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魏晋风度

什么是魏晋风度

谈到魏晋风度或说风流，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一次艺术鉴赏课，题目就是什么是魏晋风度。那时没读过什么书，谈根本就是妄谈，多少有些不自量力。后来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葯及酒之关系》，才始知魏晋风度是不可学的，今人想学也是学不来的，所谓“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譬如吃葯，魏晋有吃葯派，正始名士何晏王弼等。譬如喝酒，有竹林七贤的喝酒派，阮籍嵇康等，嵇康偶尔吃葯。吃葯、喝酒在精神和文化意义本身就不太一样，更何况有些末流人士，也偷着学吃葯喝酒，他们倒在路边大睡，名曰“散发”，实则假名士，其行为是学名士而作假，凸显自己的身世，那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作秀。他们不了解吃葯喝酒的精神内核，所以只学到了表象，皮毛。这些人酒和葯吃了不少，秀也秀了不少，只是不会做文章，难免为后人耻笑。作秀的结果就是貌合神离，心情不似嵇康、阮籍沉重，举止却也要学他们的放达，这也是当今某些人的作法，有点向现在电视上的模仿秀。

那么什么是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以其“清峻通脱”的气质和一派“烟云水气”的气度，绝世清赏，仙姿卓越。套用一下人们认可的话“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人，就是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之代表。

如果说风度是个人的文化气质和精神状态通过言谈举止来反映，那么每个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气质就迥异不同。这里的风度应该是表现一个人的精神风貌的有着文化内涵的词语，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符号。换句话说行为方式只是文化精神的自然反映，不是忸怩作态，矫揉造作。魏晋时代，“雅好慷慨”是建安文士的共同嗜好，呼唤与崇拜英雄是其时代特征。

一时间，人的形容外貌、言谈举止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比如胡须、小白脸、衣饰、香囊等其他的替代物作为象征物。

这些替代物其实就是文化符号，对应的行为举止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学上看，曹操把“譬如朝露”来隐示珍惜文士生命，曹植以“尘埃”来隐喻男女关系。阮籍、刘伶以铸“大人先生”来象征自己的理想人格形象，最为奇特的就是魏晋风流人物以“扪虱而谈”，作为很高雅的举动而丝毫无所顾忌。多虱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多数喜穿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然而所尚的“清谈”，到底是误国还是兴邦多要打上问号。据我所知的，纵论天下有益民生的历史上有“扪虱而谈”而神态自若者，史书可查的只有两个人物，一是王猛着麻布短衣前往大营求见桓温；一是住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与斯诺的彻夜长谈了。这些有如历史长空中的耀眼烟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需要说明的是，魏晋时代，所谓“魏晋风度”，基本上是门阀士族知识分子所崇尚、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唱的是追求个人自由、高扬精神自由意志，行的是吃葯、喝酒、清谈等精神深度的怪异，“尚通脱”正是对“尚竣”的一种嘲讽。曹操主张“尚通脱”，求贤若渴，对于不忠不孝的人才都能豁达；司马氏靠纂夺取天下，提倡以孝道为伦理的伪道德，而这个与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背道而驰。

在“竹林七贤”中，裱縯最有深度的当数嵇康和阮籍。裱縯恐有些不准确，因为这只是当今演员吃饭的技能，但他们在演自己真实的人生和现实生活。“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竣”，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旧的宗法秩序业已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人们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于是各种各样惊世骇俗的“裱縯”就得以上场。

嵇康为人为文可以称之为“婞直、竣切。”婞直，为人性格直拗，不为人所动。他交友的原则是“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以是曲高和寡，难得知己，平生孤独傲行，只与阮籍、山涛为善。他自述自己是心胸狭窄的狂士，一生爱读老庄，性情散漫，不合礼法。他的名士风度就是喜欢睡懒觉、喜欢野外抚琴、身上多虱子不喜欢穿官服、不喜欢写文书、不喜欢守礼、被俗事缠身，平生讨厌为官，说自己“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由于不堪俗务，毅然和举荐自己的山涛绝交。这个“非汤武薄周孔”，刚肠疾恶，遇事而发，脾气很坏的狂士，以他的傲世獨竝的人格、超脱俊逸的情趣，深刻影响了一代士风。他这种婞直的性格、毫不掩饰的立场以及择友的态度，是他最终被杀的原因。嵇康是

不合作的，但又是进退维谷、腹背受敌。“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一曲《广陵散》的伴奏下，让司马氏砍去了大好头颅，至此广陵散曲成绝响。

与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马氏的宽容和庇护。阮籍为人“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当时，他把自己的语言表达降低到伤害自身最低的限度，用身体和行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与佯狂是他为人至慎的表达方式。他狂，可以目无刘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驾车穷途而哭，“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与嵇康相同，他对礼法和礼法之士极尽攻击，“礼岂为我辈所设哉”，不为虚伪的道德伦理所束缚，实践了王戎所言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人生诉求。

至于他的送嫂归宁，醉卧邻家美妇其侧以及为不认识的未嫁而死的女子哭丧，都是反映了他的豪放不羁的“外坦荡而内淳至”的内心，阮籍对待女性，是充满人性的，他懂得欣赏、发现女子的聪慧美丽。这点与嵇康又有大不相同之处。对待政治亊件和政治人物的品评，似乎阮籍比嵇康更为高明。与嵇康口无遮掩相比，阮籍严格遵循“口不臧否人物”原则。遇到政治敏感话题，他故意扯开或使其变调，可谓至慎；对待政治人物，他采取距离原则或虚以委蛇加以应付。和政治人物见面，“终日不开一言”；司马氏想与其联姻，他醉两个月不醒而避之不见，司马氏只能“不得言而止”。他的消极参政的态度，通过醉酒来裱縯，因醉酒而不获罪，无论佯狂还是佯醉，是其全身避害的手段。

向秀早年同吕安追随嵇康，三人友谊最深，曾经同居洛邑、山阳。嵇康被杀，向秀被征入洛，途径山阳，寒冰凄凉，听邻人吹起凄恻的笛声，不由得感慨万端，于是作《思旧赋》，追悼亡友。向秀是被迫出仕的，他经不起司马氏的高压。尽管司马昭当众羞辱他“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但他以隐士不足慕赢得“一座皆悦”。向秀是清醒的，谮越礼法，洁身自好，还要珍惜生命。从《广陵散》绝唱、山阳闻笛，不只是士人的悲歌，而是唤醒对生命意识的尊重。

其余竹林人物，如王戎，山涛，似乎在司马氏的朝中官运亨通，但也是保全性命被迫接受罢了。他们想精神超俗却不可，想必那种“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的生活是他们所追

求的。嵇康死后，王戎路过黄公酒垆，见从前交游之地，不尽睹物思人，慨叹山河，可见内心的不好受。嵇康受刑，将自己的子女托付于山涛，却没托付给其兄嵇喜，也足见二人的友谊。

在这之后，陆机的引颈就戮，是另一曲“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浩叹，华亭犹在，风啸鹤唳，不禁让人联想到李斯的上蔡东门之黄犬。与陆机同时入洛为官的张翰，羡慕阮籍的纵情任性，豪放不羁，面对时事险恶，脑子格外清醒，决然不以官爵换取自己人生的快适。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因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顿悟“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驾车而归。

至于晋末的陶渊明，与嵇康的进退维谷相比他就从容得多了。他一生追求自然的境界，不能有违背自己天然的行为，象一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任何人试图强迫她倚门卖笑，那是决然不可的。他不懂音律，却爱抚琴，每至酒酣耳热，就抚玩起来，“但识琴中曲，何老弦上音”至真至性之情之人，琴对他而言只是形式而已。无论谁去拜访他，他都会拿出最好的酒来招待，每逢自己先醉，他会说“我欲醉眠，卿可去。”几乎孩子似的童心，是其真率的个性。他不是逃避生活的人，而是要脱离官场的羁绊。

我们还可以历数后来者，唐朝的五大贬谪诗人韩刘柳白元，宋苏轼，明李贽，袁宏道，清李渔，袁枚等，无不烙有魏晋遗风。这里不便一一展开。

从根本上说，魏晋风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高扬精神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