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政策的利弊分析
浅谈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状以及问题解决策略
浅谈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状以及问题解决策略当前我国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采取多种策略加以解决。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脱贫攻坚的现状。
自2015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扶贫开发战略，对所有贫困地区进行全覆盖式的精准扶贫。
通过建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实现了对每一个贫困户的动态监测和服务，精准有效地解决了贫困户生产、生活、医疗、教育等问题。
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以下。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减贫能力的国家之一。
然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贫困程度差异较大，一些深度贫困地区依然面临贫困人口较多、贫困发生率较高的问题。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一些贫困户已经脱贫，但很难实现持续增收水平。
另一方面，尽管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551万人，但仍有少数地方的扶贫工作假冒伪劣，懈怠甚至假脱贫现象较为普遍。
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工作进一步深入。
最后，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面对复杂多变的贫困现象，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一方面，通过规范扶贫工作实现真脱贫，建立贫困户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监管，对虚假脱贫现象及时处罚，建立完善失信惩戒机制，以维护扶贫工作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需要注重提高贫困地区贫困母猪立体养殖技术和产业规划水平，引导贫困户脱贫致富。
此外，我们还需要实行多部门联合扶贫，进一步整合资金，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扶贫工作进程。
同时，需要加强贫困人口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扩大贫困户经济增收渠道，促进贫困群众自我发展。
总的来说，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但随着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不断深化和全国人民对扶贫工作的重视，这些问题必将得到有效的解决。
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第十九章反贫困社会工作
社会资本理论与反贫困
社会资本
指社会关系网络、信任、规范、制度等能促进社会合作和有效行动的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对反贫困的意义
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提高贫困者的可行能力，使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 摆脱贫困。
社会发展理论与反贫困
社会发展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加全面的服务和支持。
03
资源匮乏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往往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如教育、医疗、就业
等，这使得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难度加大，需要积极争取和创造更多的
资源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前景展望
政策支持
随着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反贫困社会工作的 政策支持将会不断加强。政府将出台更多的扶贫 政策和措施，为反贫困社会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 保障和支持。
03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施策略
政策倡导与影响策略
推动政策改革
通过倡导和游说，推动政府进行 有利于贫困群体的政策改革，包 括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就 业政策等。
强化政策实施
协助政府更好地落实各项反贫困 政策，确保贫困群体能够真正受 益于这些政策。
监督政策效果
对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监 督和评估，及时反馈问题和不足 ，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为贫困群体提供心理、社会、法律等 方面的个案辅导，帮助他们解决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
要点二
链接社会资源
为贫困群体链接各种社会资源，包括 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帮 助他们走出困境。
要点三
促进能力建设
通过培训、学习等方式，提高贫困群 体的自身能力，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人类减贫的启示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贫困地区特点，形成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体系。
这一理论和政策体系旨在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包括脱贫攻坚计划、扶贫开发、扶贫贷款、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改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人类减贫的启示在于，在推进减贫工作时，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和贫困地区的特点，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政策和措施，统筹谋划、协调推进，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帮扶和扶贫，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实现全面小康。
同时，还应注重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务实合作，共同打击贫困，促进发展。
此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还强调了持久性和全面性的重要性。
反贫困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长期推进，确保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
同时，反贫困工作要全面推进，综合考虑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所有方面，促进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全面发展。
总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人类减贫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提醒我们要根据自身国情和贫困地区的特点，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坚持长期推进，全面推进，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贫困，促进发展。
返贫风险总结
返贫风险总结引言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变化，贫困问题一直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脱贫成就，但是仍然存在返贫现象。
返贫风险是指那些曾经脱贫但面临重新陷入贫困的家庭或个体。
了解返贫风险的原因和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扶贫政策和措施至关重要。
本文将对返贫风险进行总结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返贫风险原因分析返贫风险的出现往往与多个因素密切相关。
以下是返贫风险常见的原因：1.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导致贫困和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收入较低、职业选择受限、工资水平不高等都会增加返贫的风险。
一些经济因素可能是暂时的，例如突发的经济危机或失业，但也有一些是长期存在的，例如低技能和教育水平。
2. 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也会对返贫风险产生影响。
例如，社会保障政策的不完善、社会地位低下、缺乏社会支持等因素都可能使个人或家庭重新陷入贫困。
缺乏社会资本和人际网络也是导致返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教育因素教育水平低是返贫风险较高的一个关键因素。
教育能力的不足限制了个体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的可能性。
同时，教育水平低也会限制人们获取信息和技能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应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能力。
4. 健康因素健康问题也是导致返贫的一个重要因素。
患病或意外事故不仅会增加治疗费用，还可能导致收入损失和职业机会减少。
在一些地区，医疗保障的缺乏和医疗资源的不均衡也会使贫困人口更加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返贫风险防范措施为了减少返贫风险和提高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 经济措施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就业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救助和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水平。
2. 教育措施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和质量。
实施教育扶贫政策，为贫困家庭提供教育资助和培训机会，提高其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
3. 社会措施加强社会支持和社区服务，为贫困人口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
美国的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政策述评
据 美 国 人 口普 查 局 公 布 的数 据 ，０ 年 ， ２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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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贫 困问题与反贫困政策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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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界 和 知 识 界 都 存 在 较 大 的 争 论 ，这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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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贫困理论名词解释
反贫困理论名词解释
反贫困理论是21世纪初，社会学家凯文比布尔提出的一种研究贫困的理论，旨在促进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让贫困地区的居民脱贫，最终获得良好的生活质量并获得财富。
反贫困理论有三个主要概念：贫困可选择性，贫困社会动力学和社会公平。
反贫困理论的首要概念是贫困可选择性，即贫困不是由人类偶然的经济和社会的偏差而导致的，而是由人类的有意选择导致的。
事实上，贫困是有结构和可选择性的。
这就是说，贫困是由社会结构性的结构，社会精英统治和政治结构所导致的。
贫困也可以由人类行为，个人决策和社会行为所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贫困不是无可避免的，人们可以采取措施来减少贫困，如开展政策创新、扩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
反贫困理论的第二个概念是贫困社会动力学，即贫困的变化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它以如何形成社会结构以及如何维持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变化。
也就是说，影响贫困变化的因素不仅是个人和家庭因素，还包括社会因素，如政策、社会保障水平、医疗卫生等。
反贫困理论的第三个概念是社会公平，即提倡公正的社会分布，重视政策的效用对贫困的减少来说，公平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促进正确的政策，有效的贫困管理，提高社会的福利状况。
同时，社会公平可以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公平的权利，不受忽视，有更好的财富分配和收入差异管理，从而有助于改善社会环境，促进贫困减少。
总之，反贫困理论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理论，重视贫困可选择性、贫困社会动力学和社会公平，旨在改善贫困缺乏服务和资源的地区，加强其经济社会发展。
贯彻反贫困理论，需要从政府结构和政策本身来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努力提高社会的公平性，减少贫困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政策中的社会工作伦理问题
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政策中的社会工作伦理问题作者：高阳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19期摘要：社会工作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为了实现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一目标的活动，经过不断的完善与发展，社会工作逐渐演变的更加具有科学性，并趋于制度化和专业化，成为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职业活动。
而且社会工作伦理以及实践方法为反贫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在中国反贫困的宏大社会公益行动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值得学习与深思，与反贫困高度耦合。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政策;社会工作一、相关概念（一）贫困定义贫困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贫困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
本文中对贫困的定义是基于国家对贫困的标准[1]。
2008年，中国正式将赤贫标准与低收入标准结合起来，将减贫标准作为新的低收入标准。
2011年11月，中国将人均农民净收入提高到2300元，作为贫困的新标准[2] 。
（二）社会工作伦理社会工作伦理即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对服务对象的伦理责任，包括自我决定，知情同意，实践能力，文化能力等。
在开展实践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该把握一个核心要点，即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以服务对象的利益和需求为中心组织各项社会工作，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获得有效的保障。
另外，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确保专业性[3]。
二、贫困地区反贫困政策政策实施现状（一）反貧困政策政策与社会工作伦理的不断融合其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求[4]。
当前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可以从一系列“扶贫”政策中充分体现出社会工作伦理，社会工作伦理注重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什么东西是正确的和恰当的，社会工作伦理更能够给予工作人员在扶贫过程中面对政策、原则和情感抉择困境时作出正确和恰当的判断和决定，进而促使扶贫工作得到有效的开展。
其二，反贫困政策中体现了诸多国家救助的意志，社会工作伦理中的助人理念实际上与国家扶贫政策目标从根本上而言是天然相通的。
精准扶贫的效果和影响
精准扶贫的效果和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在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有效地帮助了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了贫困。
这项政策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1. 经济发展的推动：精准扶贫政策通过积极引导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政府资金和各种资源的投入，为贫困地区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促进了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
2. 贫困户收入的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着重关注贫困人口的需求，通过提供培训机会、创业扶持、贫困户直接帮扶等措施，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来源。
例如，发放小额贷款或者提供创业指导，使得贫困户能够发展自己的农业或者手工业生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3. 基础设施的改善：精准扶贫政策还着重解决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包括交通、电力、教育、医疗等方面。
投资兴建公路、铁路和电网，改善了贫困地区的交通条件和电力供应，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此外，政府还加大对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投入，使得贫困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二、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1. 促进社会稳定：精准扶贫政策减少了贫困地区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缓解了各类矛盾和社会问题。
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获得感，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和谐。
2.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在贫困地区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源倾斜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 形成良好的扶贫氛围：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扶贫的热情。
社会力量和公益组织纷纷加入到扶贫事业中，为贫困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和资源。
这种良好的扶贫氛围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精准扶贫政策在中国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项政策不仅在经济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实现了稳定增长，也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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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贫困类型变迁及反贫困政策的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是Ka Lin的"Vulnerabilities and Social Provisioning ：Patterns，Changes and Trends in Transitional China"一文的改写和扩展，该研究为芬兰科学院中国社会政策研究项目所资助。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国贫困类型的变迁过程，分析了贫困群体的特征和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变化。它以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反贫困政策演变的过程，阐释了导致这一进程的制度因素，从而为读者展示中国贫困及反贫困变迁的一般途径。本文也对中国反贫困经验作了评估和总结，从而把贫困问题的研究从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层面推进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本研究将对理解政策变迁的逻辑，深化对国家反贫困战略制度背景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贫困/制度变迁/政策分析/市场经济 在中国，贫困研究的焦点往往是贫困的度量和发生率问题，或者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效应。这种研究取向与萨迈德（Samad ，1996：38）对亚洲贫困研究的评论相一致。在此评论中，作者抱怨亚洲的贫困研究缺乏理论深度。而沈红（2000）在对中国学者贫困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后也认为，这些研究很少能给读者提供充分的理论阐释。姑且不论他们的评论是否恰当，这些评论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即对贫困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的层次上。因此，本研究把阐释的重点放在贫困类型变迁和导致变迁的制度性因素上，并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展开对贫困的理论探讨。
对贫困问题的制度性研究最早是由汤森德（Townsend，1971：421996：18-32）。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就有必要把贫困问题放在权利资源和社会分层的背景中去考察，并把这一问题与制度变迁相联系。由此，本文以历史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去描述贫困类型的变化和贫困群体的变化，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中国贫困类型变迁的一般途径。它又回顾了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变化，阐述政策演变过程及其推动力，进而评估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成功及其意义。
一、国家贫困状况的转变 建国伊始，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和技术条件的落后，新中国的经济重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留下“一张白纸”（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长期禁运，把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相隔离。这些状况造成了共和国早期相当高的绝对贫困率。如在1949～1977年之间（除1956年），国民人均卡路里日摄入量少于2千克（郇建立a ，2003），这反映了当时食品的严重短缺和绝对贫困现象的流行。后来，在国家的努力下，绝对贫困率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是直到这个时期末（以1978年为例），仍有2.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IOSC，2001）。
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建立起一个以集体为单位的社会网络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国家把农民组织起来纳入到人民公社的体系中，从而使公社成为农民福利的依靠。由于这一集体制体系起到相当的保障作用，农民的生活资源虽然短缺，但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贫困。正如关信平所说：在前三个十年中的最初十年，农村贫困并不见得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农民的收入是平等分配的（Guan，2003：75）。在城市，通过对工商业的所有制改造形成了公有制企业（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他们雇佣了99％的城市劳动力（国家统计局，1986）。国家实行“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Lee ，2001：61；Chen ，2003a：53）的政策，并设立基本生活资料的定量供应制度、充分就业制度、较为平等的工资分配制度，以及在城市中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企业福利的供给也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城市工人的低工资。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城市贫困的压力非常小，“城市的穷人事实上并‘不十分担心他们的生活’，因为国家和集体能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Mok ，1987：240）。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使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1985年的397元，进而达到1989年的602元和2003年的2622元（国家统计局，2004）。与此相应，农村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近2.6亿下降到1998年底的4200万，即由占农村总人口的1/3下降到1/20（世界银行，2001：7）。在城市，工资改革使奖金成为工资的基本组成部分（Howell，1997：154），这使工人平均工资增长了近40％（Xiao Wang ，1986：450）。人们收入的提高也造成了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指标在农村和在城市分别从1978年的67.7％和57.5％降低到1989年的54.8％和54.5％（国家统计局，2004：357）。
然而经济发展也加剧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例如反映在人们的收入上，在1980年，甘肃和贵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浙江农民的44.9％和49.3％，而这一比例到1988年进一步下降到37.7％和44.1％（国家统计局，1990：314）。在西部地区，劣的生态环境和落后的信息、交通和通讯条件使这些地区很难吸引外来投资者，因而所得到的人力和资本投入也较少（王绍光，2001）。与此相反，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经济开发区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而这些开发区绝大多数设在东部沿海地区（Ngan Hui，1996；Wong ，1998），因而这种国家的政策倾斜使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比内地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在1992年到1998年间，这些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为西部不发达地区的2倍（Fang，Zhang Fan ，2004：311，316-317），而这种失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贫困状况。于是，当东部地区的农村绝对贫困率从1988年的9％下降到1995年的5％时，该比率在内地却从26％增长到39％（Unger ，2002：171）。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相对贫困问题。经济增长固然为人们致富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却很难被公平地分配。特别是在改革进程中，部分官员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去赢取个人利益，造成“官员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iement of cadres）”的现象（So，2003：367），而国家推行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也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强化了所有者的权力，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①。这样，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鸿沟越拉越大。以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例，该系数在1978年为0.233，但到1995年提高到0.4，并于近年超过0.45（樊平，1996：66；Unger ，2000：171，footnote2；Guan，2003：72）。同时在居民总收入中，1990年20％的低收入层占城市居民财富总和的比重为9％，而这一比例在1998年下降到5.5％；与此相反，在20％最高收入层中，这一比例却从38.1％增长到52.3％（Guan，2003：72）。此外，调查也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是贫困家庭4倍多（唐钧，2002：23）。特别是在城乡居民之间，从1978年至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8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元增加到2622元，两者间的差距从1978年的2.58倍扩大到2003年的3.24倍（宋林飞，2005：57）。这些资料表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阶层鸿沟的拉大和相对贫困的加剧。
总之，中国贫困类型的演变是一个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绝对贫困（改革前）转变到以区域贫困为焦点（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过程，并进而转向由社会阶层分化造成的相对贫困为核心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转化过程表明了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率，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贫困率最低（低于3％）的国家。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使许多西北和东北部省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从而使区域贫困成为一个焦点。尽管如此，目前贫困问题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挑战是相对贫困问题；市场经济的运作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化，而住房、医疗和消费价格等上涨也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生存压力。这些情况表明，贫困类型的转化是一个与制度变迁相对应的过程。因此，要理解中国贫困类型的变化，我们必须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出发去把握贫困现象背后所具有的制度因素，并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解释贫困现象。
二、贫困群体的特征 改革开放前，农民的日常生活水平要比城市居民低得多，他们构成了贫困群体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资料，1952年城市居民的支出是农民的2.4倍，而这种差距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1979年为例，如果把农民的支出假定为1，那么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为1∶2.7（国家统计局，1986：646）。由此可以理解在那个时期，贫困主要存在于乡村，尤其是那些处于内地省份的农村地区。造成这种大规模农村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低，以及公社这种“大锅饭”的组织形态对抑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负面影响。同时，当时国家执行的以农村/农业为代价去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策略（Fang，Zhang Fan，2004：308）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因为这一策略的运用使国家将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据统计，到这个时期结束时，这一转移的价值总量达到了6120亿（Zhou，1994）。国家通过户口制度、社区控制等手段实施城乡隔绝政策，尽管在理论上国家也强调消灭工农、城乡和脑体之间这三大差别。这些政策导致了工农互斥、城乡对立②，并在社会组织形态上，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模式，出现两个不平等阶层——“特权的城市和没有特权的农村”（Fan ，2002：106）。
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使农民能够自主地决定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从而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Bian，2002：94）。其后，乡镇企业的发展（Liang ，Chen Gu，2004：209，表10.1）和第三产业中非农劳动收入的增加更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结果，全国贫困人口的规模从1978年的25000万（占农村人口的31％）减少到1985年的12500万（14.8％）（康晓光，2002），而这一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又是伴着划分贫困线的标准的提高来实现的。例如，1984年国家贫困线的划分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20元，而这一标准到2000年提高到625元（Tang，2002；郇建立a ，2003）。由此，尽管直到80年代末农村贫困现象依然严重（李实、古斯塔夫森，1996：44），但它已不再是中国贫困研究的唯一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