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
晋商的核心价值观
晋商的核心价值观
晋商，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以山西为中心的商人群体，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他们以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商业实践而著称。
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诚信为本：晋商非常重视商业信誉和诚信。
他们认
为诚信是商业成功的基石，坚守诚实守信的原则，
即使面临巨大利益诱惑也不违背。
2.勤俭经营：勤俭是晋商的传统美德。
他们在经营中
注重节约成本，反对铺张浪费。
在生活中也倡导简
朴，不追求奢侈。
3.重视教育与人才：晋商普遍重视教育，认为知识和
人才是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他们会投资于教育，
培养后代和员工的商业智慧和道德品质。
4.团结合作：晋商擅长通过家族、地缘、行会等方式
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
他们相互支持，共同面对商
业风险和挑战。
5.社会责任：晋商还非常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
他们
不仅追求商业利益，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如
捐资办学、修桥铺路等。
6.持续创新：虽然晋商传统上强调的是稳健经营，但
他们也不断地寻求创新和适应时代变化，以维持其
商业的持续性和竞争力。
7.风险管理：晋商在经营中非常注重风险控制，他们
会谨慎评估投资项目，避免过度冒险，确保商业活
动的稳定性。
晋商的这些核心价值观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也为后世的商业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晋商的兴盛之路
晋商的兴盛之路1、地理及自然条件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自然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丘外，北部地瘠民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活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
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82亩降至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且十年九旱，即使是丰年，居民的粮食也常感不足，从而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外出经商。
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入明以后，新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诸如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推广桑棉种植、减轻商税、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时，全国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简品交换打破了地域限制，商业资本也逐步活跃起来。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
明后期1518年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因而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对商人来说这是一个解放。
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如亩”的政策，取消几千年来沿袭的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总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晋商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3、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明清时代)以善于经商而着称于世的中国山西商人，山西简称晋，故名晋商。
在当时，晋商是中国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中一大商人集团。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①。
梁氏何以如此高度评价明清时期的晋商呢?原来明清晋商确有不凡之处。
晋商的成就 1．资本最雄厚的商人。
晋商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
明人沉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
明人宋应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③。
入清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
据《清高宗实录》卷1257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惠亲王绵瑜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
”④大体说来，明代山西富商资产一般为数十万银两，清代则达数百万两到千万两以上，其资本之雄厚，堪称为最。
2．经营行业多，足迹“遍天下”。
明清晋商经营行业很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
从其经营行业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账局、票号业等。
其活动范围，遍及华北、华中、江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杭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沙、济南、上海等商埠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北新疆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打箭炉、理塘、巴塘、东北宁古塔、墨尔根(今嫩江)，东南台湾、海南岛等边陲海岛都有晋商的足迹。
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
当然，此乃形容之语，但也可见其足迹之广。
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
晋商兴起的原因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晋商兴起的原因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晋商是指中国历史上活跃在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集团。
晋商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曾经是中国最富裕、商业实力最强大的商人集团，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晋商兴起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理位置优越。
晋商活动的地区处于关中平原和太行山南部地区，地形险要，自然资源丰富，物资流通便捷，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其次，政治环境稳定。
明清时期政治相对稳定，年代长久，社会积淀深厚，这对商业活动的规范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空间。
第三，家族企业经营模式。
晋商的家族企业经营模式在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家族名声、信誉高，这就使得他们在商业交易中更具有竞争力，也使晋商的品牌成为了商界的佼佼者。
最后，理财能力强。
晋商的理财能力非常强，他们知道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如何管理资金，从而在商业活动中获取高额利润。
这些高额利润又使他们更具有资本实力，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商业活动规模。
首先，晋商的兴起表明了地理位置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所处的地理位置会对商业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会对商业活动的规模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帮助。
其次，商业活动的规范和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要发挥政府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推进商业环境的规范和发展。
第三，家族企业经营模式在当今商业活动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让长久的家族信誉更具价值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在商业活动中思考借鉴。
最后，理财能力是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学习晋商成功的理财经验，注重综合学习和实践。
总之，晋商在中国商场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对我们来说，了解其兴起的原因和经验对我们参与商业活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明清晋商为何能够屹立百年：普通伙计学外语比上私塾的学生还刻苦
明清晋商为何能够屹立百年：普通伙计学外语比上私塾的学生还刻苦——明清时期晋商的外语水平都不差从明清时期开始，山西商人成群结队地走西口，越沙漠，跋涉千万里，深入蒙古草原腹地与各游牧部落通商交易，在积累了千万两金银的同时，也闯出了“晋商”这块儿屹立百年的金字招牌。
但这块招牌的背后，并非仅仅是千里跋涉和顶风冒雪的辛苦，还有入乡随俗、主动学习的不断积累。
长期稳坐旅蒙晋商头把交椅的大盛魁，不仅要求号内伙计学会蒙语、俄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熟悉蒙地习俗，还要求伙计们学会中医针灸和简单的行医用药常识，方便沟通。
据《清稗类钞·农商类》记载，许多山西商号的小伙计也个个精通外语，“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
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师徒无其勤也”。
最初明朝开放草原贸易时，山西商人虽然借助靠近草原的地利优势第一个越过塞外长城，但在与游牧民族交易时，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因此必须通过中间人即所谓“通事”来办理，时间一长，中间人往往上下其手，居中获取厚利，令牧民和商人都蒙受损失。
为此，山西各大商号开始对培养使用专门的商业人才订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一方面重金招揽熟悉塞外游牧民族社会风情且又善长经营之道的商贸、金融、牙行人才，对能够讲蒙古语等语言的“通事”特别优待；另一方面精心挑选商号学徒，年龄不得超过12岁，体格健壮，吃苦耐劳，断文识字，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
这些学徒进入商号后，除了学习打算盘、习字帖、记账簿、背商经等业务技能外，还要求必须学习一两种其他语言。
仍以大盛魁为例，“学徒入号头十年内，除在归化城总号学习三年做生意的一般知识外，还必须在前营柜(乌里雅苏台)和后营柜(库伦或恰克图)各学三年。
首先学会蒙古语言，适应当地生活习惯，然后学会做蒙古生意的方法。
”此外，大盛魁还要求去草原做生意的员工要取个蒙古名字，穿戴蒙古袍、蒙古靴，以便于和蒙古游牧民族亲近，为做好生意创造有利条件。
明清晋商给我们的启示
明清晋商给我们的启示
明清晋商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要坚持自身的发展，不断重新调整与变革，实现自我完善。
在蒙古的统治下，曾经的晋商突破困境，发展“以贸易为主的农业”，在九州、陕坝、默克尔等地发明新的经济模式，丰富社会文化。
明清时期，晋商与西方商人接轨交流，学习西方文化，增进了国家和民族的开放包容性，进而促进了国家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同时，晋商也开创了一套部门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有效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及程序化管理水准，实现了社会的进步与改善，这也使公众受益。
总之，明清晋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要勇于前所未有地思考，发动机智能力和追求创新的精神，向前看，勇于改变，实现发展与进步。
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
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明清盐业专卖下的官商勾结，先后成就了富甲天下的晋商和徽商。
“成也官，败也官”，明末开中制改变，晋商被迫退出盐业；而在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经常有人说，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是由于“勤劳”和“诚信”。
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诚信的故事也车载斗量，为什么其他人不成功呢？晋商和徽商成功的原因很多，当然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还在于官商结合。
山西人和徽州人是在盐业专卖的制度下靠与官府的勾结而成功的。
盐业专卖在明代演变为开中制。
明初，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成为心腹大患，明政府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驻有80万军队，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于是，利用所控制的盐业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疆，以换取盐引（领取和销售盐的凭证），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
这就是开中制。
最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中制从事盐业贸易，并没有什么资格限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禁止达官贵人参与其中。
但盐业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官员就利用其特权垄断了这个行业。
晋商和徽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晋商起源于盐，并不是山西人多地少，人民勤劳走上了经商之道，而是有可以交易的食盐而走上了经商之道。
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
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官府的势力，在盐业专卖制之下也只能受尽官府盘剥小打小闹，或者成为私盐贩子。
小打小闹和走私违法都不可能造就这一个大晋帮。
晋商的真正起家靠的是官。
也就是说，晋商是通过官商勾结来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
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有官场背景。
最典型的大概是蒲州（今永济县）的张王两家了。
王家经商从明代的王瑶和王现兄弟开始。
这兄弟二人转辗全国许多地方，但也只是小有成就。
王氏的真正大富是从事盐业，靠的是权力。
王瑶的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
晋商有何营商之道
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属于古晋国属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
因此，山西又称“三晋”，简称“晋”。
从明清时崛起的山西商人，即称为“晋商”。
晋商以家为单位，以诚信为手段，互帮互扶，以仁为本，以义取利。
经年艰苦努力后，终于在商界冒出头来，更发展成为国内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
晋商的经营项目，从传统的盐、铁、煤、油、米、茶、丝绸、棉布到陶瓷、颜料、牲畜、药材、金融典当等无所不包。
他们拥有辉煌的业绩，“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对蒙贸易可达九百万至一千万两白银，一个票号一年的汇兑额可达几千万两白银。
敬业精神中国人向来有“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商是末途，士为一等。
但晋商认为，商与士、农、工是同等重要，入哪行，就得敬哪行，绝不轻视。
晋商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事业对待，并将儒家所宣扬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贯注于经营之中，打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不少人家喜将俊秀子弟送入商门当学徒，为晋商队伍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援。
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解决驻边军队粮饷，给晋商提供为军队输送粮食的机会，晋商取得贩盐的特权，获取厚利。
同时，他们开始从事中蒙边境商业活动，开拓内外蒙古市场，发展当地经济。
在政府支持下，晋商得以壮大财富，回乡后，纷纷买田地、筑房产，夸富于邻里之间，经商的风气大盛。
目光远大明初至清朝中期，晋商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华北、东北与西北边塞地区，以盐商与旅蒙商人为主。
这个时期的晋商，资本较少，多为肩挑手提的零星贩卖，不惧怕严寒酷暑，辛苦往来蒙古大草原各地。
这种方式风险小，只要勤俭守信，就能获利。
后来，晋商逐渐将眼光放远，互相合股集资或与当地商人相结合，利用行情优势进行大买大卖，赚得丰厚利润。
到了清中期至清末民初，晋商的活动范围扩展至全国甚至国外。
这阶段的晋商，往上广结政府官员，充分利用政府特权赚钱；往下则利用合股、姻缘等手段，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业集团。
经营项目则由单一走向多元化发展，并大力推广金融业的发展。
晋商之道
晋商之道：五百年的经营启示晋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一个生意场上的传奇故事。
晋商作为商帮之首，起源最早、衰亡最晚，晋商发迹于宋代，明朝时与徽商南北并峙，至清朝晋商便独占鳌头，明清两代辉煌500年。
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晋商不仅店铺遍设全国通都大邑，而且经营范围远涉日本、西亚和俄罗斯等地，控制了史上多个行业如盐、铁、茶、丝绸等，清代的票号经营更将晋商推向史上最为辉煌的顶点，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据有浓墨重彩的记录。
晋商创造的财富，徐珂在《清类钞》中列举山西富户十四家，加起来“三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晋商超越于其他商帮的突出地体现在股份制、身股制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以义制利、诚信经商、乐善好施的商业伦理道德也成就了晋商的发展。
(一)晋商的崛起和兴盛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自然条件和政策鼓励出现了第一批富裕的山西商人，于宋元年间长足发展，为明清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远古，自然资源是产生贸易的唯一条件，即运城的河东盐池。
山西主要是由于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离不开的盐，同时春秋时期，晋国推行鼓励商业的“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
因此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出现了第一批商人。
制度变化也为晋商带了历史机遇，北宋时期实行“折中制”放开了盐的运输和销售(折中制：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由政府给予“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这种制度为山西商人参与并扩大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
除此之外，山西固有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地理条件等因素一定程度辅助成就了晋商的逐步崛起和兴盛。
自明朝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北方的政治中心重新确立起来了，这对于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晋商也正是从这时起逐步兴起的。
山西历史悠久，人口比较稠密，耕地相对不足，剩余劳动力多；山西地区处在北京和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交通要道的中间位置，同时具备陆路、水路的便利交通条件，有这样好的地理条件，同时存在现实的就业压力，造成了很多人从商。
晋商成功因素探析
引言：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这句话不光表现了中国古代山西从事经商的人数之多，经营地域之广，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晋商的繁荣。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就是他们成功的写照。
晋商取得巨大成功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本文拟从晋商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晋商精神”中简单分析晋商成功的因素，使当代晋商以史为鉴，为山西经济的振兴做出应有贡献。
晋商成功因素探析晋商兴起于明，繁盛于清。
在晋商发展到清代时，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晋商称雄过程中所树立的三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既以骆驼为运输工具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茶叶生意。
那时南来“糖布茶”，北来“骆驼牛马羊”是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当时晋商将北方的牲畜运往南方销售，出售后又在南方的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叶，收购上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然后再运往他的各个分号，如此循环。
“船帮”是以船只运输为主，主要从事海外经贸的商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
介休的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
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部部艰辛的创业史。
“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是山西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最大的创举。
“票号”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有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现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等地人群起效仿，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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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1、群体精神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
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
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
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
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
”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
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
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
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
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
”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
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
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
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
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
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
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
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
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
“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
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
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
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
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
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
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
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
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
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
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
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
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
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2、进取精神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
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
”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
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
”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
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
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
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
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
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
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
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
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
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
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
”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
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
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
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
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3、敬业精神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
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
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
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
”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
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
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
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
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
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
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
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
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
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
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
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
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
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
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
”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
”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
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
”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
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
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
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明朝晋商的性质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