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二史《文学传》之转捩及其意义

梁、陈二史《文学传》之转捩及其意义摘要：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梁书·文学传》纳入传主二十四位，《陈书·文学传》纳入传主十四位。

较之前史而言，梁陈二史对梁、陈文人的记载更广泛、更集中，例如《文学传》中史传人物数量明显增多，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史传人物文集的辑录情况等等。

史臣着重记述传主的文学活动，注重时人品誉，并最终确立了前序后论的史学体例。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梁陈二史不仅存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而且，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不言而喻。

关键词：《文学传》；选择；转变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的《后汉书》，南朝正史《南齐书》、《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史臣的评述意见如《文苑传》序论等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从而体现出某些鲜明的时代特征。

司马迁和班固列司马相如、扬雄为专传，其目的就是为了显示汉代大赋的创作成就。

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为特别优秀、影响甚巨的作家文人设专传、“以文传人”的一种体例形式。

后来，范晔的《后汉书》较好地吸纳了魏晋及刘宋史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创设《文苑传》，收录东汉文人二十二名，是以特定的体例方式记载东汉文人的文学及学术概况。

《后汉书·文苑传》中的人物选择主要倾向于那些名声不太大、但却卓有成就的文人，如王逸、赵壹、郦炎、祢衡等。

可见，该传是为这些有声名而无实职、有才华而无地位的文人设立的。

这一举措不仅直接影响了正史的体例建设，同时也是对传统史学“以文传人”或以官职、地位传人方式的补充，因而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继之后，沈约的《宋书》虽然未设《文苑传》，而是沿袭司马迁、班固“史中见文”的传统方式，但却列刘宋文学家谢灵运、颜延之、袁淑等为专传，并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总结与论述了他本人作为一代辞宗对文学发展的一些看法。

梁代史学家萧子显的《南齐书》则改《文苑传》为《文学传》，著以序论，集中地阐述史臣对文学发展的相关见解，增强了史传文学批评的力度。

在介绍史传人物文学创作的同时，史家尤其注意选录南齐文人的文论文章，如《陆厥传》中收录了沈约论述音韵声律之学的重要文章——《与陆厥书》，这是非常可贵的。

这种由记载文人创作到关注文学批评的变化不仅确定了正史《文苑传》的基本内容，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梁书》、《陈书》中《文学传》人物的选择。

《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梁书·文学传》纳入传主二十四位，《陈书·文学传》纳入传主十四位。

较之《南齐书》来讲，二者对梁、陈文人的记载更广泛、更集中，生活于这一时代的、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乃至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部分文人都被归入此类传记当中。

无论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还是史臣对文人创作的反映与评价，所存留的史料非常丰富，二史《文学传》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梁、陈二史按照传统史书体例，将一些官居实职的文人列为专传，《文学传》载录了文学表现梁代优异的大部分文人，对此，姚氏在《文学传序》有明确说明：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

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

约、淹、昉、僧孺、率别以功迹论。

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

若名位文学晃著者，别以功迹论。

今缀杜之伟等学既兼文，备于此篇云尔。

梁陈时代，文学极盛，例如梁武帝、陈后主这样爱好文义的君王无不频以宴会、盛以朝请，延揽文人，诗酒相酬。

因此，收稿日期：2012—07—10在《宋书》、《南齐书》记述文学人物的方法基础上，《梁书》、《陈书》的《文学传》的记述方式显得十分丰富和多样化，史臣尤其注意载录、吸纳重要的文学批评成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文学传》中史传人物数量明显增多。

《梁书》中达到二十四位，几乎囊括了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士，如到沆、丘迟、庾於陵、庾肩吾兄弟以及何逊、吴均、钟嵘和刘勰等。

到沆善属文，人才高妙;丘迟文华俊美，所著诗赋传于世；庾肩吾乃是“徐庾体”的代表;何逊工五言诗，多为名流所称；吴均为文清拔而有古气，号称“吴均体”等等。

这些人可以说都是梁代名显一时、在今天的文学史上也居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文人。

《梁书》不仅为钟嵘和刘勰设传，还重点选录了二人重要的文论专著《诗评》（即《诗品》）和《文心雕龙》的序文，以展其要旨。

这种材料选择相对于《南齐书》选载陆厥、沈约探讨声律之学的书信来说更具有理论深度，史臣对文学批评意向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陈书·文学传》记载了十四位作家，如褚玠、陆瑜、阴铿等人文才卓著，工于诗文。

相较而言，《梁书》记述的史传人物的文学活动要比《陈书》更详细、更具体、更频繁，这些人物的文学创作给予后世的印象也就更加深刻。

不可否认，文人在文学史上的定位过程与正史的记述内容、方式、史臣的褒贬态度等有一定的关系，后人对前代文学人物及其文学活动的了解很大程度上直接依赖于史传的记载。

因此，如《梁书》、《陈书》这样具有成熟化形式的《文学传》，其内容逐渐成为后人研究文学时最初的判断依据和理论支持，正是因为有这种类传的存在，指引与启示后人去认知史臣记载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某些文学观点和文学批评倾向，从而形成与确定了文学史上文学人物的经典化过程。

其二，《文学传》中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南齐书·文学传》人物选择的标准是“文史相间”，那么梁、陈二史《文学传》人物的入选范围很明显是“由史趋文”。

虽然姚氏父子阐释“文学”一词为“文兼学者”，但是，在梁、陈二史中类似于《南齐书·文学传》那样擅文史者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替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文学之才。

与《陈书》相比，《梁书·文学传》更纯粹、更彻底，切实地反映出梁代文才济济、文学兴盛的情况；而《陈书·文学传》中仍有一小部分史传人物内容倾于史学，如许亨。

不过，总的来说，二史《文学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已经突破以往范畴，既没有范晔《后汉书·文苑传》的简略，也缺少《南齐书·文学传》文史相杂的情况，而是十分详细而又准确地把梁陈时代的文人才士及其创作成就留传于青史。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文学繁荣的表现，同时也是文学繁荣的结果。

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有效地改变了史书的体例结构，这种变化十分明显。

其三，《文学传》详细记载了史传人物文集的辑录情况，注重引述重要的理论文章。

梁、陈二史重视史传人物文学创作成果的记载，主要以文集为记录方式。

这要比范晔《后汉书·文学传》以文体分类记述传主作品的方式有所增进，在记述的范围、数量、普及程度上也比《南齐书·文学传》更明晰、更集中、更普遍，主要倾向于诗赋等文体创作的记载。

如《梁书·文学传》云：到沆所著诗赋百余篇；丘迟所著诗赋行于世；庾肩吾文集行于世；东海王僧孺集其（何逊）文为八卷；钟嵘兄弟并有文集；刘勰文集行于世；何思澄文集十五卷；伏挺著迩说十卷，文集二十卷。

又《陈书·文学传》录曰：颜晃有集二十卷；江德藻所著文笔十五卷；褚玠所制章奏杂文二百余篇；陆琰所制文笔多不存本，后主求其遗文，撰成二卷；张正见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等等。

可以说，梁、陈二史《文学传》中的人物几乎人人有集，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这种情况表明，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史臣对文集的关注也达到一个史学体例所要求的高度。

另外，《文学传》在载录文士们的诗文作品的同时，还收录了一些重要文章，如刘峻《辨命论》与伏珽《报徐勉书》，二者俱为高才秀士时运不达、不愿随俗沉浮的寄怀之作，突出表现了英伟之才不汲汲于富贵、不遑遑于所欲的烈志贞心。

与以往史书载文内容不同的是二史《文学传》选录的一些文章具有浓厚的文学理论色彩，如萧纲《与湘东王书》、钟嵘《诗评序》、刘勰《文心雕龙序》，这些文章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这也是该类传所呈现出的一种鲜明的文学批评倾向。

尤其是萧纲的《与湘东王书》出现于《庾肩吾传》中，虽然其内容与传主庾肩吾并无关系，但萧纲点评谢灵运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指瞻裴子野具有良史之质，列谢朓、沈约、任昉等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其所蕴含的重要的理论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其四，史臣着重记述传主的文学活动。

如果从正史《文苑传》这一类传的纵向发展来看，《梁书》、《陈书》记载的文学活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可以说远超前史，真正体现了文章之盛、焕乎俱集的时代特征，如（梁代）到沆：“时高祖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为二百字，三刻使成。

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

”刘苞：“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

”袁峻：“高祖雅好辞赋，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其藻丽可观，或见赏擢。

”谢徵：“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同官友善，子野尝为寒夜直宿赋以赠徵，徵为感友赋以酬之。

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

徵二刻便就，其辞甚美，高祖再览焉。

又为临汝侯渊猷制放生文，亦见赏于世。

”又（陈代）徐伯阳：“太建初，中记定以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徹、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

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

”这些示例表明正史《文苑传》的记述范围正在扩大。

着重表现文学活动这一具有特定意义的场面描写不仅充实了史传的内容，而且也丰富了史传表现人物的方法。

在梁陈文人的集会中，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宴集，一是赏擢。

综观梁、陈二史的《文学传》，文学活动出现的场合主要集中在帝王宗室举办的宴会上，众多文人参与其中，诗酒相酬，显示出君臣相接的融洽场面。

史传当中数次出现“赏”字，不仅指帝王对文人的赏接、欣赏之意，更直接、更深刻的意义则是赏赐、赏擢。

文学创作似已成为通向仕途之路的凭借，在科举制还未产生的梁陈时代，对于文士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捷径。

因此，即使是史臣，此时也由衷地发出了“群士值文明之运，摛艳藻之辞，无郁抑之虞，不遭向时之患，美矣”①的感叹。

其五，史臣注重时人品誉，有时加以直观评述。

在梁、陈二史《文学传》的中，史臣注意引用当时人的一些客观、中肯的评语来体现传主的文学才华及文学创作风格，有的还同时引用数条材料进行集中表现，如《梁书·文学传·何逊传》言：自是一文一咏，（范）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

”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

”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之“何、刘”。

世祖著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