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福利国家：自由发展观的考量与审思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超越福利国家：自由发展观的考量与审思 作者：姚进忠 来源：《中州学刊》2016年第06期

摘要：福利国家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在创造神奇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危机与挑战。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福利国家陷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困境，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西方学术界的左、中、右三个学派均从各自角度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福利改革重组方案。这些思路对于福利国家的基本内容和根源考虑不足。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为福利国家的福利理念、福利内容和福利提供机制的反思提供了本质性的启示与参考。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应该在坚持国家福利作为、深化福利内容创新、积极培育福利主体三个维度上有所作为。

关键词：福利国家；阿玛蒂亚·森；自由；正义；可行能力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6-0065-07 社会风险日趋多元，人类抵御风险的机制也不断发展，逐渐由私人慈善、家庭支持等非正式制度向现代国家干预的制度化福利制度转型。根据现代社会福利的理论阐述与历史记载，国家福利功能从最初的立法济贫扩展至社会保险。二战以后，英、美、德等西方国家基本上依据各自国情建立了形态各异的现代社会福利体系，成就了现代福利国家。①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尝试，福利国家的建立被誉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在创造神话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埋下了危机与挑战的种子。②福利国家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公民权的发展等为标志逐步走向成熟。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导致福利国家陷入多重困境，几乎所有福利国家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③福利国家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调整与改革时期，理论界与实务界立足各自视角均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与方案。就中国而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全面改革与发展的崭新阶段。社会发展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真正开始经历“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④。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审视与反思福利国家的危机与挑战，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民生为本的社会福利体系内涵，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适度普惠福利制度，显得十分必要。笔者拟在全面审视福利国家的危机与挑战的基础上引入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解读、反思福利国家的困境，并结合中国社会福利建设的实际情况，探索社会福利建设的可行之路。

一、福利国家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以及批判审视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福利国家的生存力和功能产生了冲击。经济增长减缓、预算赤字激增、福利开支被迫削减等变化使福利国家危机四伏。福利国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面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临怎样的危机和挑战、如何批判与反思等一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讨论焦点。清晰认识与反思福利国家的危机与挑战是对其进行超越的前提，笔者通过文献整理对福利国家的危机与挑战进行深入审视。

1.对福利国家危机与挑战的认识 福利国家危机发生之后，相关组织与学者对于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四个方面对福利国家危机进行了描述：一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二是经济衰退的危机；三是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危机；四是福利开支的危机。⑤米什拉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在于政治和法律危机、福利提供和管理的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⑥考夫曼在对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将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总结为人口、经济、社会、国际和文化五个方面。他认为福利国家危机产生原因的复杂性致使“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造”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相互协调一致的改革循序渐进地进行。⑦艾斯平-安德森也对福利国家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概括为“内生性问题”和“外生性问题”两种类型。⑧“内生性问题”指现行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与后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一致，即后工业社会出现了家庭、职业结构、生活等变化，产生了诸多新的不同需要和社会风险，而现存的社会福利体制对正在出现的新问题应对能力不足，引发民众的不满；“外生性问题”指的是由外在力量引起的福利国家危机问题，主要是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问题以及不容乐观的人口趋势，它们共同威胁着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供给承诺在将来实现的可能性。⑨

基于上述分析，福利国家的困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福利国家扭曲了市场运作，国家干预、普遍提供的高福利，一方面窒息了市场的活力，削弱了对储蓄和投资的刺激与鼓励；另一方面造成了依赖文化和福利依赖群体，使一部分人工作积极性下降，经济发展缓慢，国家社会支出巨大。二是福利国家造就的高税收、高福利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使得福利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竞争力下降、活力不足，从而进一步恶化失业问题。三是福利国家的制度设置能动性不足，无法全面回应人口结构变化、家庭模式与职业结构变迁等带来的新的社会福利需要，再加上社会福利的“刚性”特点，福利国家福利支出水平居高不下，制度结构与经济支出双重压力使得福利国家丧失了原有的活力。⑩四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管理部门科层制运作不力、效率不高。机构臃肿、管理僵化等问题使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与公众需要脱节，政府“过度服务”和公众“需求不满”现象大量存在。

2.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反思及其改革重组的审视 在福利国家危机的影响下，福利国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进入了多元主张时代。西方学术界的左、右、中三个学派均从各自角度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福利改革重组方案。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以伊恩·高夫、克劳斯·奥菲为代表的学者在马克思阶级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矛盾等理论基础上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进行研究，形成了社会福利领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福利制度的设置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高夫认为，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福利国家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福利，发展个人力量，满足民众福利需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压制与控制人民，维护资本的累积过程。这两者的矛盾在新的背景下日益加剧，产生了福利国家的危机。因而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在于重组，主要包括教育政策重组、社会保险政策重组、社会服务管理重组、社会服务私有化四个方面，同时应采用组合主义和社会契约的替代性策略来减少资本与劳工阶级的矛盾。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右派学者们认为，市场是福利分配的最好机制，人类的本性是个人取向、私利和理性的，所以最公平的是“市场无形的手”制造出来的自发秩序。该学派主张国家减少福利提供和干预，个体应该更多地为自己的福利需要负责，政府过多的福利干预机制将使人类丧失真正自由，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以吉登斯为代表的中间派试图超越原来左与右的社会政策范式，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嵌入社会框架的社会福利模式，以此来引导福利国家进行应对危机的制度改革。吉登斯在“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的原则下建立了六个面向的新社会框架，也以此设计了嵌入社会模式的福利改革方案，倡导从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制的“消极福利”向对人为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积极福利”的转型，此构想包括发展自我、多元合作、风险管理、实现终极幸福四个方面。

这些批判反思与改革思路均为福利国家缓解其危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是，它们更多地停留在对福利主体的纷争、福利资源的来源与供给等技术路径的剖析上。对于福利国家的基本内容即公平正义与平等的诉求，似乎不属于主流，其实这恰恰是福利国家被批判的根源所在。阿玛蒂亚·森秉承规范分析的传统，在经济伦理的语境中提出了以可行能力平等为核心的自由发展观，在更深的层面上——更接近社会正义所要求的信息层面上——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反思与超越福利国家提供了本质性的参考。

二、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解读与论析 阿玛蒂亚·森（以下简称森）是一位跨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学科的学者，因福利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的贡献于199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理论旨趣与关注方向，始终指向社会制度的改善与人类福祉的提高，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森在对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正义理论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公平主义价值观进行深入剖析与对比的基础上，从人类固有的多样性出发，强调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实质自由作为综合价值标准的正义与平等理论，以判定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否在向理想方向的改善，即以自由看待发展。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森的正义理念是以人为中心，其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之所以重要，至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评价性原因，即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二是实效性原因，即发展的全面实现取决于人们自由的主体地位。在这里，森视角中的自由包含机会和过程两个方面。前者关注的是更大的自由，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其目标，即那些人们所珍视的事物。这主要强调人们实现其所珍视事物的能力，而不管其实现的过程如何。后者则将注意力放在选择的过程上。所以，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如贫困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等，同时使人们生活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从而使人们可以实现自己的选择，让生活更加丰富。

在评价性层面上，森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和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论述。他认为出于评价性目的，合适的“空间”既不是效用，也不是基本物品，而应该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即可行的能力。由于个体差异、物理环境多样性、社会环境变化和关系视角差异的存在，个体在将收入和“基本善”等转化为优质生活和有价值的自由的机会是不同的。可行能力方法最初关注的概念是“功能性活动”。“功能性活动”代表了个人状态的各个部分——特别是他或她在过一种生活时成功地完成或成为的各种事物。一个人的能力反映了其能够获得的功能性活动的可选择性组合。这些相关功能性活动的具体内涵极为丰富，既包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获得衣食住行的基本供给、身体健康、避免死于非命等；也包括更复杂的成就，如感觉快乐、获得自尊、参加社会活动等。这些功能性活动是个体生存状态的构成要素，对个体福利的评估也就成为对这些构成要素的评估。不过，个体赋予这些不同的功能性活动的权重可能有很大差异，因而在对个人与社会利益进行评估时必须意识到这些差异。可行能力正式提出了超越对生活手段的关注，转向对实际生活机会的关注，这样的思路可以更适度地关注到个体功能上的差异，也能很好地指导公共服务供给，更好地应对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森将评价平等的“焦点变量”从有限的收入、效用或“基本善”的领域扩充到更宽广、更包容的可行能力领域，并将平等与自由有机联系起来，勾勒了一种全面、实质和积极的平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