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女性解放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

内容摘要:在我们传统历史的阅读中女性似乎一直被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的生存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们最初是以怎么样的方式争取到了男女同权?社会的进步又是如何造就了中国女性逐步独立自主?而相应的女性的解放又是如何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3.8妇女节,世纪大讲堂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女士演讲《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凤凰卫视2010年3月6日《世纪大讲堂》节目: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我们传统历史的阅读中女性似乎一直被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的生存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们最初是以怎么样的方式争取到了男女同权?社会的进步又是如何造就了中国女性逐步独立自主?而相应的女性的解放又是如何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女士。

夏晓虹被学界称之为才女。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从“文界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乱世枭雄到女性文化,从社会剧变到心理探幽,经她的笔后都如同涓涓流水,渗入心田。而同时,这位著名的女教授绝对不是静坐书斋的超然学者,也不是咬文嚼字的寻古考据之人,她始终以渊博的知识为依托,在容纳这个世界的变化,保持着学者的本真与常人的坦率和生趣。

女性问题研究为何以晚清为切入口?

我们都知道夏晓虹女士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一个著名的学者,但是,自从1995年她发表了那一篇《晚清文人妇女观》以后,很多的人都把她和妇女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好像似乎夏先生就是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学者。这样的话反而忽略了她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些成果.对于这样一种社会上的这种对您的这样一种认识您介意吗?

夏晓虹:无所谓吧。只要你还在写其他的文章,别人也会认可你的。

王鲁湘:那么您对于女性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会选择晚清这样一个历史的切口,从这个地方进去。

夏晓虹:因为晚清的话它主要是一个,下面我也会讲到就这种社会转型期,在这个阶段里的女性,不管从生活形态,还是思想观念其实都是和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它是一个从旧到新的转折的时代,各种复杂的现象或者矛盾都会在这个时代得到集中的体现,因此我觉得这个时代对研究妇女的生活也好,思想也好,都是一个最合适的切入口。

王鲁湘:那么您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这么一本书中间,对晚清女性的研究和叙述晚清女性的时候,你借助的都是当时的公开的一些报刊资料,是吧?好象似乎也没有去找一些什么特别隐蔽的或者是鲜为人知的一些材料.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些公开资料呢?

夏晓虹:其实这些公开资料你在当年可以说是公开,对于现在后人来说其实往往是被忽略或者被遮蔽掉的.就相对说来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利用一些笔记呀,或者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一些档案啊,什么公布的一些这个文件啊,官方文件。可是我觉得这些报刊,它们可以更真实地逼近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场景。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就是被那个官方的这些文件或者是一些记述所忽略掉的东西。

王鲁湘:忽略掉的,或者说故意遮蔽掉的一些东西。是吧,因为当时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民间晚清社会的报刊基本上还是有言论自由的。

夏晓虹:我觉得从民间报刊的角度讲,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言论自由。

晚清三个弱女子的死亡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变迁?

夏晓虹:关于晚清社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性,就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判断它是针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还有就是传统社会,传统势力的强大这样的一个事实出发的。不过在近年的学界中对于晚清社会的认知,更多的是采用了一种社会转型期说法.就是说,它是把晚清看成是从现代,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这种现代的社会秩序,它在晚清社会里已经开始孕育和生长。这里边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独立于官方的这种民间社会的出现。所以我下边是希望通过解读晚清的三位女性之死,同时也观察一下就是说由于这三位女性之死所引发的这个社会风潮。

我所要讲到的这个三位晚清的女性就是指惠兴、胡仿兰和秋瑾。这三个人的死亡的形式虽然不同,原因也不一样。但是这三个人的死,在当时都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我觉得它是可以作为一个社会标本来进行研究的,下面我就想从三个层次对这三位女性之死做一些分析。

第一个层面我是想讨论的是女性解放的展开。因为在这个传统社会里大家都知道,有身份的汉族女性她是应该是缠足的,而且男女之间有很严格的限制,所以女子除了在这个家庭

中接受教育,她们是不能够出外读书,而且当时其实也没有公开办的这种女子的学校。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不缠足和兴女学成为晚清女性生活里边一个重大的事件,也可以说是成为晚清女性争取自立的两大运动。

不缠足,它是关系到女性身体的解放,而办女学是关系到女性精神的解放,那么这两者在社会上应该说都是有这个巨大的影响。我先介绍一下惠兴的情况。

惠兴是一位满族妇女,她1904年的时候在杭州创办了一所“贞文女学堂”。在开学那一天呢,这个惠兴用这个刀子,从自己的手臂上割了一片肉,就是以血明志吧。而且呢她当时发誓说如果这个女学堂半途被迫关闭的话,我就会以身殉职。

这样的一个誓言可以说是出于,应该说她背后有这种满汉矛盾的背景。因为这个惠兴办女堂她主要是因为当时有满族女子,她们在杭州要求进女学校读书,那么被汉族办学者所拒绝,所以呢这个惠兴她就发奋办学。那么这个是满汉矛盾在女子教育中的反映。

那么回到这个女学堂的问题,因为当年的这个女学堂她在办学的经费上经常会发生困难,因为这个经费不足,很多女学堂都是很快就终止了,没有办法长久支持下去。实际上这个惠兴所办的这个贞文女学堂呢,她也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就是这个学堂开办也不过是一年,经费困难,教学难以为继,所以惠兴她就只好实现她一年前的这个誓言吧。那么她是在这个1905年的12月21日在家中服毒自杀的,她临死前呢留下了八封遗书,其中有一封就是希望后来的人转交给这个当地的政府。在这个遗书里边表达了,希望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官府对学堂的支持,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报纸上,是把惠兴的自杀称之为“为女学牺牲”或者说是“殉学”。

胡仿兰她是江苏沭阳人,她也阅读了当时很多新兴的报刊,那么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思潮,所以她也在这个家里边开始放足。而且她不仅是自己放足,那么她还动员她家里面的女性亲属大家一起来放足。所以她的公公婆婆就觉得胡仿兰的这个放足是这个家庭的灾难,有辱祖宗,而且是祸延后人。所以她的公公婆婆就认为一定要把胡仿兰至于死地。另外呢这个胡仿兰被公公婆婆逼死那么也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她希望投考女子学校,所以呢她的公公婆婆就把胡仿兰关在了房间里边,给她了一瓶所谓印度药就是鸦片,这样胡仿兰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境下,那么绝食五天以后就只好服毒自杀,那这时间呢是1907年的4月24日。

另外秋瑾虽然她最后的死是因为组织武装起义,在1907年的7月15号在绍兴遇难被杀。但是她在此前在北京居住的时候呢,其实她对女子教育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那么1904年她参加了在京城由知识女性发起成立的一个,就第一个妇女团体“中国女子启明社”。那这个“中国妇女启明社”它是提倡女子教育,就是所谓以昌明女学,广开风气作为目标的,同时秋瑾在北京的时候呢也是在1904年她也接受了一所女子学校的邀请,就是准备在这个学校担任女教习。但是后来秋瑾改变了主意,当时的报道是说,这个秋瑾呢她认为,她自己

没有亲身经历过文明教育,所以如果是冒昧地从事这个教学,这个是不合适的。所以她准备到日本去留学,那么去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那很显然就是说当初秋瑾她决定留学日本,那么实际上是为了取得办好女学堂的,就做一个合格的教习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可以说秋瑾留学日本,那么可以说她是从妇女解放走到了民族解放,或者说是从家庭革命走向社会革命。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三位女性,对她们产生了巨大吸引力的放足和新式的女子教育,那么也完全是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的。那么像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清朝虽然从它的建立之初,它就不断地发布禁令,就是禁止妇女缠足。但是这个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它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应,那个阶段从女子教育的情况来看它还是处在一个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的一个民办的阶段。那么尽管我们现在追溯就是放足和这个女子教育的发生,都是和西方传教士有直接的关系,是他们这些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创办了戒缠足会和女子学校。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不缠足和女学堂它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运动,在全国展开真正推广开来,实际上还是在改良派人士介入以后,才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梁启超和其他一些同志那么1897年在上海创立这个不缠足会,还有就是他们1898年5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这可以说是不缠足运动和女学堂兴办中两个重要的标志。

刚才我们讲到的惠兴、胡仿兰和秋瑾这三位女性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潮流的引导下介入其中,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介入,对舆论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贞文女学堂何以能够起死回生?晚清民间报纸拥有多少言论空间?它对官方决策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第二个层面就是报刊舆论的形成。那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社会里有所谓邸报。这个邸报它主要就是刊载上谕奏折和这个官方的任免通知吧这一类的内容。和现在的这个报刊的性质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近代化的报刊的出现和我们刚才讲到的女子教育和不缠足的情况一样,它最初呢也是由传教士开始的,到后来才有中国人来自己办报。那么这种民间报刊它的数量后来在逐渐增多,应该说到20世纪初期,这个民间报刊它已经成为报业的主体。

当时还是有官报,这个官报就是京报,所谓京报它是延续了邸报的传统,基本上还是一个官方文告的汇编。那么除了这个京报以外,还有一些清朝政府的各个部门或者是一些地方官员,他们所办的报刊。这类报刊都可以归入这个官报系统。那么与官报相对应,由民间人士主持创办的民间报刊,那么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开始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特别是在上海民间报刊特别的集中特别的活跃,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当时有租界地区吧,而且所谓租界它是享有这个治外法权的。这样就使得这个集聚在租界里的那些上海的这个报纸,民间报刊他们具有相对的言论自由。比如说像《申报》啊、《新闻报》啊、还有《东方杂志》呀,在天津也有很著名的《大公报》,在北京其实也有不少的报纸,那么即使天子脚下我们也可

以看到这个民间报刊力量的生长,而且这些这个社会上的人士对这个报纸已经非常的重视。把它看作是舆论之代表,就是认为它是代表天下的公意在发言。

那我先想以这个惠兴之死在北京引发的这个募捐活动作为一个例证。那这里边起了一个非常重要作用的就是《北京女报》,这个《北京女报》的主编她是张毓书,那这个报纸的宗旨它说明了是以“开女志”为宗旨,所谓开女志就是要提倡女子教育,它是1905年8月创刊,不到半年它就碰到了惠兴自杀的事情,那么惠兴殉学里边所包含的提倡女子教育这样的一个内涵是和《北京女报》的宗旨相吻合的,所以张毓书她在这个报纸上呢就对这个惠兴的事迹做了大力的表彰。

那么她首先是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哭述惠兴女士殉身节略》这个所谓“节略”它是把这个申报上刊载的《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这个文言文把它改编成了一个白话文本。所以把惠兴的事迹在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广为传扬。那接下来就是由她的母亲发起,在北京的这个陶然亭为这个惠兴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当然张毓书她的目的并不是只是为了单纯的纪念惠兴,她还有更实际的考虑,要成全她的志向,那么使得这个她所创办的女学堂能够继续下去。这也就成为张毓书她所努力的目标,因此这个张毓书决定仿照西方和日本的这个慈善会的做法要发起募捐。这个活动也是由《北京女报》发起,得到了当时这个社会各界的响应,那么募集到的捐款也足以保证杭州的这个贞文女学校能够起死回生。动员民众,共商义举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报纸确实是显示了强大的舆论的引导能力和凝聚力。

那同样在胡仿兰的这个案件中,这个报刊也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胡仿兰被逼自杀的这个报道,其实是在她死后一个多月才在上海的这个报纸上出现的。而且这个报道呢,它是以通讯的形式就是写的文情并茂,这个对细节的描述很详细,是一个长篇的报道。这个通讯以及后来的后续的追踪报道在当时的很多的报刊里边都刊载了。这样的一些报道评论显然是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的压力,所以当时的这个两江总督端方那么他也是经过了报纸才知道了这个事件。那么他做了批示,要求下级官署来查办这个案件。从这个批示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当时的很多官员呢,他实际上也必须是借助报刊来了解民情和民意,而且他为了回应这个报刊的责难,为了疏解这个民愤,那么他也必须把自己的批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那么来针对这个舆论作出公开的表态。可以说这个官员,他把报刊也作为一个和民间社会对话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说这个晚清报纸这种舆论监督的力量它使得官府在办案的时候也必须有所顾忌。这个是就胡仿兰一案的来讲。

那么秋瑾的情况也差不多。秋瑾被杀以后,首先也是上海的报纸对她的遇难做了非常详细的连续的报道。那么我下边讲的主要是《申报》的情况,这个主要是因为《申报》它在上海是一个影响最大的报纸。那么《申报》在秋瑾遇难三天以后就开始追踪报道,而且这个报纸的态度,它是由最初的相对的客观中立,逐渐增强了质疑官府的声音,甚至最后是达到了一个可以说与官府抗争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那民间报刊对秋瑾遇害应该说是始终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所以呢在这个报刊中一致的声音都认为这是一个冤案。那么《申报》也是站在

这种质疑官府的立场上,而且它采取的是一种步步紧逼,这个一条一条反驳官府的这个,它的公布的所谓的罪行,站在一个很坚定的维护秋瑾的这个立场上,所以它始终认为秋瑾就是无辜被杀。

比如说当时官府提出的一个罪证就是所谓秋瑾在这个大通学堂里边藏匿了枪支,那关于这一点呢,虽然官方认定这个就是她组织武装起义的一个罪证,但是从《申报》的质疑来说,他们认为,在学堂里的这个枪支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是官府后来捏造,这个是不清楚的。而且他说就算这个枪支是秋瑾她们购买的,按照当时的规定,体育会或者是兵操,它是允许购置枪支的,所以也不违法。所以枪支并不能作为秋瑾的罪证。

所以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晚清的民间报纸它的这种监督的功能,已经是开始产生了巨大的效应。晚清的民间报纸已经拥有了一种独立的言论空间,已经成为了可以和官府,官方的力量相抗衡的一种势力。

妇女框学会是一个怎样的团体?江苏教育总会担负了哪些社会组织职能?民间报刊发

挥着怎样的舆论导向作用?

那么三个层面我想讲的是民间社会的力量。那作为这个独立于官府的这个民意机关,在晚清已经成立了很多的民间社团,那这些民间社团往往能够在地方上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那么成为推动这个官方改革,能够制衡官府权威的这样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那我们在讨论这个惠兴、胡仿兰、秋瑾这个三人之死引发的这个社会风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考虑到民间社团的力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那惠兴死了以后呢,为她的这个女学堂筹集经费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张毓书的主持下展开了,那么为此她在1906年的3月成立了一个叫“妇女框学会”的团体。

这个团体它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组织义演。而这个义演活动因为有著名的梆子戏演员田际云的加入,那么才使得这个张毓书的这个募捐计划最后能够落实,能够实现。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田际云,田际云她是一个有新思想而且交友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戏曲演员,她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的这个变法其实是非常的同情,所以她就利用进宫廷演出的机会,那么在这个光绪皇帝和新党之间进行了一些联络活动。所以在这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她也逃亡到上海,曾经有一段避难的生活。她有几句说法就是说,因为这个惠兴女士,她是为了办学校而殉身。她说这是中国少有的事,更是中国体面事,而且这个田际云她答应义演她还不满足于搬演旧戏,那么最后是由她提出来要以惠兴的事迹编演一出新戏来,那么觉得这个它可以给观众以更大的感动,那么能够产生更好的募捐的效果。那么依靠田际云在戏曲界的号召力,这个妇女框学会所操办的这次义演活动,是在1906年的3月18日开始,那么她是在北京的一个很著名的大饭庄连续演出了三天,而且这个演出的观众它和一般的公演不一样,它是专门招待女客。第一天,这个演出开始前,这个张展云还做了一个演说这个演说也是在近代中国新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吧,演说的最后把话题引向了女学是强国的根本,这样的一个主旨。

随着这个义演,惠兴事迹在北京各报大事传扬,那么表彰惠兴办学的这出新戏《惠兴女士传》后来也获得进入宫廷演出的机会,就是说在1906年的6月6号它也曾经被邀到宫

中演出。这个意义我认为是使得民间社会对女子教育的这种热情,这种肯定,那么也被传达给了朝廷。再加上惠兴之死的刺激,这个妇女框学会的这种倡导那么各地的女子学校的这种纷纷的诞生,特别是在北京女学堂的这种集中的出现,这样的一些合力在清朝政府1907

年3月发布的《女子示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这个公布中应该说是起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而这两个章程的公布实际上标志着女子教育从民办阶段进入到一个合法的阶段,就是说它被官方承认了。

在这个胡仿兰和秋瑾的案件里边,我觉得特别应该提到的,或者是特别应该重视的一个民间团体就是江苏教育总会。那从名称上看那个江苏教育总会应该是一个地方性的教育组织,但实际上它也有越出教育职能之外的这种社会组织功能。也就是说它在当时也具有反映和代表民意这样的一个性质。那胡仿兰被杀的这个案件里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宋康富的官员,那么他被派到江苏沭阳来处理公务,那么在当地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给江苏教育总会写信报告此事。这个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它在这个江苏的这个新学界里它确实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个江苏教育总会接到了宋康富的报告以后,就马上把它转发给上海的各报,这样才引起了上海报纸以至于全国报纸对于胡仿兰之死的连续的追踪报道,而且这个江苏教育总会也一直在关注着胡仿兰案件的审理,它会不断地向这个地方官进行禀报,这个所谓禀报实际上是起了监督官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监督官府的办案。所以当时的这个报纸,它也对江苏教育总会寄予很大的希望。

像上海的这个《新闻报》它就专门发表社论,在后边也指出,说胡仿兰案件他们认为要得到一个公正的审理,那么只能是依靠江苏教育总会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官府是不可靠的,那么能够依赖信任的只有民间社团。除了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当时在上海还有一批来自胡仿兰家乡的这个学生,他们在上海读书,那这些人他们也跟江苏教育总会联系,就是希望利用暑假期间,回家乡去调查这个胡仿兰案件的情况。那这个学生调查团它是由28个学生组成,那么他们回到家乡最后真的是拿到了胡仿兰临死前写的遗书。这个遗书就很明白地讲到了,胡仿兰自己说她的死是因为放足和想入女学堂这两件事,因此被她的公公婆婆逼迫喝毒药而死。这封胡仿兰亲笔遗书,那么在当时的报纸上,也曾经以影印本的形式刊载,所以它对办理胡仿兰一案,可以说是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所以可以说对胡仿兰这个案件的审理,它始终是在民间社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除了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因为胡仿兰的死还涉及到放足,所以像包括中国天足会、江苏放足总会,这样一些不缠足组织也曾经介入其中,他们不仅和江苏教育总会一样监督官府处理案件,而且它也凭借不缠足组织,在各地的在民间社会的这种强大的号召力,那么在改变社会风气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同样在秋瑾的这个案件中,江苏教育总会它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本来这个秋瑾,她是在浙江遇害的,她也是浙江绍兴人,那么江苏人对这个案件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么关注?江苏教育总会有一个说法他就是说呢,所谓省界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行政的区划,而不是国

民的划分。中国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那么所有的这个中国国民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全国的国民都应该来关注。那么这样在秋瑾被害以后,江苏教育总会也立刻发出了这种抗议的声音。而对官府的这种抗议,在驱逐浙江巡抚张曾扬在他的这个调动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有非常突出的表现。那张曾扬本来办理秋瑾一案,是他下令杀害秋瑾的,他本来是为清朝政府立了功,但是呢因为他受到了舆论的一致的攻击,使得他没有办法在浙江巡抚的这个位置上继续坐下去了。那么清朝政府当然也会体谅到他的难处,毕竟张曾扬是清朝的功臣,所以就想给他换一个地方,就是让浙江巡抚张曾扬调任为江苏巡抚。这个上谕一公布,我们就可以看到江苏的士绅作出了一种群体的反应,就是拒绝张曾扬到任,就是我们不要他来江苏。这个拒绝他是以给督察院通电,督察院是这个监察官员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发表这个通电,公开信,公开的电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的。

这个电文就是说,因为张曾扬在浙江做官已经是搞的民怨沸腾,因为他滥兴党狱,那么特别是杀害秋瑾、搜捕学堂、打死学生,使得这个浙江学界已经是人心慌慌,而浙江和江苏我们是近邻,所以我们江苏人对张曾扬的这个行为是非常的了解,因此我们绝对不接受他来江苏。这样这个本来想到江苏赴任,想要在江苏避避风头的张曾扬又被江苏士绅拒之门外,他不能够进入。

从这样一个风潮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民间力量民间社团它在组织舆论、抵抗以至消解官方的力量上,可以说是具有巨大的能量。这种民间力量的增长,它是通过这个社团,民间社团的运作。在这个晚清社会里,我们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支,一种支配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它能够改变社会的风气,推动社会的改良。能够和这个官府抗争,使得官府有所畏惧,甚至能够改变官府已经做出的一些行政命令。

那总之就是说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社会它从日常生活到舆论空间,到政治生活都已经逐步朝这个现代社会转变。这种民间社会的生长和壮大,已经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一统天下这样的一种格局。所以在晚清的这个社会生活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多种力量多种声音并存,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么我想通过刚才的我们的讨论,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晚清民间社会的它的存在、它的运行、它的力量有所认识。

秋瑾的诗歌如何表现近代气质?江苏教育总会为何要跨省驱张?民间社团又是如何与官方抗衡?

王鲁湘:谢谢夏教授精彩的演讲,其实在夏先生的演讲中间,我特别注意到她其实演讲的重点并不是这三个女性的死,甚至也不是这三个女性的不同的这种诉求。她的重点是通过对三位女性的死,然后形成的社会的反映来给我们描述一个在晚清时期,也就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那样一个关键点上,她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实际上就是她的标题里头说的,一个晚清民间社会的一个结构。

夏晓红:我是想通过这个,对这三个女性的死来解析晚清民间社会的形成。我觉得这个民间社会的存在,它是能够标志这个社会它的进步的程度,它如果能够跟官府形成一个相抗衡,或者说起码是官府不得不漠视,不能漠视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话,那这个社会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容易达到一种公平。

王鲁湘:您刚才实际上用了很多的材料在给我们描述这个有组织的民间的力量它的成长,然后这才使这三个女性的死变成了一种社会动力。

夏晓虹:因为如果按照清朝的法律就是像公婆逼死儿媳或者杀死子女,这个也不过就是打个几十棍吧,罪不致死。

王鲁湘:就是家族内部的事。

夏晓虹:对,对。甚至根本就不会被认为是可以成为社会新闻的内容。所以确实是因为有了这些民间力量的存在,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些女性之死,她们能够从这个家族的这种范围里放大成为一个全国的事件,影响全国的事件。

王鲁湘:那么下面我想是把这个问题开放给现场,凡是有关于妇女解放问题,关于中国的这个女性问题,包括晚清社会格局的一些问题,有什么问题要向夏教授提的,请举手。

同学1:夏教授您好,那么在您的这个演讲里面提到的秋瑾,她作为我们熟悉的一位近代女性,除了您提到的她的一些革命性的这个思想和事件之外,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女性文人。那么在她的创作里面,似乎还是以这个闺怨以及这个爱国主义的题材为主。那么我想知道的是和这样的题材在古代的女性文人那里也是有见到,最典型的代表应该是李清照。我想向您请教的是秋瑾作为一位近代女性,那么她的这些传统题材的创作是不是有一些近代气质,如果有的话是怎么体现的呢?

夏晓虹:好,谢谢。秋瑾当然她的这个诗词里有很多是闺怨的成份。不过那个闺怨基本上是,应该说是属于她到北京来之前在湖南家乡的时候,也不是家乡了,在她丈夫的那个家乡的那段生活所写下的。当然就是说李清照她也有很多,因为经历了国破家亡、这个南渡啊这样的一些历史事件,对这个国家的命运的这种关注。但是李清照的描写,她基本上是通过个人生活的这种心情的这种变化,来展示她的这种对国家的这种忧伤。就比如说那个今夕对比这样一个手法,过去的繁荣今日的荒凉等等,她用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手法来揭示一种国家沦丧的这种哀痛。

那从秋瑾来讲,我觉得她是更直接地表达了她的参与救国行动的这样的一种行动的能力和热情。所以她会在这个她的诗词里不断地歌颂刀和剑,这样的一个意象。其实在过去的女性的诗词里边是绝少出现。我不能说没有,因为还是有一些女性她们也会出征打仗,也会留

下若干诗篇。但是这样频繁的密集的出现刀、剑这样的一些武器的意象,那是过去在男性诗词里比较多见的。因为这个能最直接的表达她的救国情怀,就是还有我刚才说的这种行动的意志和能力。

同学2:夏老师您好,我对您演讲中的一个小小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这三个女性,她们都是在东南这个,所谓这个大的一个区域里面,这个东南跟所谓东南跟清廷之间的这样一个对立的一个结构其实可能,可以往上可以追溯到明末,往下的话我其实注意到在民国以后,比如说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蔡云培他辞职,在北大辞职以后,就南下到杭州隐居起来,然后其实当时也是黄元培领导的,那个它的名字好像也叫江苏教育会还是江苏教育总会,我不知道跟您谈的这个组织有没有关系?也是,其实也存在着民国政府它的教育部跟江苏教育总会之间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更大的一个地方跟官方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会不会可能突破了就是说晚清这个时间段可以往上往下进行一个延伸呢?

夏晓虹:你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的课题。其实我本来对江苏教育总会它的这个情况很感兴趣,本来希望以各个,就是说它参与的一些案件为例,把它串联起来,看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它在晚清的社会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功能。因为我刚才讲到的只是它跟胡仿兰一案或者是它跟秋瑾一案的这个关联,但是我觉得那个江苏教育总会它确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教育机构。你说那个黄炎培他确实也是这个江苏教育总会的,但是他是后来就是作为学会的一个代表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东南地区,这个应该说确实有这个声气互通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存在,其实各地都有这个教育总会,比如浙江也有,可是我们发现好像江苏的力量特别强大,声音特别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跟那个报刊集中在上海这一地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可以说是放大了就江苏教育总会的能量,那么也使得它能够更频繁地借助报刊来引导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一个题目。

另外其实,讲到这三个女性之死他们跟这个报纸的关系,其实可以注意到的就是惠兴之死其实在南方,在上海的报界里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题目。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刚才我隐约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惠兴之死她背后还有一个满汉矛盾的问题,所以它的这个反响主要集中在北方,就集中在北京。这个也是因为京城,它还是满人的满族政府他们的所在地。而且相对来说,就是满人的话,他进入南方和进入北京,这个清朝的军队进入南方和进入北京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在北京他基本上是和平接收吧,因为当时以为他是来替明朝报仇,所以他很顺利的进入。但是在江南他是有很多可以说是血案吧,就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所以在南方的话呢,对这个清朝的或者说对这种满族的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会很自然的成为近代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发祥地,所以才会在这个报纸中,惠兴之死在上海的报纸只是一个简单的报道,但是它在北京就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募捐的活动。所以等于说南方的学校要靠北京的这个社会各界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下去,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同学3:夏老师您好,就是您刚才说到那几个案件,说到民间社会的力量的增长,然后在这个社会变迁里面所起的作用,然后又提到那种浙江的官员,然后调到别的地方的话就是说被拒绝。可能就会让我想到,很容易就想到现代的一个社会。然后刚刚那个邓玉娇事件也出来了,其实这样一种案件也是一波三折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民间力量的增长,然后对这个结局的一种一种变化的一种推动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就说那种想到当前所谓的官员问责制,官员问责制的话现在这种如果异地调离的话好象还没有见到说,被当地的那种民间的力量所拒绝的,这样一种社会的变迁你是怎么样看待?谢谢。

夏晓虹:我可能都是沉浸在晚清社会里。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当然就是说晚清社会里那个民间社会的这种力量,我觉得可能他们的媒介形式不一样吧。那个年代它主要是靠这个报纸,其实报纸它所反映的这种民间的力量应该还是做一个界定,就是我觉得它主要代表的是士绅的力量。而这个现在是网络时代,这个网络社会可能更那个,草根阶层可以更容易介入。所以这个它的这个面向,或者说它的这个基础吧,可以说是更为广泛。那你说可能它代表民众的声音,也许是一种更多阶层的声音,或者说可能是更杂乱的声音,我不知道。总之这个力量可能是比那个报刊的力量还要大,所以在那个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那个好像我经常,似乎也会看到说这个很怕新闻界的介入影响了案件的判决。但是我想还是会有新闻界或者说网络的介入,实际上是影响了判决,可能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实例吧。至于这个官员的调动,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拒绝,我想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不能说一统天下,但是这个官方的旨意还是比较强大的吧。

王鲁湘:非常感谢夏晓虹女士精彩的演讲。小历史可以关照大历史,在晚清女性社会的建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启蒙、现代性、民间社会等等概念影响到了其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那个动荡、变革与多元的社会。同时站在今天反思100年以前开始的中国的女子解放运动,几个弱女子的不同诉求的死亡,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居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把她们誉为中国现代化的殉难者也不为过。

与谢野晶子与中国妇女解放_牛水莲

702010·4 摘要: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在西方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思想潮流影响推动下,日本与中国的女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用她们手中的笔唱出女性的悲欢哀乐。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表现女性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追求恋爱与婚姻的自由,批判旧的道德和家族制度等等思想的论文与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五四新文化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与谢野晶子贞操观男女平等女子教育经济独立中国妇女解放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革命勃然兴起,成为报刊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旧道德最大的受害者是广大妇女,妇女问题自然地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的重心。这些杂志的主编大多数热心于妇女问题,大量介绍国外的妇女解放思想,积极地发表文章讨论妇女问题,为国人打开眼界、拓展思维提供了契机,从而提高了国人的认识,促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言论,20世纪初期(1918—1926)被先后翻译发表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报刊上,如《新青年》、《妇女杂志》、《妇女周报》等,并于1926年2月结集出版了《与谢野晶子论文集》一书,与谢野晶子的思想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并对中国的妇女解放产生了影响。 与谢野晶子有关妇女问题的评论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是1918年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周作人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说:与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女流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不是那一班女界中顽固老辈和浮躁后生,可以企及,就是比那些滑稽学者们,见识也胜过几倍。” 并且还认为“中日的国情,差不多完全相像,其中尤其如家族制度, 重男轻女等等,几乎在同一的模型中。所以我们虽然说这集中所收的论文,是特别为我们———————————————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08BWX009 。 与谢野晶子著,张娴译:《与谢野晶子论文集·序》第i 页,上海开明书店刊印1926年版。 牛水莲 与谢野晶子与中国妇女解放※

从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

从“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的转变 (2008-12-23 13:58:41) 朱安和张幼仪两张不同命运的比 较 摘要: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的转变过程。解放妇女思想运动是由男性提出发动的,缺乏女性的主体意识,因而具有明显的“男权”特征,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通过朱安和张幼仪不同命运的比较,在回顾了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指出了向妇女“我要解放”转变的必然性,以及对当代妇女解放思想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解放妇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思想 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等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民族危难时期的救国图强的革命运动,更是中国的有志之士在封建王朝统治下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思想运动不仅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更是对统治中国人民千余年的封建思想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在这些冲击和挑战中对女性价值的认识,尤其是在承认女性家庭价值的前提下,对女

性社会价值的明确和高扬,以及由此引发的男女平等、女性学校教育的开展、女性的“出走”等一系列实践,更是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讨论和思想混乱,解放妇女的运动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女性史研究或者说社会性别史研究在这时期也达到了高潮。 从女性史研究发展过程来看,近代以来的女性史研究历程可以将其简单概括为“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女性史其实就是一部“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的转变史。当然这样概括从历史学的角度讲,难免犯以偏概全的学术上的错误。但是从中国女性争取自由、平等和社会地位、权利的历史过程来看,中国女性的解放和自身的发展以及妇女自我意识的提高的确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那么这种转变对于女性群体的发展,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心理发展有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当前的女性研究或者说社会性别研究有哪些影响社会又该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性别文化环境来促进这种转变、迎合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当前男女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家庭关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女性在当前的家庭和社会上到底有着一种什么的地位,她们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的这种地位以定位的以及当代女性在自身解放和争取权利的道路上出现了哪些问题和思想误区等。本文试图从朱安和张幼仪的不同命运比较中来对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一、知识梳理 1.基本线索: 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学习西方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接受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文革结束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演变历程: (一)19世纪40~60年代:主要学习西方物质文明。 (1)内容:①魏源、林则徐主张“向西方学习”;②洪秀全、洪仁玕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③洋务派与顽固派论战。 (2)特点:①先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革命领袖探索救国道路;②向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③显示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步;④“师夷长技”、深受工业革命的影响;⑤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新阶段。 (1)内容:①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顽固派进行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②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保皇派之间展开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 (2)特点:①中国先进分子在认识西方问题上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②由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已从书本和口头上变为了资产阶级的实际行动,相继兴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 ④从学习日本走改良道路转变为学习欧美走革命道路。 (三)新文化运动前期:发展到学习西方民主精神与科学思想。 (1)内容:1915年开始的民主科学与尊孔复古的论战,陈独秀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以西方民权、平等和进化论思想为指导,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形成中国近代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为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2)特点:①矛头直指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从而使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主义问题上比维新派和革命派更为彻底;②既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场文学革命;③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存在着绝对倾向。 (四)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传播。 (1)内容:①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②李大钊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③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④“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⑤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2)特点:①由学习西方转向“以俄为师”;②由学习资本主义文明转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③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④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广泛流行。 (五)中共成立以来:由照搬苏联模式到“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走井冈山道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取得民主革命胜利。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中女性地位变化的看法

纵观中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女性的地位一直偏低,各方面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经过几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或改革,女性的地位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不过在诸多方面仍然有很多阻碍。在我看来,我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大致存在着四个阶段,从总体而言,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不断上升。 第一阶段是从清末时期,这段时期女性地位一直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中国妇女仍处于几千年封建家长制的禁锢下,被赋予强烈的“孝妇,贤妻,良母”的思想,虽然有新思想的传播,新式学堂的兴建,但女性解放的改革道路依旧在曲折中慢慢开展着。传统中国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妇以夫贵”“妻为内助”等性别伦理说教对女性加以教化和禁锢,使女性被迫困守在家庭,完全依靠男人生活,毫无自我发展的空间。在婚俗观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束缚和迫害妇女的利剑。中国古代的妇女素质观实质是一种道德素质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代妇女素质观的基本主张,“妇德、妇言、妇容、妇勤”是对妇女素质的基本要求,使女子“惟知洞其耳、梏其足、涂饰其面目、一若仅供天地间玩好之用”。妇女“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晚清女子学堂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过总体而言仍处在一个弱势地位。 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时期,它不仅是思想,文化领域范围内的一次改革,更是一次深刻的妇女解放运动。它唤醒了中国妇女作为女性

的自觉,使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的女性接受了西方的平等明主的思想。让女性首先能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能自主的选择婚姻生活,不再一味地依赖男人生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批判,女性同样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随着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的兴起,此后,上海的爱国女学、北京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南京的旅宁女学等先后创办,掀起女子教育的初步兴盛局面。随着女学的纷纷兴起,继之而起的女子参与社会工作,女子走出家门走向学校继而走向社会,女学对改变社会风气,提倡男女平等无疑起了积极作用。期间也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女性代表,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庐隐,就是这一时代进步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她在日本游学的几年时光中,通过对比中日女子教育的差异,深刻剖析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弊端。更涌现出来像邓颖超这样的女革命家,邓颖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还和周恩来、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还有很多杰出的女性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从法律上保障了女性的平等权利,提倡女性为社会服务,男女共同承担家务。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还被深入贯彻执行。不过仍有性别歧视现象存在。

近代中外女权运动

微专题7、近代中外女权运动 【知识梳理】 一、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 1.背景 (1)中国传统妇女观是以小农经济形态和宗法家庭的父系统治为社会基础。妇女没有财产继承权,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创造极少的财富,她们几乎丧失了经济地位。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及贞操节烈观念的禁锢下,妇女完全成为男人的私有财产。 (2)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传入及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2.中国女性意识的萌芽 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主张男女平等,开创了解放女性之先河。他在《天朝田亩制度》里规定男女一样可以均分土地;还主张女子不缠足,曾颁发妇女禁裹足布告。 3.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维新变法期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维新变法的出现,主张女权者纷纷显现,如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先后发文倡导并组建了不裹足会,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启动了女权运动的按钮。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请禁妇女裹足折》并获准施行。 (2)辛亥革命期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顺应女权运动和广大民众的要求,颁布了《令内务部通各省权禁裹足文》。 (3)20世纪初:1901年之后,不裹足会和天足会等组织在中国城乡竞相出现;20世纪之初追求婚姻自由和向往新生活的新女性崭露头角;女子已开始有了上学堂甚至出国留洋的机会。 (4)五四运动后: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随着民主革命的进程不断发展。女子从小学到大学乃至留学及其走向社会、从事职业的权利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以往前所未闻的争取女子参政权、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再婚自由权乃至禁止男子重婚等,不仅获得社会承认,更被明确载入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次年5月起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 (5)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为妇女解放做了以下工作: ①建立妇女团体和妇女组织,促进妇女解放的实现。在党中央,中国共产党早在建立初期就成立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党外,大革命时期,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 ②创办女校,培养妇女运动骨干。党在建立初期,就积极鼓励先进知识女性赴法、俄勤工俭学,使她们回国后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 ③创办刊物,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在创办女校培养妇运人才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积极通过创办女性刊物来扩大宣传,专门探讨妇女解放和妇女问题。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性别社会学分析

张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一场解放妇女的运动,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维权等领域的地位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女性地位又出现了边缘化弱势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概述,试图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男女能否平等,如何平等的问题做一个性别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以求引起学界对男女平等的问题的更大程度上的讨论。 关键词: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57-02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长时间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中国妇女,开始了他们获得平等的历程。大跃进时期,妇女成为国家建设当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半边天”;改革开放时期,妇女更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维权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政治上表现为政治参与和民主参与的程度较高,经济上表现为妇女就业数量增加、就业领域扩宽、创业能力增强,文化教育方面表现为男女两性在入学率、在学率和升学率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更是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在政治、文化、教育、劳动、财产、人身、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权利进行可行的保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的深化,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意义开始被质疑,出现了“女工回家”的呼声。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市场机制的建立以及国家干预的退缩给妇女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妇女在市场面前与男性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1],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失业率的增加、两性收入差距扩大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表现,女性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再一次拍打至弱势化和边缘化的岸边。因此,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解放历程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思与讨论,本文试图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与梳理,并尝试从性别社会学的角度对妇女解放历程的意义、男女能否平等,如何平等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有关妇女解放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妇女解放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郑也夫从男性的视角出发,认为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生物性与社会权力夺取的之间的一致性,力量和金钱在权力夺取中越重要,男性社会地位就越高,智力和知识在权力夺取中越重要,女性社会地位就也高;另一方面是由于专横而缺乏理性的男性意识形态,即将男女的差异评判为一种对立的二元划分,男性的特征被认为是优越的,男性的统治被认为是无可厚非的。据此,他认为,我国在智力与经济对权力与生产的决定作用上,在社会物质财富上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妇女的解放是动用行政力量造就的,是一种非自然的结果,是超前的,而这种超前的运动的后果便是“使中国社会失去了男子汉,也失去了自己的女性”。而市场经济使得女性重新被排挤出市场,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是遵循合理高效原则的结果[2]。 刘伯红则站在完全相对的立场上,对郑也夫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她认为,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历程并不完全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女性意识的苏醒,是商品经济发展赋予人主体意识和妇女接受教育、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这种趋势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外,她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由公平的,而是建立在社会性别分工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是强固社会公允,克服社会不平等,补偿因市场而造成的失衡,是保证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机会公平”[3]。 孙立平在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中,提出减少妇女就业的数量的建议,他认为,我国正处于一种后工业化阶段,一方面,家务劳动没有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要求男人全心全意的在外面工作,妇女的普遍就业实质上是打乱了社会中的角色分工,结果是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以及其他种种问题[4]。这种观点同样体现了当代中国男性知识分子重建社会性别等

浅谈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

浅谈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 04级历史王慧1053404099 【摘要】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在辛亥革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妇女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伟大的中国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话剧,显示了中国妇女独特的魅力和巨大力量。本文试从政治、教育、婚姻、服饰等方面出发简单论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关键词】政治、教育、婚姻、服饰 中国的女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地位及其的低下,常常被一些封建的伦理和思想紧紧的束缚喘不过气来,只是男子的附属品,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当时的女子就是这样依靠男子来生活,小时靠父亲,大了靠丈夫,老了靠儿子,根本没有政治,婚姻自由等任何权利。然而斗转星移,在辛亥革命历史背景和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萌发,伴随着欧美风雨的催化下,解放慢慢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发展道路。 一、政治思想: 传统道德要求妇女不问国事,恪守妇道,而这一时期的妇女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对政治角色的追逐了。清朝末年,面对强国对本国的觊觎,本国皇室的腐朽衰落,救国成了不仅是男性的光荣任务,也成为了妇女们的崇高理想和实践的最高角色目标,此时的中国妇女对于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对于政治的参与热情空前的高涨起来。 当时的《女子世界》杂志大力宣传救国存亡的爱国思想,指出当时中国已到了最危急的紧要关头,“什么俄罗斯、英吉利、德意志等国,个个都似出林之虎,张牙伸爪,扑将过来,将千年昏醉的睡狮乱咬,弄得鲜血直淋……气息只存一线”1号召妇女们担负起国民应尽的责任。这些宣传政治性强,具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对妇女投身到政治爱国救亡的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初的拒俄运动,反美拒约运动,保路运动,救蒙运动等救国运动中,先进的巾帼英雄们怀抱大志,现身救国,毫不退却。1901年,中国爆发了反抗沙俄妄图霸占我国东北的拒俄运动,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国集会,力主拒俄。青年女子,薛锦琴慨然提出“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气,以国家事为己身之事,并要求撤换谈判大臣。”1905年4月反美拒约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一些女性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发挥着自己最大的余热。1905年7月,上海女性上百人聚集起来,商讨反美办法。先进的女性不仅投身于反帝运动中,还积极参与资产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运动中。1905年后,女界又活跃于各地的保路运动中,为反清政府变相出卖路权的行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两省女界展开集会演讲,集资认股,组织团体,通电请愿等一系列活动。1907年11月,上海女界保路会和女国民拒款工会宣布成立,带领江浙女界进行“拒绝外款,为保主权”的斗争。但是激进的革命妇女大多以同盟门会或光复会为依托,从事反清活动。据统计,参加 1《女子世界》,1904。

全国各地高考历史一轮复习名题分解 妇女解放主题

妇女解放主题 1.(2015·山东泰安一模·38)(24分)家庭和妇女地位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纵观中国女性的生存轨迹,在近代以前的私有制社会中……女性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因而女性只有单一的家庭角色定位,即在家中扮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相夫教子。…… 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长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论戊戌维新至五四时期的女性角色定位》材料二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城市多数家庭的成员从工商业、服务业等工作中获取收入,妇女从事职业,拥有经济来源,家庭成员之间人身依附性减少。民国政府新《民法》规定离婚和结婚一样自由。燕京大学女生有96.7%的人赞成“无爱情即离婚”,上海“审判厅请求离婚案多”,而农村家庭中离婚现象则并不多见,甚至“夫可以出妻嫁妻”。 ——摘编自张国刚等主编《中国家庭史》材料三梁启超曰: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请备陈其义以告下。……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女学》材料四梁启超认为,新型的“贤妻良母”必须有一定的知识,才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这显然较以前的“贤妻良母”论者要进步得多,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点,但历史地看,梁启超的“贤妻良母”也难脱传统女子价值观的束缚,也有把女子的价值划在“相夫教子”的狭小圈子之嫌。 ——王美蓉《中国近现代不同类型的女子教育目的之比较》请回答: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导致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根源。(4分) (2)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家庭变迁的特点。并指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家庭变迁的主要因素。(8分) (3)据材料三概括梁启超的妇女教育观。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该教育观的影响。(8分) (4)材料四是用什么方法评价梁启超妇女观的?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妇女观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4分) 【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物质生活

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教育是使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无论身份与地位,无论贫富与国籍,一概可以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纵观历史,其实不然,直至近代,女性教育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了人类教育中的一半比重,其地位也越来越不可或缺。而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圣人的时代,只空有“无类”的主张,却做不到真正的无差别教育,这从女性教育权利的被剥夺中可窥见一斑。 中国从父系社会时期开始,女性便一直处于附庸地位。生产能力的低下以及封建道德规范的束缚使得女子在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劣势,其对于自身低下地位的反抗通常也不了了之。儒家礼教提倡男尊女卑,对女性的行为作出了“三从四德”的要求,这更进一步加强了男性社会对于女性权利的剥夺力度和对女性身份的贬低。由此,与身份地位相关联的教育也对女性关上了大门,中国产生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虽然历史上不乏著名的才女,但她们与古代发达的男性社会相比,只不过是凤毛麟角罢了,她们的卓越才华经常得不到表现,不能获得深造的地位,更有甚者,受到男性的打压。而在古代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大多分为两类——名门之后与青楼女子。前者因家庭环境良好,故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后者因生活环境较为无束缚,常与骚客迁人往来,杯盏之间才情毕露。但绝大部分的古代中国女子,还是被困于“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生活之中,纵是钟灵毓秀,也只眼看他起朱楼。 世事变迁,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权利,这为中国女性教育开辟了新道路,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同时这也是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开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先进女性亦为谋求自身受教育权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海外留学。中国早期的女性留学生主要有两类,举家迁徙海外并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以及受在华传教士资助外出留学的女性。无论是教会学校或是海外留学,都为闭塞的中国以及守旧的中国教育体制带来了一丝曙光,中国女性的教育权也开始有了希望。 清末郑观应曾于1892年发表《女教》一文,表明中国应向西方学习,重视女性教育。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经撰写《论女学》一文,尝试在女性教育方面有所发展,与维新运动相辅相成,以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二十世纪初,状元实业家张謇率先创办女子师范学校,采用“中体西用”的思想,使西方先进的女性教育与中国文明将结合,为我所用。虽然这所女子师范学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不可谓不是一次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与尝试。 中国近代女性教育真正的发展,是在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戊戌变法激起了中国人自己兴办女学的愿望,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三民主义的提出,推动了女

《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

《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晚清出版的外国女杰传中,明治日本的影响相当大。其中由著名作家德富芦花编辑、1898年印行的《世界古今名妇鉴》比较特殊,属于隐身文本,不为中国译者提及,却有多篇传记经过反复译介,广泛流传,因此值得重视。本文从介绍《世界古今名妇鉴》的原文本入手,分三节作了探讨:将最早由梁启超译述、并一向被视为梁著的《罗兰夫人传》放在女性语境中,揭示其与晚清流行的“女子为国民之母”说法的关联;考察充满革命激情的《世界十女杰》,如何经由有意识的改写与添加,使传主因切合晚清国情,成为中国女性寻求独立、 解放取法的楷模;最后再就《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三个晚清女报的“传记”栏,分 析其选取、隐括的译文同各自杂志宗旨的密切呼应———从而呈现具有“百变身”的《世界古今名妇鉴》参与晚清“女界革命”的实绩。 关键词:《世界古今名妇鉴》;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晚清女报 中图分类号:I2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919(2009)022******* 收稿日期:2008210206 作者简介:夏晓虹,女,安徽省和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为作者提交给2008年8月28—29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召开的“明清文学文化中的秩序与失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 ① 参见 木仙太郎、田中幸二郎编:《年 》,“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四编《德富 峰集》,东京:改造社1930年版, 第570—571页。另见[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李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第10页。 ② 冯自由:《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革命逸史》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2页。 明治时期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强大影响,在学界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具体到女性史,因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仍有许多课题未及深入。本文拟加讨论的《世界古今名妇鉴》,便是这样一部尚未受到应有重视的文本。考察晚清妇女思想变迁史时,该书本为不可逾越的文献。而其在翻译与流传过程中的选择性接受,也成为笔者关注的重心。 德富芦花与《世界古今名妇鉴》 《世界古今名妇鉴》为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德富芦花(本名健次郎,1868—1927)所编,明治三十一年即1898年4月由东京的民友社出版。按照编者撰写的《例言》可知,其所收各文多半采自《家庭杂志》与《国民之友》。因而,此处有必要先从德富芦花之兄德富苏峰(本名猪一郎,1863—1957)说起。 明治二十(1887)年二月,由于所撰《将来之日本》印行而名声大噪的德富苏峰,趁热打铁,迅速创办了民友社,同时发刊了《国民之友》。这份杂志的创刊号居然销售了数万份,使德富苏峰大受鼓舞。于是,三年后的2月1日,日报《国民新闻》也开始发行。再经过两年,1892年9月,《家庭杂志》接续面世。①如此密集的出版动作,足以显示德富苏峰在此时期日本舆论界如日中天的号召力。 与报刊相辅佐,民友社出版的各种图书也受到读者的追捧。1881年出生于日本的冯自由曾忆述,当时“各书店所刊各类小丛书以民友社为最风行”②。而且,不只在日本读书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广有好评,其出版物在居留日本的中国知识者中同样有口皆碑。《新民丛报》的说法可为代表:“民友社著译之书,其论断常有特识,其文体为 第46卷第2期2009年3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 ) V ol.46,N o.2Mar.2009

反思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

--反思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初具规模保护种族和救国救民的目的。无疑,现代女权主义的出现,开了先例,在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对妇女解放之后。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一些陷阱或现代女权主义的误解,这是不利于实现妇女的权利,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它的存在。因此,它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反映了现代女性主义,揭开本义妇女权利和妇女权利的人权,为了使妇女的权利继续发展。 1。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的表达框架内保存的中国种族和拯救中国民族 在中国,这是改革派的男性组,这是第一次出来与妇女解放的想法。这是由女性加入改革派的女性群体和女性知识分子在20世纪出现。他们去形成现代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全貌。将内容物非常复杂。但它们可以被概括为以下: 首先,现代女权主义来时,在一般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对濒临灭绝时,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成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回顾谈妇女解放,人们可能会发现,妇女的缠足,教育,甚至婚姻都与维护中国的比赛,使国强的目标。为什么解除绑定脚?“为了挽救国家,挽救中国的比赛是必不可少的;拯救中国的比赛,这是必须做的做法是有害的比赛做的做法损害了比赛,没有什么是更重要的不是解脱脚。“为什么妇女的教育?“由于妇女教育涉及的兴衰,国家的生存和死亡。”为什么婚姻自由?因为自由的女性的婚姻加上教育使国强?总之,妇女解放的目的是不是对女性自身,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形成整个外边框的女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女权主义这个边界内,有其独特的属性和中国属性。 其次,维护种族和国强的框架下,中国的女权主义主张平等责任和平等的权利。维护种族和国强的实现需要妇女的参与。为什么呢?逻辑很简单。妇女的目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贡献与职责关联。因此,这是必然的逻辑要求女性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也有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尽可能责任关注细微的差别。设计的女性角色为“好妻子和好母亲”,然后“母亲的女性公民。”女子组第一组男性追求的形象设计的男性,后来就发展成“女国民”显然,在差异存在“男性至上主义”和“性别平等”的形象“的好妻子和好母亲”和“母亲承担了开放式,特色鲜明的男性至上主义的女国民”之间的较量?而女性国民的形象?展示了寻求性别平等的理想。尽管差异的树荫下,问责的国家是一样的。正如金毅强调,“爱国主义和拯救世界的是妇女的责任。”女性组给予全力支持这个想法,他说:“女国民”作为男性公民,应当承担同样的义务。他们提出了明确的口号:“每一个女人都是她的国家负责,”在寻求平等权利和平等责任的过程中,出现在所有方面享受平等的更为极端的想法。秋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很感兴趣,在男性的服装......在中国,女性被压抑的想法,男人是强和妇女是弱的,我真正想要的是作为一个男人强。为了这个目的,我真的想让自己像一个人,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心。“ 第三,维护种族和国强的框架下,中国的女权运动特别强调对女性的独立和能力。所有的人,尤其是女性群体,在当时举行,这将是非常困难的妇女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读取和写入,艰难的生活没有知识或技能,或者他们经济不是独立的,有没有相关的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妇女不应该急于寻求权利,而是他们应该寻求改变自己,所以,他们应该有能力获得的权利。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11年革命后,引起广泛关注妇女参与国家事务的认识和判断。欧林佩芬曾经说过:“什么是中国女性缺乏野心,但独立性,不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但学习如何参与。”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收购妇女权利的,应事先由提高自己的能力。 2。反映了现代中国女性妇女权利的陷阱:

近现代社会变迁 ---女性的解放

近现代社会变迁 ---女性的解放 【摘要】 以往女性史研究,大都偏重于特殊女性人物史、近代妇女解放、近代妇女运动等方面。而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女性解放史开始涉及近代女性的习俗、教育、婚姻、就业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指导下,吸收了西方新史学研究方法,在继续研究上层女性和知名女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城乡普通女性史的研究。这些新的视角大大拓宽了女性解放史的研究领域,更加丰富了女性解放史学的内容。 【关键词】近代女性解放社会变迁 20世纪初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政治革命家和文化革命者,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独秀、胡适,全都从不同程度指出,必须重新认识女性,必须改变对女性社会角色的传统界定。在当时,关于女性解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缠足、女子教育、女性权利、女性就业和女性的休闲娱乐这几个方面。 在传统中国社会,女性缠足始于南唐,盛于明清。缠足可以说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下,男性审美观逐渐发展的结果。它使女人成为了时代审美的牺牲品,同时,女性因缠足而导致其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大大下降,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理念。在近代,随着国门被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西学也随之东渐。外国人认为缠足是中华文明野蛮一面的体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女人的小脚成了中国落后和耻辱的标志。在鸦片战争以前,已有西方传教士反缠足言论的出现,鸦片战争以后,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缠足的习俗加以批判,他们或是从基督教义出发,将缠足视为违反自然的野蛮风俗,或从西方医学的科学角度斥责缠足对女性身体健康的伤寒,以及其对国家富强所产生的坏影响。这些观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他们认识到缠足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块绊脚石。1890年,中国最早的反缠足会成立,该会成员均为男性,他们主张不为女儿缠足,不为儿子娶缠足的妻子。1897年6月,由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等人酝酿的上海不缠足总会正式成立,而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于是,在20世纪早期,出现了中国天足妇女的比例逐渐上升的情况。到1930年以后,只有在一些人口分散的偏僻地区,还有女子缠足的现象存在。 在戊戌变法以前,“女子无才便是德”主导着中国的女子教育观。而后随着甲午战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而“欲强国,必由女学始”。1898年6月,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学堂,在上海诞生。1907年,清政府批准建立女子教育系统。到1910年时,全国已有女子学校四万多所,学生160万人。到1919年,女子学校数目增至13.4万所,共有学生450万人。虽然入校接受教育的女性人数仅为男性的七分之一,但这仍显示了女子在受教育机会方面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1920年以后,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开始增加,到1935年,全国共有招收女生的专科院校、综合大学及师范院校6000所。这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女性工作者。而在农村,这一变化则缓慢得多,据20世纪30年对中国农村家庭的一次普查,受过教育的女性与农村女性

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

精心整理 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教育是使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无论身份与地位,无论贫富与国籍,一概可以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纵观历史,其实不然,直至近代,女性教育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了人类教育中的一半比重,其地位也越来越不可或缺。而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圣人的时代,只空有“无类”她两类,无论教育权也开始有了希望。 清末郑观应曾于1892年发表《女教》一文,表明中国应向西方学习,重视女性教育。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经撰写《论女学》一文,尝试在女性教育方面有所发展,与维新运动相辅相成,以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二十世纪初,状元实业家张謇率先创办女子师范学校,采用“中体西用”的思想,使西方先进的女性教育与中国文明将结合,为我所用。虽然这所女子师范学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不可谓不是一次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与尝试。

精心整理 中国近代女性教育真正的发展,是在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戊戌变法激起了中国人自己兴办女学的愿望,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三民主义的提出,推动了女子教育的普及。 1898年,经元善等官员开办经正女学堂,梁启超为其起草《倡设女学堂启》及《女学堂试办略章》,可惜不久后关闭。1902年,蔡元培开办上海爱国女学。此时的女性学堂多为私人兴办,未获统治者的直接肯定。 至1906年,慈禧太后下令“振兴女学”,次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意味着中国女性教育正式被纳入中国教育制度的范畴,中国女性的教育权终于获得 至1920方针》

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中女性地位变化的看法

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中女性地位变化的看法纵观中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女性的地位一直偏低,各方面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经过几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或改革,女性的地位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不过在诸多方面仍然有很多阻碍。在我看来,我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大致存在着四个阶段,从总体而言,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不断上升。 第一阶段是从清末时期,这段时期女性地位一直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中国妇女仍处于几千年封建家长制的禁锢下,被赋予强烈的“孝妇,贤妻,良母”的思想,虽然有新思想的传播,新式学堂的兴建,但女性解放的改革道路依旧在曲折中慢慢开展着。传统中国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妇以夫贵”“妻为内助”等性别伦理说教对女性加以教化和禁锢,使女性被迫困守在家庭,完全依靠男人生活,毫无自我发展的空间。在婚俗观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束缚和迫害妇女的利剑。中国古代的妇女素质观实质是一种道德素质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代妇女素质观的基本主张,“妇德、妇言、妇容、妇勤”是对妇女素质的基本要求,使女子“惟知洞其耳、梏其足、涂饰其面目、一若仅供天地间玩好之用”。妇女“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晚清女子学堂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过总体而言仍处在一个弱势地位。

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时期,它不仅是思想,文化领域范围内的一次改革,更是一次深刻的妇女解放运动。它唤醒了中国妇女作为女性的自觉,使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的女性接受了西方的平等明主的思想。让女性首先能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能自主的选择婚姻生活,不再一味地依赖男人生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批判,女性同样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随着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的兴起,此后,上海的爱国女学、北京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南京的旅宁女学等先后创办,掀起女子教育的初步兴盛局面。随着女学的纷纷兴起,继之而起的女子参与社会工作,女子走出家门走向学校继而走向社会,女学对改变社会风气,提倡男女平

从建国初期中国画中的女性形象看妇女解放-最新文档

从建国初期中国画中的女性形象看妇女解放 1 建国初期的中国画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面前有不少中国画家感到彷徨,他们一部分是在师傅带徒弟的旧传统的社会下生活过来的,因此还保留着中国画传统的思想意识。例如,秦仲文、邱石冥、吴湖帆等艺术家。而另一部分则是接受了西方的艺术教育影响的中国画家,立志用新的艺术手法来改良中国画,比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家。虽然这两部分艺术家所选择的艺术道路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熟悉新的表现对象和新的文艺政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艺术观的了解也才刚刚开始。[1] 这种现象的产生由于当时的国情是生产力低下、科技不发达并且与外部世界隔绝。因此,国家和集体的建设任务主要依靠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进行集体性劳动。而相对于旧的传统而言,动员女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她们的地位是首要的任务。例如,建国初期出台的《婚姻法》、大范围的对劳动妇女进行识字教育、普及生产生活知识都有利于她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及时了解有关政策,从而转变为集体劳动者,为社会生产生活也尽到自己的一份力。[2] 2 《九州无事乐耕耘》的创作背景 按照徐悲鸿的艺术经历,可将其艺术创作分为四个时期:初

期,1915年,20岁的徐悲鸿来到上海,以画插图和卖画为生;早期,1916年到1923年,徐悲鸿分别去日本和法国学习美术,并在老师的指导下精研素描,这时期的素描和油画作品有很多保留至今;中期,1925年到1949年,这是徐悲鸿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几乎他所有为人们所熟知的代表作品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晚期,1949年到1953年,受建国初期国情的需要,徐悲鸿在文艺领域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政务繁忙加上身体每况愈下,其创作的作品数量锐减,这幅《九州无事乐耕耘》是他晚年最杰出的作品,因此也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徐悲鸿一直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绘画技巧的精良之处从而对中国画的现状进行改良,而不应一味摹古,并且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因此这幅画亦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3] 此画横幅尺寸为150×250厘米,这种人与动物相结合的宏幅巨制在徐悲鸿的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并且这幅作品体现出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并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是新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部分。此图的题材、构图、造型都具有很大的创新性,直接从生活对象出发,以朴实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描绘对象的现实性和典型性,呈现出普通生活中所流露的人情味,以及大自然内在的生命力。 3 画中妇女的形象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中劳动妇女形象具有 一定的典型性。这个时期的主流媒体镜头下有三类典型“美

浅谈中国近代女性社会地位变迁

浅谈近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迁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的女性逐步摆脱了男性附庸的角色,随着不断的社会改良运动及变法革命,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承认,在近代历史上,也闪耀着女性坚韧而美丽的光芒。 关键词:近代女性社会地位 姓名:李鹏超 学号:3110104849 邮箱:605364051@https://www.360docs.net/doc/d512930977.html,

前面的话 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当时生产力发展阶段及社会架构组成有密切关系。母系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部落的生存与延续与人的数量息息相关,作为孕育者的女性是部落的核心。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增强,女性作为生产者的生理劣势逐渐明显,男性的力量获得支配权,女性也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尤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更是受到了十分严苛甚而残酷的待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女性道德给广大女性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女性的权力被残酷而无情地剥夺。但近代到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古老的关口,中国社会陷入了长期动荡时期,同时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传入中国,“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些观念如夏日里的飓风暴雨,冲击着传统中国的君权父权至上的观念;中国女性也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近代各次社会改良、革命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承认。近代历史中,也闪耀着女性坚韧而美丽的身影,秋瑾、谢婉莹、舒婷、宋氏三姐妹,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活跃着女性的身影。在此谨以各次运动为纲,浅析近代女性社会地位逐渐变化及原因。 第一节太平天国 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首领对平等理解的集中表达,糅合了中国农民传统朴素的平等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其中也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意愿。 中国古代有“男称丁,女称口”之说,封建时代主要是以一家“丁”的数目分配土地和担负赋税,女性享受不到平等的土地权益。这从根本上显示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只是作为男性附庸而生存。如,“晋代规定女子占田的限量和课亩的数量。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推行均田制,规定妇女受田20亩,麻田5亩,为男子的一半。隋炀帝仁寿四年,规定女子不再受田,原来每户分配的田地全部划归男丁名下。”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女性地位的低下,由此可见。 但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却首次显示出男女土地权利平等的现象,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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