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萌生_畅神_自然审美观刍论_周均平

2004年第1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1　2004总第207期Journalof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SumNo.207

[收稿日期]2003-11-18 [作者简介]周均平(1954-),男,山东临沐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汉代萌生“畅神”自然审美观刍论周均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　要]流行的观点认为,“畅神”说是晋宋以后产生的自然审美观。我们认为,全面考察汉代有关文献资料以及相关的时代特点和哲学文化背景,即使依据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也可以认定汉代已经萌生了“畅神”自然审美观。 [关键词]汉代;“畅神”;自然审美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4)01-0097-05

“畅神”说是我国古代关于自然审美观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流行的观点认为,“畅神”说是晋宋以后产生并在自然审美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观念。“当魏晋时期儒家的思想体系一解体,人们的精神从汉代儒教礼法的统治下挣脱出来之后,把自然美看做是人们抒发情感,陶冶性情对象的`畅神'自然审美观也就应运而生了”,其实质“是把自然山水看做是独立的观赏对象,强调自然美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和满足,亦即可以`畅神'”。[1]我们认为,全面考察汉代有关文献资料和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哲学背景,这个观点应该加以修正,因为即使依据“畅神”论者所主张的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汉代也已经萌生了“畅神”说。本文拟从史料分析、时代特点和哲学文化背景三方面初步予以论析,是为刍论。“畅神”说的萌生过程至少从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就开始了。《淮南子》说:

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泰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泰族训》)

《淮南子》的这些文字,表达了对大自然博大、雄浑之美的热烈追求和歌颂,它开拓了对大自然之美欣赏的广阔视野,使主体骋目游怀于大自然,无所羁绊地欣赏大自然的博大、雄浑之美。我们认为,它至少有三点理论意义。其一,与道家天道自然观(或者自然主义自然观)一脉相承。其二,充分肯定了自然美对人的感染愉悦作用。认为大自然的美可以开阔心胸、愉悦精神,欣赏自然美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其三,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面向无比广阔的自然世界外向开拓,积极进取,讴歌和追求自然壮美,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对

·97·大自然雄浑博大壮丽之美的歌颂和追求,体现汉代那种昂扬奋发、积极进取、外向开拓的宏伟气魄和雄浑博大的精神。显而易见,《淮南子》的这些论述,无论就其哲学基本倾向还是就其所论的具体的自然美审美经验,将其视为“畅神”说的萌芽都是言不为过的。东汉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愈为加剧,一些失职的达官和失意的文人或萌生归隐之心遁入田园,或被迫离开市朝走向山林湖海,自然山水成了他们追求向往、寄托情志甚或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们在与大自然的实际接触中,深感自然山水可以怡神养性,愉悦情怀,从中获得无穷的精神享受。能够充分代表东汉中前期这一追求自然美的思想倾向的,是张衡的《归田赋》。学术界对该赋的思想内容、情感倾向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并无重大分歧,但对其在中国自然审美意识史或自然审美观发展史上的地位,却重视不够或有意回避,因此有必要细加解读。该赋由四个自然段组成。首段指明欲隐退归田的缘由,中间两段描绘了无限美好的自然风景,抒发了归田之后的无限乐趣。赋中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美好的春日田园风光图。春光明媚,百草滋荣,美鸟佳雀,自由翻飞,交颈和鸣。方泽山丘,龙吟虎啸;纤缴长流,仰飞俯钓。在这良时美景中遨游,确实令人赏心悦目,逍遥娱怀,其乐无穷。末段,描写“极般游之至乐”后的精神追求。全篇充盈着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和失望,洋溢着对自然美景的向往和追求。虽然归田的动因是不满现实,目的是逃避现实,与《淮南子》的精神取向大相径庭,但字里行间表露的对大自然美景的向往,对自然美景给人精神上带来的慰藉和解放,给人情感上带来的寄托和欢愉的表达,都可称为地地道道的“畅神”说了。特别是文中“于焉逍遥,聊以娱情”,“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等名言警句,振聋发聩,不啻自然美景可以畅神的诗意宣言。与此后被称为“畅神”说的文字相比几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张衡并未真正身体力行“归田”,但他对现实和自然的不同态度,实开风气之先。在这个意义上,实在是他拉开了东汉中后期尤其是六朝士大夫“归田”风潮的序幕。陶渊明不过是以相近作品《归去来兮辞》和自身的实际行动,把这个风潮推上了一个辉煌的顶点。也正因为此,有学者把它视为“我国辞赋史中第一篇以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2](P260)是极有见

地的。如果以为必须彻底忘却人间烟火才是真正对自然美的欣赏,才是纯粹的畅神,可能就很难有纯粹的对自然美的欣赏了。不要说魏晋六朝对自然美的欣赏本身就是对其动乱时代、黑暗政治的逃避,就是出于全身避祸、保命养生的诸多现实动因,已经不那么纯粹,就是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也并非什么真正的隐士,能够真正做到纵身大化,世身皆忘,至多不过是身隐心不隐而已。被视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尚且如此,奚论其他!东汉中后期,对自然美的追求就更为普遍,关注自然美,发现自然美在当时已经成为大多数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钱钟书先生指出:“山水方滋,当在汉季。”[3](P305)当代

学者余英时也指出:“若夫怡情山水,则至少自仲长统以来即已为士大夫生活中不可或少之部分矣。”[4](P339)《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说:

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林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之难,使令

·98··99·心理和审美趣尚的不同,并不能成为判断是否为“畅神”说的标准。风花雪月,暗香疏影可以畅神;高山大河,碧海狂涛也可以畅神。因为归根到底,人在自然中看到的是自身的形象,映现的是自己的风姿。这种不同不仅不能成为判断是否为“畅神”说的依据,而且正是在这种不同中,才能充分显示不同时代不同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趣尚。一种简单化的观点认为,汉代是经学时代,儒家一统天下,因而没有“畅神”说萌生的哲学基础。其实不然。且不说儒家哲学是否就根本与“畅神”说无缘尚待论证,即使按照这种逻辑,汉代也并不缺少畅神自然审美观产生的哲学基础。全面地看,汉代哲学并非铁板一块。熊铁基《秦汉新道家》、李刚《汉代道教哲学》对此都有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里不拟详介。从纵向看,汉代道家天道自然观和汉代儒家的宇宙大生命自然观都曾各领风骚,这不能不给自然审美观以复杂多样的影响。一般来说,在自然美领域,汉代儒家的人文主义宇宙大生命自然观更多地光大了“比德”说,孕育了“比情”说,我们从汉代的诗乐辞赋,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与汉代儒家思想的息息相关就能理解。汉代道家的天道自然观则更多地催生了“畅神”说,我们从刘安《淮南子》、张衡《归田赋》、仲长统《乐志论》与汉代道家思想的密切关系即可了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淮南子》后,王充的哲学自然观上承先秦老、庄的自然观并赋予新意,对汉代“畅神”审美观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先秦哲学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这个命题中的“自然”,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自然界”,老子所谓的“自然”并不是作为名词概念来使用的,而是作为摹态状语来使用的,是对“道”创造天地万物的自然无为状态的一种描述。老子哲学中的“天”、“地”、“万物”等概念才是指自然界。庄子思想与老子不尽相同,但他对“自然”这一概念的理解基本上沿袭了老子哲学的思想。到了汉代,王充对“自然”概念的把握与老子、庄子也是基本相合、一致的,但是王充还赋予“自然”这一概念以新的含义。在王充的哲学中,“自然”已不仅作为一种摹态状语,而且也被作为一个名词概念来加以看待,即作为天地万物这种自然对象来加以看待了。在老、庄哲学中,“道”才是一个说明宇宙本体的最高范畴,它不能等同于天地万物,“道”只是通过“气化”的创造过程才体现为天地万物。正是这样决定了“自然”概念在老、庄哲学中只能作为既不同于“道”也不同于天地万物的一种摹态状语来看待。但是,在王充哲学中,说明宇宙本体的最高范畴是“气”,但“气”又同时等同于天地万物这些自然事物,换言之,天地万物这些自然事物只不过是施气的不同状态而已。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天之行,施气自然也。”(《论衡·说日》)这是说,“自然”就是“气”,就是“天地万物”。我们在《论衡》的其他篇章中还可以看到大量的“自然”概念。如“自然之真”、“自然之化”、“天道自然”、“天之自然”、“物自然”等等。很显然,这些“自然”概念不仅具有自然无为之义,而且还具有自然事物的含义,正是如此,决定了“自然”概念在王充哲学中具有自然无为和与“气”这个概念相联系从而同时具有指称天地万物等自然事物的双重含义。概言之,在王充哲学中,“气”、“自然”、“天地万物”是一组可以相互说明、相互规定的同一层次概念。这与老、庄哲学仅仅把“自然”理解为“道”的一种无为状态而与具体的自然事物相区别的倾向是颇为不同的。所以王充在评价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时说:“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论衡·自然》)应该说,正因为王充赋予“自然”概念以天地万物这一层次的含义,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老、庄的思想,迈出了·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