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宋八大家与宋学的关系

目录

摘要 (2)

Abstract (2)

一、一个时代的理论体系——宋学 (3)

二、韩柳的儒学复兴是宋学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4)

（一)佛道思想冲击儒学的主导地位 (4)

（二）韩愈、柳宗元的儒学复兴 (4)

三、欧曾在宋学形成阶段的先锋作用 (6)

四、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荆公学派、苏氏蜀学派 (7)

五、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浅谈唐宋八大家与宋学的关系

学生姓名：郑涛学号：20105021310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指导教师：朱国伟职称：讲师

摘要：两宋统治期间，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并且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高峰和变化就是，宋代的义理之学取代了汉代的章句之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表明，宋学是在儒家思想同佛道两家思想既相互排斥、冲突和斗争，又相互作用、影响和渗透之下的一个产物。可以说在此期间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都无法避开与宋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唐宋八大散文家中，韩柳的儒学复兴推动宋学的形成，欧曾的学术思想在宋学形成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王安石和苏氏父子为代表的学术流派繁荣了宋学，因此探讨生活于这个时代的唐宋八大家在古文创作和学术思想上与宋学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关键词：宋学; 唐宋八大家; 儒学思想; 古文运动；

Abstrac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ruled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thinking to a new peak, and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change. The peaks and change is that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the school replaced the Song Chapters in the Han Dynasty. Studies show that over half a century, Song Learning Confucianism with two Buddhist thought both mutual exclusion, conflict and struggle, but als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product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You can say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writers and thinkers are unable to avoid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Song. In the Tang and Song eight essayist,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Han Yu Song learning, academic thinking in Europe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Song school period, Wang and Su's father and prosperity for the academic schools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song, so explore life in this era of the Tang and Song in classical creative thinking and academic relations and Song is very necessary.

Key words: Song learning; Eight essayist of Tang and song; Confucianism Classics; Literary movement;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唐宋时期八大散文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唐宋文坛以他们的文学成就最高，流传最广，故称唐宋八大家。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流光溢彩，而且在学术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些学术思想，有的成为宋学形成的推动力量，有的成为宋学的重要部分，因此有必要对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与宋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一个时代的理论体系——宋学

在我过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宋代不仅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它的文化业同样发展到了很高的地步，并且出现了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宋学。所谓宋学，又称理学、道学、新儒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重新推上主导思想的位置，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这个思想体系在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的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的精华而区别于原始的儒学，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到清代时，考据学大兴，儒生推尊汉儒，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肆意攻击，遂呼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是与汉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

宋学不仅为学术的探索开创了新局面，还将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宋学从创始阶段到发展阶段，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一再强调把经世致用的文学和经学发挥到社会实践中，不是把理想托诸空言上，而是通过实践来实现。

在宋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以及代表性的思想有很多，如司马光哲学、张载的哲学比较研究、程颐程颢所创建的洛学等等。本文主要研究唐宋八大散文家的学术思想与宋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宋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探讨唐宋八大家在宋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宋学中的地位。大体上从三个阶段来进行阐述，即：产生前的阶段，其代表人物为晚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他们的尊儒思想推动着宋学的产生。宋仁宗统治期间为宋学的形成阶段，其代表人物为欧阳修、曾巩，他们在宋学的形成中起到先锋作用。宋仁宗晚年到宋神宗初是宋学的大发展阶段，以王安石、三苏为代表的王学，蜀学成为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实了宋学。虽然这八位大家并不全都是宋学的核心人物，或者说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但是作为后人推崇的散文作家群体，同时他们的生活贯穿在宋学流行的时代，必然会与宋学有所联系。

二、韩柳的儒学复兴是宋学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佛道思想冲击儒学的主导地位

自封建社会建立以来，两汉的儒学在学术思想上处于主导地位长达三百年之久，但是魏晋之后佛道思想的崛起，让儒学面临着严峻的局势。《新唐书·韩愈传》上提到：“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1]第110卷，2065从这简单的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汉末以来佛道的发展形势，以及从此前学者对汉代经学的论述来看，儒学确实从主导地位滑落下来。唐朝以前的统治者十分推崇佛教，杜牧的那首“南朝四百八十寺”就表现出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佛教思想的宣扬。作为统治阶级的唐王朝也找到李耳作为他们的祖先，这样一来，道教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道教在当时与佛教儒教并为三大教派。佛道的兴起，动摇了儒教的主导地位，致使儒学衰落，由此在中晚唐时期，一批有学之士开始捍卫复兴儒学。

（二）韩愈、柳宗元的儒学复兴

在中晚唐，儒生士大夫对复兴儒学而做努力代表人物有韩愈、柳宗元、李翱和刘禹锡等人。他们为了恢复和重振儒学，对数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孔夫子之道重新加以阐释，我们称之为新儒学。例如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中说到：“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休安而气平。”韩愈用精炼的语言概括出儒学的仁义道德之论。针对孔夫子之道，柳宗元提出的则是中庸之道，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说到：“泊乎获有君子，乃之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把古文改革运动同复兴儒学结合在一起。

同时韩愈对经学的理论架构和价值取向也作了阐发，认定正心诚意应是圣人之道的基础，并力主把个人的心性修养跟治理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他认为，芸芸众生，性有上中下三品之别，情也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表现，这就需要修身，不修身，也就谈不上齐家治国平天下。韩愈强调，正心诚意是“有为”之道。所谓“有为”，就是有进取之心，就是修身以后要对社会有所作为。韩愈指出，正心诚意之道是与佛老之道相对立的。正心诚意之道，是针砭时弊的。所谓“时弊”，就是“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总的来说时弊就是道德在社会上的沦丧。考据历史，中唐以后，社会上确实存在道德沦丧的问题。韩愈提出明道，强调要明正心诚意之道，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不言而喻的。

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中仅次于韩愈的另一重要人物。他比韩愈更具思想家的素质，但古今论者对他的思想却评价不一。

欧阳修将韩愈与柳宗元对立起来，说：“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尽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前些年，人们又往往从另一角度，即哲学的角度将柳宗元与韩愈的思想做出区别。其实，柳宗元之“道”与韩愈之道大同而小异，在一些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方面，两人的看法一般是相同或相近的。

柳宗元和韩愈一样，所信奉的都是先秦的儒家思想。而且在这方面，同代人中只有柳宗元的思想与韩愈最为一致。韩愈称自己所继承的是孔孟思想，柳宗元也明确讲过：“吾之所云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韩愈对汉代儒学加以批评，认为汉代儒生的无作为，致使儒道“千疮百孔”，“其危如一发引千钧”。柳宗元同样如此看待。柳宗元对汉代的大儒不仅是完全否定，而且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董仲舒以来的汉代儒生“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柳宗元与韩愈一样，特别推重孟子的“仁政”的社会理想。韩愈在京师任监察御史时，耳闻目赌京畿百姓饿死路旁，“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觉得官府搜括太重而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要求停止征收当年的租税，柳宗元在永州在则目睹“苛政猛于虎的现实而作《捕蛇者说》。所以说柳宗元在对待汉代儒学思想的原则，就主要方面来说，与韩愈是一致的。

然而二者又有不统一之处，比如在对外来的佛教问题上，又比如说在古文创作方面。中唐以后，论及古文创作时世称韩、柳。柳宗元确为韩愈的敌手，他的古文与韩愈各有特色。大致说来，柳宗元古文中的议论文与韩愈各擅胜场，送序稍逊于韩愈，而游记则为绝作。柳宗元之诗比韩愈更为精工，但在创造力上不如韩愈。就思想言，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比韩愈更激进，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文学改革思想却比韩愈温和。柳宗元少年时受过骈文训练，对六朝文学相当熟悉，六朝文学对他的影响比对韩愈的影响大一些。林纾曾说：“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由精工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选语尤古。”虽说“实非六朝”，却也有“似六朝”处。这也影响到了柳宗元的文学思想，比起韩愈，柳宗元的文学革新思想不那么偏激。今天看来，他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持论比韩愈、白居易客观，论道论文比较辩证。一般说来，这种态度自然是更为可取的，不过在当时，这种相对全面些的看法却又显得缺少冲击力和穿透力。总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相当激进，其文学革新思想却相对温和，他的政治思想超越了时代，而其文学思想却又不足以代表他的时代。

从韩愈柳宗元的文理主张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唐代开始，学者的思想都有所变化，他们以自己的认识来解释新旧的理论，探索儒学的新局面。这为后来的宋学的产生提供了学术上的基础，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三、欧曾在宋学形成阶段的先锋作用

到了两宋期间，自宋仁宗讫，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产生了新的变化。这个高度和变化就是，宋学即宋代的义理之学取带了两汉的章句之学，同时打破各种思想纷呈的局面，成为宋代思想的主流。

此时我们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在北宋初年倡导文学学风的改革，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欧阳修，他在宋学的形成阶段中起着先锋作用。还有同时代师承欧阳修的曾巩，提出“文以明道”的理论，推崇复兴儒学，使得他成为新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

欧阳修的思想理论主要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欧阳修学习作古文晚于当时出名的苏舜钦和尹洙，但是却后来居上，一度成为北宋首屈一指的散文大家，在古文运动中做出了不可取代贡献。在文道关系上，强调“文以明道”、“文道并重”，《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他还认识到文相对于道，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有：“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在古文明道上认为文章虽重要，但文章体现的价值更为重要，即“文以明道”才为文。《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到：“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又如在《答祖择之书》中提到：“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三代两汉之学不过此也。”[2]275这两篇文章主旨归根结底就是实践，就是“道”与“文”的并重。

后来的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都受过他的勉励和指导，苏轼苏辙兄弟中举时的主考官也是欧阳修，得到他的首肯。在欧阳修知贡举时，利用自身有利的机会，大力宣扬自己的文论思想，也有点强制考生遵循他的思想进行创作，由此而掀起政治性的文风改革。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得到显著效果，成为两宋的主导思想。

曾巩虽然师从欧阳修，但是在义理之学上并没有提出专门的思想理论，他的古文理论以及学术认识都分散于他的散文作品中，与宋代的古文运动所倡导的文以明道理论相一致。他对“文”“道”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这方面的创作也与同时期其他的作家有所差异。

他的文道观不同与别人之处在于，其他文学家主张先文后道，或者文道并重，而曾巩则提倡先道而后文，即文章的意义、思想应在第一位。在《答李沿书》中有：“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与？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何遽急于辞也！”此文中可以看出曾巩注重“道”的第一性，不要舍本逐末，“汲汲乎辞”无用与国家天下。他的思想虽然并没有被注重，但是却体现出宋朝这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开始注重文学的经世致用，符合宋学义理的哲学范畴，成为新古文运动的骨干。他的思想也被后世所极力推崇，例如明代的唐宋派，以及宋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又如吕祖谦在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推崇曾巩的风尚。

上述所说为宋学形成阶段不能不受某些代表人物的深刻影响。他同时也受到政治经济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比较复杂。这里只分析欧阳修、曾巩在宋学形成阶段的推动作用。

四、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荆公学派、苏氏蜀学派

于嘉祐治平年间，即宋仁宗、宋英宗之际，宋学不论在朝野都得到了迅猛发展，也出现众多分支，比如此时的司马光学派、二程理学派，而唐宋八大家中的另外四位散文大家在宋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即王荆公学派、苏氏蜀学派。他们各自的学派思想相互冲击，相互吸引，相互融合，使得宋学成为一个容纳百家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参与，宋学就是一个不发光的萤火虫。

作为学者和政治领袖的王安石，在古文观点上认为道是自生的，而儒家的圣贤是完全依照道而行事，后世的创作应建立在对圣贤们的一致性、整体性和连贯性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封信中找到其观点：“故书之策而善，引而被天下之民反不善焉，无矣。二帝、三王引而被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圣人也，离地则皆然。”[3]812王安石在自己政坛活跃年间利用学术活动来支撑他们的政治观点，同时也极力规劝文人学士接受赞同他的观点。为此他努力宣扬自己所认可的文学学术思想。例如北宋的道德性命之理就是由王安石所创，正如婿蔡卞在《王安石传》中说到：“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

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规性命之端云。”(《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但学者一般认为王安石的道德性命学论,抓住“一道德”和“圣人之道”作为理解其天道观、心性善恶以及内圣修养方法为主线，在《虔州学记》上论述道德性命论时说：“余闻之也,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而常患乎难知,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辩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意。”[4]327在王安石看来道德就是性命之理，性命之理存乎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中，所以我们要寻求性命之理，就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去探索，这就有点类似现代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曾经批判过荀子的“天”是说到：“天之为物业，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矣。”这就是说到“天”的运作是以它自己的方式来运行，并不考虑到对人的影响，也就谈不上对人进行惩罚或者保佑。这在当时是属于先进的文化思想，在同宋神宗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所谓天之所为者，如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坏民产而天下不恤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下不为之变，以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对“天”的“任理而无情”的自行运作。

王安石在同时代中先进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学术理论思想上有很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他还以自己的哲学思想来规范统一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宋学的发展。

在宋学发展的总过程来看，具有独自特色的苏氏蜀学派在宋学的发展中也有一席之地。其创始人苏洵治学较晚，二十七岁之前一直游手好闲，后来才发奋治学，因此在学术上的贡献也就稍逊于其他几个大家。但是他被评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有自己的长处，而他的优势之处就在于善于寻找单一事物的独特之处进行论述。朱熹就如此评价道：“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5]第139卷，3307

苏轼、苏辙作为苏洵之子在文坛上继续推动了蜀学的发展，以完成其父未竟之志。两兄弟年轻时便考中进士，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在欧阳修的称赞下，苏氏父子一时名声大噪，每有新作便立刻传遍京师。

由三苏父子创立的儒学派别的苏氏蜀学，与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说、二程洛学相对立,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三苏在文学领域里的巨大成就掩盖了其

在经学领域里的贡献,加之传统学界的学术偏见,致使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未给三苏以应有的地位。直至近年,此种情况才有所改善。实际上，三苏作为经学家也毫不逊色，其经学著述亦颇夥。

苏洵在六经与圣人之道的关系上认为：“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6]769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圣人之道之所以能够长期流行而不被抛弃，是因为有《礼》、《易》的支撑。以《礼》、《易》为支柱的圣人之道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上的，而这圣人之道很难被小势力所打破，同时它也维护了社会的秩序。

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后开始研究经学，而他的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东坡易传》中。他沿着宋学形成阶段义理与章句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沿着宋学创建者的道路继续前进。他认为：“夫论经者，当以意得之，非于句义之间也。于句义之间，则破碎牵蔓之说，反能害经之意。孔子之言《易》如此，学者可以求其端。”这是他对两汉章句之学做出的中肯的评论。

苏辙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同其兄苏轼一样，也沿着宋初三先生、欧阳修研究经学的道路上投入到对经学的探索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辙的《老子解》，《老子解》渗透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并不是一味的推崇儒学，而是将三者结合，而提出新解。全书注解新颖、不同与以往思想家的评注，思想更为鲜明，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解释老子哲学时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性”，并围绕着这个概念组织了全书,取得了独特的思想价值。我们知道“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由他领设的“道”展开的,这也是理解老子思想的关键。历代学者对“道”各有参悟,且说法不一,争论不休。《老子解》中,苏辙意图用“性”这一理念来阐清这个形而上者，后人也曾将他与李贽的《老子解》做对比。

从这些成果中可以看出，三苏父子共同为蜀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苏洵是苏氏蜀学的开山祖师,那么苏轼、苏辙则是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三苏父子是以儒为宗，通过融通三教、兼采诸子来创立蜀学体系的。苏轼在对苏辙的祝寿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一语道破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是以儒为宗、兼融释道。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宋学的形成发展进程中找到唐宋八大家在学术思想上的身影，有的成为宋学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的成为宋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各自的学说有相似和不同之处，正是因为这些异同才使得宋学成为一门值得研究的理论体系，也是通过唐宋八大家以及两宋的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和完善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3]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4]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

[5]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苏洵. 嘉祐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