管理,以适应不同的管理需求。
这种管理模式下,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管理方法和策略,以确保组织的管理能够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
总的来说,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强调组织应该遵循合理性、效率性和规范性的原则进行管理,并提出了一系列管理模式和原则,对现代组织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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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
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
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
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
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
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
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
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
”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
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
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
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
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
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
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
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
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
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
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
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
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
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立与成熟,都与这种变化紧密相关。
有了艺术的自主,艺术才有可能合理化。
韦伯认为,现代艺术不同于古典艺术的地方在于它正逐渐蜕变成一种操作和调控材料的专门技术。
现代艺术只涉及实现价值的技术而不涉及价值本身。
韦伯认为,所谓合理化,同样也意味着法律和道德的独立,亦即,道德实践观点、道德文本和法律经典以及基本原理和决定规则等摆脱了它们最初所依赖的世界观。
现代道德和法律脱离了传统亚里士多德式德性伦理学背景,脱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真善美精神母体,成为专门处理规范和价值的特殊领域,特别是在法律领域,产生出形式主义的法学理论,通过制定严格的立法与司法程序,使得职业法律工作者成为法律制度的体现者。
法律和道德的独立,带来了形式法以及世俗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
两者大致和现代自然科学同时获得系统化——即发展成为理性自然法和形式伦理。
伦理和法律的自主化也意味着二者作为约束性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实体性的东西。
人民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贯彻法律的官员。
所谓个人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指出,个人的理性化是与文化的合理性相适应的,文化的合理性是个人理性化的基础。
文化合理性渗透到个人生活中去,它是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因素之一。
韦伯研究了路德的“天职”观,研究了新教禁欲派别的实用伦理,包括加尔文教、虔信派、卫理公会以及从浸礼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那些教派的观点,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即世俗的生活指导有其宗教基础。
最终,这种天职观念和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系统地渗透在一切生活领域。
二、合理性概念韦伯是在社会行为层面把握理性概念的。
他区分了四类社会行为,即目的一工具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传统行为以及情感行为。
他说:“如同任何行为一样,社会行为也可以由下列情况来决定:①目的合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一一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③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④传统的,由约定俗成的习惯。
”在这其中,前两种社会行为是合理性的,后两者是非理性的。
由此可见,韦伯实际上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
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
目的合理性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合理地权衡确立行为的目的即选择合理性;二是合理地选择实现目的的手段、工具,即工具合理性。
韦伯认为,行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据运用手段达到既定目的过程中的有效性来加以衡量的,是针对既定目的有效地使用手段和工具中体现出的合理性。
行为的选择合理性是根据准确构想的价值、可利用的手段和限制条件等选择目的的合理性。
韦伯认为,“谁的行为如果不考虑预见到的后果,而只坚持其关于义务、尊严、审美、宗教律令、虔诚或‘事实’的正确性的信念,并且不管对他提出的是何种要求,那么,他的行为就纯属价值理性行为。
价值理性行为……永远都是一种行为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行为’或符合‘要求’的行为。
”_2](价值合理性关注的是道德责任的履行、道德良心的召唤。
受价值合理性支配的行为,不计成败得失和功用效益,以道德命令、政治信念、人生理想为取舍标准。
工具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又被韦伯统称为形式合理性,以区别于对决定偏好的基本价值系统的实质评价。
实质合理性即价值理性。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韦伯认为,现代化是世界解神秘化即祛魅的过程。
现代性的命运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所谓意义丧失指的是由于理性化,而无法对世界作整体的把握,无法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解释。
韦伯认为,在现代,科学的兴盛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所谓意义的丧失也是不可避免的。
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对于“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样的问题,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
“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证实。
它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绝。
” (同样的情形在艺术科学、法理学、历史和文化科学中也都存在着。
“这些学科教给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
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功夫去了解这些现象。
”与意义的丧失紧密相联的是价值的多元。
韦伯认为,在现代,由于理性化,由于科学无法回答世界的意义的问题,从而价值呈现多样性,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
现代社会丧失了用具有涵盖性、统摄性的规范原则去协调各种价值之间冲突,维系社会共识的价值资源。
在各种独立的价值领域之间出现了竞争,而且无法再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神圣世界秩序来消除这种竞争。
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从诸如真理、财富、权力、法律、信仰、德性等价值因素中选择出自己遵循的价值原则,价值领域似乎成为个人自治领域。
所谓“自由丧失”,指的是现代社会的人失去了独立的价值。
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为了进行管理,官僚体制是必须的。
而官僚体制使社会成为一架大机器。
在这个体制当中工作的每一个人成为这个体制中的一个要素。
为了服从体制的功能,个人必定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和自由。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目的合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价值合理性不断衰落,人们将追逐物质利益作为行动的目标,逐渐异化为金钱和实利的奴隶,由此丧失了精神独立和自由。
对此,韦伯有一段名言:“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斗蓬’。
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蓬将变成一座铜墙铁壁。
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时,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
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的,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弘韦伯的这段名言描述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以追逐利益作为奋斗目标,为赢利而赢利,失去了灵魂、良心等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犹如被囚禁在铁牢里的囚徒,听命于金钱、利益的驱使,毫无主体性和自由可言。
面对丧失意义和丧失自由的现代社会,韦伯对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