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修辞的文化观念与中国学术的人文范畴
中国古代汉语修辞之特点
中国古代汉语修辞之特点王祖德[引言]古老的中国有许多神奇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叫后人挖掘不尽。
古老文明有特别的思想文化、心理特征，也就有了自己特有的语言、文字、表达方式。
说到古代汉语修辞学，是在五四之后兴起的，主要是在吸收外来修辞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勾起对传统文化中有关修辞学的宝贵资料的重视与研究。
对古代修辞学著述和理论进行整理、讨论，这样中国古代汉语修辞学成形了。
这是关于古人立身养德、处世为人、传情达意、咏物记事等的所谓技巧方法、语言谋略。
下面我想通过分析语言特点、心理特征来分析中国古代汉语修辞的特点。
[关键词]道德意蕴之美韵律之美[正文]谈到中国古代汉语修辞的特点，我们不可能忽视其使用的社会、历史、民族性格等多种背景；也不可能不去关注其使用者们内心的想法。
当然再起码也该了解其使用的工具——古代汉语言文字。
故我们首先确立的是思考的方向。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历史意识的群体。
自从有文字以来，一直有记载历史事实的努力。
祖先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后来的书简等成了今日我们了解古代先民文化的资料。
而一旦记载事件，传递信息成为事实，人们必然有对言论、文章进行合理化搭配的要求——这不就是修辞之雏形了吗？后世学者曾指出：中国先民有丰富的史官文化。
史官者，记载历史者。
为了求真实有效地办到这一点，他们必然要求陈述表达中的一种“逻辑化”。
这不正是修辞之内在特性之一吗？而史官之外，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个体之间的传递信息，要确保其效果能不进行一番加工吗？文字也罢，言辞也罢，皆不好离开修辞而平淡无味，无甚逻辑地提出来。
这是无须争论的。
古人修辞以“信”、“达”、“雅”为标准，力求简而赅，周而美，力求章法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境。
于是修辞成为一种智性，一种谋略，一门艺术，一种文化现象。
正是拥有了这份智慧之魅力，才让后人对之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
下面我想将此艺术之美从两方面深入地指出来，以求更显其美妙之处。
直与婉，刚与柔，奇与正，繁与简，八法竞奇，群珍斗妍，在美学上来讲无疑如彩虹中之诸色，难分轩轾。
修辞手法知识：修辞手法与文学美学——探讨汉语修辞学派的发展脉络
修辞手法知识：修辞手法与文学美学——探讨汉语修辞学派的发展脉络修辞手法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表现方式，通过比喻、夸张、对比等手法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与艺术表现力。
修辞手法是文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语修辞学派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脉络。
古代修辞学派的发展古代修辞学派主要是在先秦时期逐渐形成的，在汉代至唐代达到了全盛时期。
首先是《诗经》的传唱，传承下来了许多精妙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如“含笑九泉之下”、“箭穿百步之扇”等。
这些修辞手法大大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同时也为后世修辞学派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其次是《楚辞》和《离骚》的出现，这些文学作品在表现方式上采用了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并将修辞应运于文学艺术之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理念和价值观。
唐宋时期的修辞学派唐宋时期，由于文化艺术的繁荣，使得修辞学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时期，王勃创办了“文学院”，这个学术机构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大量的文学研究材料，推动了唐代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时期，修辞学派的研究继续深入，出现了一些知名的修辞学家，如苏洵、苏轼、欧阳修等。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如《苏氏家藏小品》、《欧阳氏文读》等文集，成为了后世修辞学派发展的重要参考。
现代汉语修辞学派的发展进入现代之后，汉语修辞学派的发展趋势逐渐分化。
中国的诗歌与文学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西方的修辞学派也逐渐被引进中国。
同时，近现代的文学形式与修辞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崭新的文学风格和思考方式也影响了修辞学派的学者们。
其中，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文化与文学翻译也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结语汉语修辞学派的发展脉络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智慧，古今两种审美形态及修辞手法的交相辉映，丰富了修辞学派研究的深度与内涵。
追溯历史，发掘汉语修辞学派的意义和价值，并将其与现实生活和当代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展示修辞学派的魅力与价值。
汉语修辞学概述
第一章修辞概说第一节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第一节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一、中外古代史上的修辞研究：（一）古代希腊人很重视修辞的研究。
公元前5世纪：伊梭克拉兹《修辞术》；“强调巧妙的言辞和虚伪的论证”----“诡辩术”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在任何问题上使用有效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二）我国历史上的典籍中就有了修辞、风格的零星片段的言论1、我国修辞研究最早的文献见于孔子的《论语》。
“辞达而已矣。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他的论述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作用。
2、¡°修¡±和¡°辞¡±的连用，最早见于《易》：“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体现中国的文化蕴含：1、2、3、3、西晋陆机的《文赋》对修辞方法、修辞技巧进行了论述。
4、南朝的的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对修辞有很深的论述，在我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很重要。
5、唐朝刘知几的《史通》中对修辞的论述也很多。
6、宋代陈骙的《文则》是第一部专门论述汉语修辞的著作。
二、近代修辞研究状况：“年轻”的学科：1、1920年，法国人巴意建立以表现手段为研究对象的风格学，大大拓展了修辞学的研究领域。
2、在我国，“五四”以后开始了对修辞学的研究。
修辞学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以模仿西方的修辞学为主，唐钺为代表《修辞格》1923年；一种以辑录古人的说法为主，《中国修辞学研究法》；1、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最为代表。
他特别提出：¡°惟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
¡±2、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
3、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
4、张志公先生的《修辞概要》。
5、刘焕辉、吴士文等先生的著作。
中国最重要的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它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汉语成语修辞的文化阐释的开题报告
汉语成语修辞的文化阐释的开题报告
一、选题背景
汉语成语是汉语言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是人们在日常语言中常用且极富表现力的固定搭配。
成语由于其经典和规范性，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学体裁之中，在丧失词汇意义的同时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
因此，对于成语的修辞分析和文化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从成语的修辞特征分析和文化阐释角度出发，探讨成语中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
二、选题目的
1. 分析成语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的特点和特征，探究成语如何通过修辞手段传达出语言的美感，引起读者兴趣，引起受众共鸣。
2. 对成语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解读，并探索成语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流传和鉴赏等方面，增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三、选题意义
1. 成语作为汉语言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对其进行修辞分析和文化阐释，可以加深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人们的文化素养。
2. 成语是汉语言文化中的瑰宝，在生活中特别是文学创作中被广泛应用。
对成语的修辞特征进行分析，对提高文学写作能力、增强表达效果有所裨益。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实证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等方法。
首先根据成语修辞和文化阐释的相关理论，深入分析成语的表现形式和含义，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其次，结合实际语料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对所得结果的归纳总结，提出相应的结论。
五、预期成果
本文旨在通过成语修辞分析和文化阐释，揭示成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与思想，探究其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提高读者对成语的认知理解水平，同时也可以对汉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浅谈历史角度下的汉语言修辞格的关系
浅谈历史角度下的汉语言修辞格的关系摘要：我国是有着独特文化特质的伟大民族，新时代汉语言修辞格和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有着某种联系，是其沉淀的结果，也和我国古代汉语言修辞格息息相关，从历史角度出发，全面、深入探究历史文化、汉语言修辞格二者关系有着深远意义。
关键词：历史角度汉语言修辞格关系站在历史的角度，中国修辞学发展源远流长，修辞格是人类有效组织语言以及发展语言表达能力的关键点。
同时，汉语言修辞格和民族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研究者需要通过多种合理化路径，深层次探究二者关系，便于在传承、发展历史文化过程中有效衔接古今汉语言修辞格，促进新时代下我国修辞学领域持续发展，更好地呈现民族文化独特魅力。
一、汉语言修辞格在《周易·乾·文言》中，“修辞”这一词语已出现，意思为修理文教。
随着时代不断演变，民族历史文化不断沉淀，“修”、“辞”二者都有了新的意思，前者具有修饰言辞、文字等意思，后者可以特指言语。
修辞手法并不单一，可以分为63大类，修辞格在丰富语言以及语言表达效果提升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以修辞概念为切入点，修辞格含义可以分为三层，比如，修辞学、修辞方法，各具有不同的意思。
在各类语言中，修辞都是存在的，和地域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语言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修辞行为特征各不相同，修辞手法、修辞活动两大方面也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同时，汉文化对现代汉语言修辞格发展的影响较大，从整体上说，现代汉语修辞大都具有古代汉语修辞特点。
修辞格可以帮助人们在不同环境中有效组织语言，更好地和对方沟通、交流，准确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思。
以修辞内容、表达方式为基点，汉语言修辞方法并不单一，比如，比喻、对偶、反问、借代，频繁应用到古今汉语言中，尤其是借代、比喻两类修辞手法。
修辞格类型也比较多，比如，借喻类、直言类，借代以及比喻两类修辞手法同属于借喻类。
在比喻修辞格中，本体、喻体二者存在相似之处，但并没有某种联系，比喻修辞格的灵活应用可以让人们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产生丰富的联想。
修辞与文化的关系
修辞与文化的关系
修辞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修辞是通过语言表达来影响听众或读者的一种手段，而文化则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和传统。
一方面，文化可以影响修辞的使用。
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修辞习惯和偏好，比如在某些文化中，夸张和比喻可能更受欢迎，而在其他文化中，简洁和直接的表达可能更被重视。
此外，文化中的传统和习俗也会影响修辞的选择，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使用特定的隐喻或象征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另一方面，修辞也可以反映和传递文化。
修辞可以用来传达文化中的价值观、信仰和观念，帮助人们理解和认同所属的文化。
例如，通过使用比喻、象征和典故等修辞手法，人们可以在作品中表达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继承。
此外，修辞还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传播。
当一种文化的修辞手法被其他文化所理解和接受时，它可以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这种跨文化的修辞交流可以丰富人们的语言表达，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
总的来说，修辞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修辞习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同时，通过修辞的运用，我们也可以传承和传播自己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和观念。
你对修辞和文化的哪个方面更感兴趣呢？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
论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
论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语言、思维方式和修辞技巧之中。
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母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修辞方面。
本文将探讨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并分析其在汉语修辞中的体现。
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体现在修辞手法的选择和运用上。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内涵和含蓄，因此在修辞手法上常常采用借代、典故和比喻等手法来达到修辞的目的。
比如，“玉树临风”、“飘飘然兮若神仙”等形象的修辞手法，通过借代和比喻的手法，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同时也更富有情感色彩。
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还体现在修辞表达的态度和情感上。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礼仪和谦和之道，这种态度和情感在汉语修辞中得到了体现。
比如，敬辞、谦辞等修辞手法在汉语中被广泛使用，可以表达出说话人的尊重和谦逊之情。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情感的表达也非常注重抒情和含蓄，这种情感在汉语修辞中常常通过比兴、拟人等手法来表达，使表达更加准确、生动，并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还体现在修辞说理和论证的方式上。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思辨和辩证，这种思辨和辩证的方式在汉语修辞中得到了运用。
比如，“比物喻理”、“触类旁通”等修辞手法常常用于说理和论证，通过类比和比较来达到说服的目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等思想也在汉语修辞中得到了体现，使修辞更加具有智慧和哲理。
在当代社会，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仍然存在。
尽管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信息爆炸，但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仍然深入人心。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和情感，使汉语修辞更具魅力，更具表达力，更能打动人心。
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具有深刻的影响。
它不仅体现在修辞手法的选择和运用上，还体现在修辞表达的态度和情感、修辞说理和论证的方式上。
传统文化赋予了汉语修辞更多的内涵和情感，使其更加生动、准确和富有表达力。
在当代社会，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在汉语修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语修辞学概述
第一章修辞概说第一节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第一节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一、中外古代史上的修辞研究：（一）古代希腊人很重视修辞的研究。
公元前5世纪：伊梭克拉兹《修辞术》；“强调巧妙的言辞和虚伪的论证”----“诡辩术”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在任何问题上使用有效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二）我国历史上的典籍中就有了修辞、风格的零星片段的言论1、我国修辞研究最早的文献见于孔子的《论语》。
“辞达而已矣。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他的论述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作用。
2、¡°修¡±和¡°辞¡±的连用，最早见于《易》：“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体现中国的文化蕴含：1、2、3、3、西晋陆机的《文赋》对修辞方法、修辞技巧进行了论述。
4、南朝的的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对修辞有很深的论述，在我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很重要。
5、唐朝刘知几的《史通》中对修辞的论述也很多。
6、宋代陈骙的《文则》是第一部专门论述汉语修辞的著作。
二、近代修辞研究状况：“年轻”的学科：1、1920年，法国人巴意建立以表现手段为研究对象的风格学，大大拓展了修辞学的研究领域。
2、在我国，“五四”以后开始了对修辞学的研究。
修辞学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以模仿西方的修辞学为主，唐钺为代表《修辞格》1923年；一种以辑录古人的说法为主，《中国修辞学研究法》；1、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最为代表。
他特别提出：¡°惟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
¡±2、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
3、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
4、张志公先生的《修辞概要》。
5、刘焕辉、吴士文等先生的著作。
中国最重要的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它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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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修辞的文化观念与中国学术的人文范畴中国修辞传统源远流长，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都必须伴随着某一语言共同体对这一语言的运用和认识，也就必然会产生某种独特的修辞观念，形成某种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修辞也不例外。
在中国，“修辞”一词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说文》：“修，饰也。
从彡，攸声。
”段玉裁注“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
”“修”除了这种“修饰”之义，还有“调整、美化、选择”等义。
《说文》：“辞，讼也。
”因此，“辞”不是单个之词，而是指“合说成文”之辞，或单指“文辞”“语辞”，或统指“语言”。
“修辞”二字连用最早就见于此处，虽然自古以来，其意义已作过多种阐释，或“修辞文辞（语辞）”，或“美化语言”，或“调整语辞”等等，但都是作动宾结构分析，表达一种语言活动。
关于“修”与“辞”二字的各自含义和“修辞”一词的始出形式，前人之述甚多，不赘。
此处要着重论述的是，“修辞立其诚”这个命题是中国修辞传统的灵魂所在。
孔颖达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者，辞谓文教，诚谓诚祷也；外则修辞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因此，“修辞立其诚”这个命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修辞”二字连用形式的最早出处，而在于它把“修辞”与“立诚”连在一起，从而显示出“修辞”在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学术传统，显示出中国修辞最独特最基本的思想内核。
今人郑子瑜说：“这《易经》里‘修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修辞’不同。
”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修辞学都是舍弃“立诚”，单独对“修辞”一词进行溯源与阐释；而“修辞立其诚”的“修辞”则在与“立其诚”的联系中展示了它最深刻最根本的意义，显示出中国修辞与中国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血脉联系。
因此，要发掘中国修辞的文化传统，应该以“修辞立其诚”为基本出发点。
“修辞立其诚”这一基本命题所蕴含的修辞观念是一个基本的完整的文化取向，它从本体上、技术上、实践上对“中国修辞”作了根本限定，并从“知”（认识）、“美”（美学）、“行”（伦理）三方面派生出了中国修辞的基本范畴，这些修辞范畴亦和整个中国学术的基本传统与基本范畴有着内在的和高度的一致性。
现分述如下：一“修辞立其诚”的基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学术传统中人言相待的本体认识。
修辞是人对语言的一种运用，通过这种运用，人实现了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处理，所以，修辞，说到底，是人与语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处理问题。
在中国修辞传统中，“辞”是客体的、外在的，“诚”是主体的、内在的，两者通过“修”这种人的活动达到完美的统一。
“修辞立其诚”强调的正是修辞活动中主体与修辞的“人言合一”，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西方的语言观念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中国修辞的这种观念取决于中国人的观物态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修辞运用与修辞研究，都是人的一种社会实践与科学活动，其意义都在于处理人与宇宙的关系、探求世界统一性的问题，甚至语言运用和语言研究这种人与语言的关系本身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在这一点上，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观物态度，因而具有不同的语言观念。
西方传统中，人是站在自然、站在语言面前的，人与自然、人与语言是对立的，这样，人对自然、对语言有着一种天然的好奇心，总想去探索、去认知。
这种“主客二分，人言对立”的观物态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不是站在自然与语言面前，而是处于它们之中，“天”“人”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人”“言”之间存在先天的和谐。
在中国人看来，人的终极存在、语言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这种和谐；修辞活动，就是在运用语言中实现这种和谐；而修辞研究，就是在认识语言中从理性上寻找这种和谐。
那种将人与修辞割裂、把修辞摆到人面前、然后研究修辞“是什么”的外在式的观物态度与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并不占重要意义。
中国人是把人与修辞紧紧联系在一起，将内在之“诚”与外在之“辞”通过“修”这种人的活动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统一体。
“诚”是“天”之本质，“诚者，天之道也。
”（孟子）人要实现“天道”，就要“立诚”“思诚”。
“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儒者则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
”（张载）所以，“修辞立其诚”表明了中国修辞传统中的根本观念，外之修辞与内之立诚是一种天人合一式的言人统一。
脱离“立诚”来运用修辞、研究修辞都是皮相之论，必不得中国修辞与中国学术之要领。
中国人这种“人言合一”的观物态度决定了“修辞”或“辞”不是一种可以和人相分离、相对立的纯客体。
在中国文化里，辞与人相通，修辞即做人。
古代学者论述“辞”与“修辞”的性质、功能、方式时，常与人的“德、仁、义、礼、行、信、情、意、理、气”等内在属性相提并论，这是“修辞立其诚”的具体衍化。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将人之“辞”与人之“德”相连。
《礼记·表记》曰：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
是故君子耻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
“辞”与人之“德”相通相连。
西汉杨雄《法言》曰：或问圣人表里。
曰：“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
”明确指出“辞”是人的内在的“德行忠仪”各种品德的外部表现形式。
而这种表里内外的统一是圣人的标志。
杨雄还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无论是口之言，或是笔之书，都与人之心的表现（形），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中国现代语言学与中国现代修辞学都把形式与内容当作自身研究的基本矛盾。
尽管存在许多分歧，诸如是从形式入手，还是从意义入手，是单凭形式，还是兼顾意义等等，但大家的思路都是以这个基本矛盾为前提，因为人们都把“语言”或“修辞”当作一个纯认识客体摆到人的面前作冷漠的分析。
中国修辞传统更为强调的是人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
修辞是人表情达意的一种活动，是人为人行事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认识与把握世界的一种眼光，所以，在中国学术传统中，人与语言的关系始终是中国语言研究与修辞研究的关注焦点，至于语言形式与语义内容的关系分析并不像现代语言学所强调的那么重要。
例如：辞与情、辞与意、文与气、文与道、语与理、言与德……这些“辞”与“人”关系的各个侧面都是古代修辞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如果把人排除，将上述关系强套在“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这一矛盾的框子里，终不免削足适履。
例如，孔子提出过两条非常重要的修辞原则：一是“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一是“情欲信，辞欲巧。
”（《礼记·表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现代修辞学就此常为孔子对修辞持什么态度而争论不休，有人说孔子是主张“辞巧”，赞赏言辞文采的；有人说孔子是主张“辞达”，反对“巧言令色”的；还有人说孔子是矛盾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混乱的局面，就在于人们没有抓住中国修辞传统的文化内核，只是一味用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关系模式去套古人的言语与思想。
其实，孔子是在“人”与“辞”的基本关系中论述“辞达”和“辞巧”的，其修辞主张是明确的、统一的。
这种统一就统一在“人”上，统一在“诚”上。
修辞“修其内则为诚，修外则为巧言”，[1]如果立诚修辞，则“君子之于言无厌”（荀子《非相》）；如果不诚无信，只是“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2]“修于外而不诚于内，此乃巧言令色。
”[3]总之，“辞达”是心之诚的辞达，而不是文面上的畅达；“辞巧”是情之信的辞巧，而不是文采上的藻饰。
两者实际上都是“修辞立其诚”的不同说法，都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修辞“人言合一”的传统还表现在“辞”与“诚”的关系不是一种矛盾的紧张的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由衷而发、返身而诚的转化关系。
西方文化传统视语言、视自然为一座巨大的神秘的宝藏，以一种对立的抗争的眼光正视自然，表现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探险式的认识情绪，语言表达常表现出驰向无尽的风格。
中国文化则以一种亲切的态度纵身大化，亲近自然，与物推移。
这在修辞上，就有个由内到外、又由外返内的迥环往复的过程。
“文也者，非外身以为之也。
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宣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也，言即文也。
”[4]“是故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
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见矣。
”[5]辞之所修，乃是“情”之所动，“意”之所发，“诚”之所立。
但是，与西方传统的追求无穷不同，“辞”一经由内发出，并不是直接指世界、往而不返，而是要求返回内心，引纳无穷于自我。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6] 这个“反身而诚”非常重要，它一语道破了“修辞立其诚”所具有的迥环往复的语言精神。
庄子曾借古代的怀道者肩吾之口批评接舆的说话技巧：“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逍遥游》）中国修辞从根本上是排斥那种“往而不返”“大而无当”“河汉无极”、不近人情、不达人意、不立其诚的说话方式的。
“辞无因，因乎情，情无异，或乎遇。
”[7]“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
”[8]感物动情，情动生辞，辞发指物，物入吾心，这种由己到物、由物返己的过程正是“修辞立其诚”所蕴含的另一面，即“人言合一”的思想。
在这种观念中，中国人眼中的修辞是心与物、言与意、辞与情、文与道、语与气的溶合体，实际上是一种人言不二、天人合一。
《乐记》中有一段谈论音乐的话：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
其实，修辞亦作如是观。
无论是辞也好，或是文也好，还是言也好，都是发乎情、本于心。
“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情动而生辞，由辞而睹情，“修辞立其诚”而“不可以为伪”，中国修辞的艺术境界是如此丰富而高尚，它蕴藉的民族精神是多么生气勃勃，具有的学术传统是多么精神饱满，中国修辞是中国文化在语言运用这一人类的基本活动中的集中而典范的表现。
二“修辞立其诚”的基本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传统中道器合一的技艺观念。
修辞是一种语言运用，而且是一种讲究技术的语言运用，其修辞效果也常常给人以美的感受。
所以，修辞观念中必然包括反映修辞这一性质的范畴。
中国修辞传统中，自先秦诸子以来的历代学者一直高度重视与反复强调修辞的这种形式美与技术性。
孔子早就指出：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力主言辞要有文采。
荀子也讥讽那些不只知有实、不知有文的人为“鄙夫”：故君子之于言无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