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文丛】明代辽东都司卫所

【明清史论文丛】明代辽东都司卫所
【明清史论文丛】明代辽东都司卫所

内容提要本文对人们习惯以军事组织对待的明朝辽东都司及卫所进行分析后认为,除军事性质外,都司卫所还具地方行政职能。在州县普遍改为卫所后,明朝并没有将辽东民户尽行编入军队,而是让民户继续其农、工、商、渔等各业。都司及卫所实行的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军政合一统治形式。对于民户,都司卫所所施行的农业经营管理主要有四项:劝督农桑、征赋派役、管理农贸,赈灾救荒。在军政合一体制下,辽东农业经济是在军政官员督耕、管理下,对保障边地社会安定,使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序化,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农业经济效益为军队驻防提供了粮饷,免于转输等中间损耗。作者还指出,集军、政、财权于一体,失控会产生军阀割据。在传统的边疆危机时期,只能慎重地、少量地使用于边地,不宜普遍地、长久地施行。

关键词:辽东都司卫所军政合一征税派赋农贸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地认为,明朝的都司(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皆为军事组织或军队编制,纯属军事活动的范畴。其实,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可知,其时的都司、卫所,特别是辽东等九边的都司、卫所,除了具备军事性质之外,还兼有一般地方衙门的行政职能,就像内地的府、州、县各级政府一样,具有劝农课田、减灾济荒等责任,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军政合一的封建主义统治形式,它的存在,曾对关外的农业经济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

洪武初年,明朝中央政府设置了定辽卫,旋即改为辽东都司,下设25个卫,卫下分别设千户所、百户所。辽东都司或辽东镇之区域为古代幽州、营州之范围1,方圆数千里,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北自开原城,南到旅顺口。在这一带,都指挥使司不仅是统军驻防,而且是以地为治,分疆辖土,全面管理辽东地区。这样把前代的各个行政区——州、县一概划归都司,改称卫所。明人述称:辽东为“形势之区也,历代以来皆郡县,我朝尽改置卫,而独于辽阳、开原设安乐、自在二州”2。开始时还保留原来的行政区划,各州各县的名称未改,机构未变。这分明是让都司来代管这些州县,而行使行政权力。到了洪武“十年,革所属州县,设卫25,永乐七年,……复设安乐、自在二州”3。即后来仅剩下两个纯行政区域——州,隶属于辽东都司4。虽然普遍改州县为卫所,但不是把辽东所有的民户都编入军队,尽废原来的农、工、商、渔、学各业,而恰恰是保存旧业,继续施行此地过去州县衙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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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琼:《王晋溪槟敷奏》,卷1,辽东类。

2.许论:《许恭襄边镇论》,卷1,辽东。

3.魏焕:《巡辽总论》,卷1,辽东。

4.(康熙)《开原县志》,卷上,建置沿革。

规章,只不过是军事与行政特别是民政同为一体了,即由军队代理过去府以至州县衙门之事务,或代行其行政职能而已。

首先,辽东镇的人民是多数为民,少数为兵。明嘉靖时,辽东全镇(包括定辽中卫、定辽左卫、定辽右卫、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宁远卫、广宁前屯卫、三万卫、辽海卫、铁岭卫、沈阳卫、海州卫、盖州卫、复州卫、金州卫、定辽前卫、定辽后卫、东宁卫、广宁卫、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屯卫、义州卫、广宁后屯卫、广宁右卫共25个卫及安乐、自在两个州),总共有27.5155万户人1,每户以4口人计算,当有100多万人口,而其中编为官军者仅为9万名2,占不到全辽人口的1/10。尽管有不少人家是被编为军户的,可实际上只有1-2人参军,其它家庭成员都是种地的农民或是操持各种技艺的手工业、商业劳动者。并且,朝廷不允许有全家充伍而完全脱离耕稼的现象存在。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时,“诏兴州,营州(属辽东镇)、开平等卫军,全家在伍者,分房回籍。天下各卫军营(依户)放一人为氓(民)”3。在此地的矿民、盐民、渔民等各类民户中,农民为数最多。嘉靖时,辽东镇有屯田316万亩4,按庞尚鹏:《庞中丞奏疏·辽东屯田》讲,成化后屯军尽改为操军,田土全归百姓耕种。如此则当需10万户人耕种,在屯田上的农民起码有40多万人口。屯田之外,又有民科田约300万亩,食其田利之农人也接近40万口。其中有一部分人,分别是从山东及蒙古族、女真族来的垦田者。由于辽东的农业人口多,农田面积广,所以在关东的地方经济中,农业占主导地位,农村问题成了其时影响颇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就使得辽东都司及其所属卫所不得不把军事以外的行政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及其有关的农贸活动方面。

根据有关辽东镇的文献史料记载可知,该地的都司、卫所,除了组织军事活动、整饬社会秩序、

处理民间词讼等职责之外,所进行的农村管理或农经督导事务主要有四项:劝督农桑、征赋派役、管理农贸、赈灾救荒。

一、劝督农桑。明初洪武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们负担),稳定政局,加强边防,极力倡导和推广军屯,特别强调在辽东等九边发展屯政。并决定由国家负责解决牛犋和籽种问题,以为鼓励和支持。农业的设备问题是其关键问题,其中耕牛供应一项则更为重要,它是封建社会包括明、清时期农村生产力的必要的基本成分或基础性内函。朱明政府施行的配备官牛的助屯措施,实在是切中要害(只可惜单靠官方的调拨还不能完全满足客观的需求)。洪武末年时,军屯规模有了较大扩展,成效显著。屯军由开始的1.8万人增加到4.54万余名,垦种屯田由起初的90万亩发展到了253万亩5。建文帝时,朝廷又采纳黄福于辽阳广泛屯耕之请求,在辽东扩大屯垦,并遣人征牛于朝鲜,实力支农。其时又依照朝廷的政策精神,“令各荒屯旷土,能自开垦者,悉蠲其赋”6。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辽东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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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靖)《辽东志》,卷3,兵食志,武备。

2.庞尚鹏:《庞中丞奏疏》,卷2,辽东屯田。

3.谈迁:《国榷》,卷11,洪武三十一年。

4.(嘉靖)《辽东志》,卷3,财富。

5.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6月版),页25。

6.叶向高:《苍霞正续集》,卷1,屯政。

成绩进一步提高,产粮颇多,跃居九边各镇第一位。丰年时,辽东镇的粮食自给(兵饷与民食)有余,往往以商品粮的形式输入山东。

辽东的农业发展是与当地军管部门的重农措施分不开的。明代的辽东,号称沃野千里,土民以力农为业,耕稼为塞上特大之利,是关外军民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巩固东部边疆基本的物质基础。所以上自都司下至卫所,无不讲求“劝农”。从《广宁左屯等各卫填报军器城池公廨印信庙宇囚犯等各种事项》的两份文册中,可以看到,各卫皆有专管粮禾桑麻事务的官员,统称为屯田吏,或分别叫屯田百户、屯田千户、营田指挥等。在该文册的填报呈文中,发现有以下一些类似的记载:“查得本卫关行管屯指挥韩辅,时常劝谕,但有荒田旷土,如令军余(操军以外的人)开垦,趁时布种,依限满日科征,并无抛荒,理合回报”1。又如“关行管屯指挥徐卿,遇有荒田,就便设法召人开垦,趁时布种,候列限满日,计亩征科,理合回报”2。并且,每年要由各卫的管印官、管屯官等人亲去各处勘踏农田,清丈地土,调查荒熟程度,组织人们佃种官田3。

自宣宗宣德时开始,因太监、豪绅等势要人物侵占屯田等,军屯逐渐废弛,故到成化以后,军屯之田率归农户,农业生产者全是农民了。其时边地因有警报影响生产,再加上官府征收税粮过重,每亩高达1.2斗,使得在武宗正德年间,当地农民因赋役负担过重而无力垦种原额田土,有不少人逃到关内,关东地方出现了旷土,农业经济滑坡了。此乃是明代辽东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少见的低潮。对此,辽东都司予以全力整顿。广招民人来辽定居、垦田,极力解决劳动力问题。因为人是农业活动的进行者或操作者,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农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能动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农业的兴衰成亡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军管部门奏准朝廷,尽量优待耕者,使其人口集结,安心生产。即“宽召种之令,人皆翕然,就耕之始,知有生民之乐”4。所谓“宽召种之令”,则是讲少扰农人,轻徭薄赋。如此方策,曾起到了疗贫扶弱的效果。嘉靖年间,辽东已见富庶之像。那时名宦庞尚鹏巡行其地,看到官勤政,民勤耕,获悉:该镇普遍向民户批垦,“查拨耕种”。总的印象是:“耒耜遍野,则蓄积富饶。军士折色而籴买供家,商人以盐粮报中规利,皆随在各足,不待远求”5 ,以至日用丰足,民生康乐。

为了保证辽东农业的持续发展,巩固东北边疆的繁荣富庶局面,都司、卫所互相配合,打击危害农业的地方豪霸和军中贪吏,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改善农村劳动环境。各级军管部门在督促生产的同时,依照既定章程、法规,严行禁止和严励惩办“惑乱屯民”和私自“索要屯民米□豆银”等行为6,不断消除种种扰民伤农等弊端。这对于稳定和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形势,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二、征赋派役。辽东有数百万亩土地,又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芦荡,每年额征税粮36.49

万石,额草377.04万多斤,鱼税银635两。各种课税的征榷全由卫所承当。其时各卫,有的是由千户官、百户官经征课税,也有的是特设税课司,专理赋税事宜,如辽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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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省档案馆等:《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6月版),页229、236、625~635。

2.3.《明代辽东档案汇编》,页229、236、625~635。

4.5.《庞中丞奏疏》,卷2,辽东屯田。

6.《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册,页665。

课司和广宁税课司就是专门经征和清查税务的1。在辽东的档案材料中发现有正德十一年、十六年和嘉靖三十四年、隆庆五年的有关卫所征税的3个文件,分别为《金州卫关于网户拖欠鱼课事呈文》、《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查勘复州卫委官征鱼课银弊端的宪牌》和《岫岩抚民通判清查定辽左中前后东宁五卫及安乐自在州各项钱粮收欠支用请册》2,皆为卫所清查呈报农业税目、税额的内容,卫所经理榷税,掌握当地财权已成明验。在《辽东都司各州卫官员考核评语名册》中,讲到卫所官员能否尽职尽责的问题,征收赋税也是作为一项考核内容,用以衡量其官员之优劣的。在上述文册里曾记有:广宁右卫官员“李勋,私自下乡,科索米、麦”;金州卫官员“姚勋,委收钱粮,查算欠明”;辽海卫官员“□□,征收官钱,需索利息”;复州卫官员“崔世武,委收粮食,多索斛斗尖”3。都指挥司衙门对这些军官的税收问题或不良行为,皆分别给予惩处,这是因为农业税收工作的确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到财政计划,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前途。

卫所官员既征税又派役,他们清查户口,审定贫富,依次将百姓编为9个等级——三等九则,酌量轻重派征徭役,分别力差、银差而征发。当时农民承担的差徭主要有3种,第一,军事类的,如养军马、修边墙、制造兵械和军装、修筑火烟墩台、修军仓等。第二,是服务于官衙的,如斗级、狱卒、典吏、书役、衙用工匠等力差;乡饮、酒礼、祭祀、庆贺、印刷历、济斋夫、帖文等银差。这两类差役皆是农村人力、物力和金钱的单纯的付出,它是久成惯例的农经范畴的被动性耗损。第三种是具有公益性差徭,如修筑道路、桥梁,治理河渠、支应养济院等。特别是有关交通和水利方面的活动,是农业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也是农民们最感兴趣的主动参与的。在《广宁左中等卫填报军器城池公廨印信庙宇囚犯等各种事项文册》中记到:“仰本府州县提调官常川体勘,境内应有圩岸坝堰坍缺,陂塘沟渠壅塞,务要趁时修筑坚完,以疏浚流,以备旱涝,毋致失时,有伤禾稼”4。在其它的卫所,也有与此相似的规定和要求,百姓予以积极响应。该文册又这样写到:广宁各卫,“仰本府州县提调官常加点视,……查得本卫该管桥梁、路道,但有损坏去处,委官督夫修理,并无阻碍径行”5。这类徭役不同于前两项,它虽然也是百姓的一项经济负担,但由于它是与农民与公众与地方的总体利益相关的,对社会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从而决定了它有较强的生命力。

三、管理农贸。在辽东各卫,就像关内各地的州县衙门一样,不时派出官员胥吏巡查市肆,管理民间商务特别是农贸市场活动。其做法大致是:疏通交换,校正和检查度量衡,估定物价,抽收商税等。广宁左、中卫等在呈报文件中写到,奉令:“所管城市乡村商贾人民,务要疏通,毋致阻滞。前件,依蒙,本卫遵行所属,严加省谕,所管商贾军民,并无违例阻滞。乞赐榜示,理合回报”6。又记到:“奉令:斛斗秤尺,“依原降式样,校勘相同,管民通行,仍将官降式样,常于街市悬挂,听令比较,毋容贪利之徒,增减作弊。……查得斛斗秤尺,现设广宁税课司(据嘉靖《辽东志》讲,这个税课司是广宁卫的下属单位),官吏遵依悬挂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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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靖《辽东志》,卷2,建置。

2.3.《明代辽东档案汇编》,页385、402、415、346、357。

4.5.同上书,页236。

6.《明代辽东档案汇编》,页234。

勘。时常比较外,理合回报。……依蒙将本卫所管地方诸物时估,按月较勘开报,并无高抬少估,亏官损民,理合回报”1。通过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东北的卫所对民间贸易的态度及其干预的程度。其时辽东民间贸易的范围很大,既有摆摊集市,又有较大的店铺,既有北方商人,又有来自南方的客商。粮棉丝布茶盐油等各货时积,甚为繁华。最大的是农贸市场,尤其是粮食贸易。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学者张养蒙说:“近日辽阳一带,已经官籴转运,而广宁以西之粟,尽由山海关前来永平转售,车骡驮载,每日不下四五百石”2。辽宁都司常常委官估价,或招商籴买军粮。更

多的是,农民运粮入市直销,以米、麦、豆为主,也有卖面者。据称,军管部门对与民生关系甚密的粮食交易活动十分重视,投入管理的人数及所费功夫最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辽东还有由蒙古人、满族人参与的贸易市场,称之为“马市”,尽管交换内容很复杂,不仅仅限于马匹交换,但则是以牲畜、皮张、农具及农产品棉、茶、丝等交易为主的贸易。马市的固定地点,先是在永乐三年和四年(1405~1406年),朝廷批准开辟了开原马市、女真马市和广宁马市3。其后又分别在天顺、成化、万历诸朝年间相继开了抚顺马市、达达马市、宽甸马市、云爰阳马市和清河马市。各卫奉都指挥司之命,直接派出官吏去马市维持秩序,按日登记买卖双方的人数、姓名及其纳税情况。按嘉靖三十九年(1550年)八月的马市资料讲,经常性的贸易内容大致是:种马、驮骡、驮驴、耕牛、肉猪、生羊、狐皮、鹿皮、獾皮、骆驼、驼绒、松子、蜂蜜、鲜肉、艹麻、毡、铧(犁头用)、镰刀、斧头、鸡、鹅、鸭、蛋、柴、人参、陈皮、桂皮、枸杞、棉花、棉布等4。交易内容很丰富,规模相当可观。万历元年(1572年)九月十八日,辽东镇的一个小马市,在一天之内就交易种马143匹,耕牛38头。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买卖生猪117头,买卖佟天汉牛、金五牛、铁六牛等农用牛43头5。马市上,既有中间商、小贩做生意,也有很多农户直接入市购牛、铧,售猪、羊及麻、棉、螃蟹者,或是牧民卖马牛羊者,各方之人各行之民聚集一起,号称人山人海。马市或农贸市场的一切交易活动大都在各卫、所等军管部门的控制范围之内进行。各卫所依例派专人常驻市上,依照章程划定各商各贩的交易位置、处理买卖纠纷,按比例抽收税银,并定期汇报。如定辽后卫的一个经历使,在万历六年(1578年)给上级一份报告中讲到:八月“初六日,夷人曹乃奇等七十八名,到市与买卖人(指汉族商人与小贩)化鲜羊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一号起,三十一号止,共抽税银八两二钱一分五厘。初九日,落雨,夷人失刺八等一百三十名,到市与买卖人袁国忠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人参、木耳等货,……共抽税银五两一钱四分”6。掌握买卖情况可谓详细备致。马市上的管理费标准一般是:嘉靖年间交易一头牛,抽税银3分~7分;肥猪一头,征税银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明代辽东档案汇编》,页234。

2.张养蒙:《张毅敏集》,卷1,议陆运疏。

3.林吉:《全辽备考》,卷下,马市。

4.辽宁省档案馆存档案《□□□指挥佥事完仁呈报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嘉靖二十九年八月。

5.辽宁省档案馆存明代档案《抽收马市牛猪等商税银两清册》,万历元年。

6.辽宁省档案馆存档《定辽后卫经略司呈报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万历六年八月。

分~5分;驮骡一匹,征税银8分;售一车泥鳅或虫旁蟹,征银2钱;一车花椒或红枣征税银3钱;1。到万历时,抽收税银比例略有提高。不过,与内地税率相比,还是较低的。明政府在辽东马市如此实行轻税制,含有鼓励边地农贸、促进交换之用意。

兴办农贸是发展农经的一项重要措施。按经济学的观点讲,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影响生产。正是这样,农贸活动虽然不能创造价值,但它可以通过调节供求关系,促进或刺激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生产,即人们可以借用市场补充和强化农业生产力(如耕牛、驮骡)、休整和改善农耕设备,发掘农、牧业生产的潜力等等。在边疆辽东,农贸活动显得更为重要,它除了刺激和影响农牧渔业生产之外,还可以促进汉族与蒙、满等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改善民族关系和边疆政治形势与环境,真正起到巩固边疆、发展边疆的作用。所以,明朝廷与辽东都司对马市极为重视,称马市为“抚夷”——缓和或解决民族问题的场所2,属于定边之所为。

四、赈济灾荒。在洪武、正统、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年间的辽东历次水旱蝗各种自然灾害中,都司、卫所都依朝廷的旨意,对灾民进行抚慰和救济。或缓征、宽征,或减免赋粮,或发运赈粮、赈衣,以免边民饿殍载道,流离失所,导致关东局势动荡。在历次灾荒中,要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内最大,田畴鲜收,赤地千里,朝野瞩目。辽东署都指挥佥事刘印,曾奉皇命负责调运赈粮,救济灾民。他发放库银,雇用民船63只,装载官米3765石,约70多万斤,派金州卫指挥张国体、复州卫指挥李良臣、盖州卫指挥卢沛、旗甲王仲贤等官吏押运到灾区各州卫,供给饥民食用3。并会同辽东巡抚、山东道监察御史等官员组织向民间发放衣物、药品,助民抵御凶荒。在此次灾歉以外的一些荒年中,都指挥使,同知等官员还曾奏准朝廷,打开常平仓、义仓,就地放粮赈灾,又多次号召商贩或鼓励大贾,从山东等地大批量地运粮出关,救济辽东灾区4从哲理上讲,救荒不仅仅

是一个普通的民政工作范畴,而且是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它是在农田歉收、农村经济遭受打击的情况下,及时有效地保护百姓、挽救劳动力,以企恢复农业生产活动,维持耕作局面,为农村再发展、再创造提供可能性的一种物质手段。辽东都司、卫所通过赈灾救荒,修补农业生产设备,医治灾伤,休整农村劳动大军,暂时地调整农业政策、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秩序,为日后重整旗鼓、再搞稳产、再创丰收制造条件、奠定基础。因此,赈灾救荒是一项很有意义的颇为重要的农业经济之措施。

救荒是以备荒为基础的,它是备荒活动的发展或最终目标。在平常年景,都司、卫所官员往往组织动员农民及士绅输粮入常平仓、义仓、社仓,长期储积,以防灾患。并鼓励和引导民间多栽种救荒作物,诸如蔓菁、番薯、土芋(土豆)、荞麦等。特别是番薯(也称红薯或白薯)与土芋,即为蔬菜,又有淀粉;既可佐食,也可为主食。并且稳产、高产,是一种救荒的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辽宁省档案馆存档案《□□□指挥佥事完仁呈报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嘉靖二十九年八月。

2.《□□□指挥佥事完仁呈报马市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

3.辽宁省档案馆存档《金州卫管屯指挥同知呈报为救济边镇灾荒用所雇船只及装用粮食数目清册》,嘉靖三十九年二月。

4.参考《魏敬吾文集》,卷1,休养辽东。

食物1。而荞麦较少季节性,春夏秋三季都可以播种,在早稻苗死时,可种荞麦予以补救。同时,各卫所官员还动员人们除蝻灭蝗,预防减产歉收。凡此种种,皆对明代辽东农业经济不断克服重重困难、稳步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就总体而言,辽东军政合一体制下的农业经济曾表现出区别于内地的特点。由卫、所军政官员直接督饬耕作活动,管理农副产品贸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对于时有警报和衅事的边疆农村及边地集市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维持了大规模、大范围的交换秩序,保证各民族之间经济交流、文化交流的正常进行,给关东农村和城镇造成了一个安定的环境,为辽东的农业经济包括农贸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稳步发展的机会。但是,就封建主义的统治策略而言,军队理民政、督农征赋是于集权体制不适应的,即军权、政权、财权汇于一体是会产生军阀割据之危险的2。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只能慎重地少量地使用于边地,使用于出现边疆危机的时候,不宜普遍地长久地施行。所以,到了边疆危机(传统的)有所削减的清朝,边地的军政合一制度便被立即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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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光启:《甘薯疏》;王象晋:《群芳谱》,蔬谱。

2.拙作《顺治初年鲁王“监国”政权在浙江失败的内因》,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哲学社科版)。

【明清史论文丛】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辽宁地方史

浅谈三国时期公孙氏政权对辽宁地区的历史功绩 摘要:在各股势力逐鹿中原的动乱时期,公孙氏政权利用辽东地区有利的地理位置盘踞在此。在其统治期间,采取打击豪强,设置州郡,开拓领地,招抚流民,招徕贤士等一系列政策,不仅有利的保卫了辽东地区的社会稳定,还有利的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且在海上交通和民族关系方面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可见,公孙氏政权在东北地区发展,尤其是辽宁地区发展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有着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关键字:公孙氏政权,设置州郡,民族政策,招贤纳士,海上交通 东汉末年,中原动荡,战乱频发,统一的封建王朝被各地兴起的封建割据势力所替代,公孙氏政权也是当时兴起的封建割据势力之一。从公元一八九年至二三八年,即公孙度割据辽东,历经三世四主,共统治辽东50余年。尤其是在公孙度、公孙康父子统治时期,利用辽东有利的地理环境偏居一隅,佣兵独立,不参与中原混战,保境安民,安抚四周少数民族,并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辽东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对辽宁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打击豪强,稳定政权 东汉以来,地方豪强的势力日益膨胀。势力强大的世家大族勾结官府,横行乡里,兼并土地,持强凌弱,此状况已成为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大时弊。辽东地区豪强也是如此,官府不敢追究。中平六年,公孙度出任辽东太守。由于他出身玄莬小吏,不被辽东地区豪强所重视,公孙度为加强在该地区的统治,对豪强大族严加惩治。首先,“先时,属国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为伍长。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诸,所夷灭百余家,郡中震栗。”[1]自世家豪强被灭门百余家后,剩余郡中的豪强大族都人人自危,均因惧怕公孙度的强硬手段而纷纷屈服。另外,有豪强因不满公孙度的统治,或恐惧遭到公孙度的迫害,而逃往他处,但一经发现,立即遭到公孙度的派兵追捕和严厉的惩治,“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2] 在世家豪强势力已经成为阻碍政权发展这一历史时弊中,公孙度采取这一系列政策,不但有力的打击了与公孙氏政权相抗衡的敌对势力,巩固了公孙氏政权在辽东的统治,还有效的遏制豪世家强的势力,间接整治官吏,为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社会基础。

明代都司卫所与地方史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明代相当一部分卫所具有“实土”性质,这是学界把卫所的研究与地方史地结合起来考察的前提,通过对地方卫所沿革、组织形式、职能和它对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来认识地方社会,在明代卫所的研究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沿边、沿海都司卫所相比内地而言具有更加鲜明的地理特征,它们的沿革演变直接反映出明代的边防建设、民族政策,甚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升降。在内地,都司卫所虽然与州县相错,然而它们分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管理系统,各个卫所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对于研究明代制度、社会经济乃至清前期地方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州县赋役制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卫所的因素在明清地方史的研究中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关键词:都司卫所地方史研究综述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明代卫所治土辖民的特征,并依据其田土分布特点将之区分为“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1]。在此基础上,顾诚先生提出明代疆土是由两大行政和军事系统管理的观点[2]。而周振鹤先生、郭红等人则先后提出、发展和完善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3]。以上看法的提出无不基于明代都司卫所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不仅承担着边防职能,而且在这种组织方式下管理地方,具有某些行政区划的特征。也正是因为明代都司卫所的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它在明代乃至清代地方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试图从地方史的角度对相关卫所及其变迁的研究作一次初步的爬梳。兹以辽东、西北、西南、沿海、内地为序分别叙述之。 一、东北卫所与地方史研究 辽东地区最先受到学界的关注。对于都司卫所沿革的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形成一个热潮,体现在学界对辽东问题的关注上,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学术态势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形势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明清嬗替,满洲兴起的历史在此前的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融入当时的民族主义背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激起了学界对东北史地研究的热情。还有,以孟森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东北史地和满洲开国史的研究也为这一时期继续研究东北史地积淀了深厚的学术资源。这样,人们对明代卫所研究的视域最早聚焦在东北地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早期研究辽东地区卫所的主要都集中在卫所以及都司的沿革考释上。张维华的《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制年代考略》(《禹贡》1934年4月,1卷4期)和《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禹贡》1934年6月,1卷7期)、李晋华《明代辽东卫所归附及卫所都司建制沿革》(《禹贡》1934年9月,2卷2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努尔干都司考》(《燕京学报》1947年12月第3期)是较早的专篇论文。 建国以来研究辽东地区的都司卫所的研究不但深化,一方面继续考据卫所的基本沿革情况,另一方面更加侧重于卫所制度的综合研究。同时,注意民族关系,注意把明、女真、朝鲜三边的关系联合起来考察,把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继续从沿革地理的角度研究辽东地区的卫所,如杨旸《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 1期),杨旸、吕昆《明政府对乌苏里江流域及东海滨地区的卫所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陈福林、杨旸《明朝对葛林卫的管辖》(《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徐建竹《明代建州卫新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论建州左卫的建立与变迁》(《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83年1期),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等。徐桂荣、刘正堃《明代辽东都司诸卫辖所考》(《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考证出辽东军卫未必辖制5个所,推翻了明代一卫辖五所的一般说法。张世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2期)对辽东二十五卫的建置作了详细地考证。研究辽东地区军屯、军户等与卫所制度相关的论著逐渐

清代的辽东地区曾遍布皇庄

清代的辽东地区曾遍布皇庄 □本报记者/王敏娜 为派出150人挖人参,盛京内务佐领给总管内务府上呈文 核心提示 在清代,皇庄是皇室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神秘。盛京皇庄又因建立早、规模大、经营管理完善、存在时间长,成为众多皇庄中的重要代表。 清朝灭亡后,皇庄渐渐消失,盛京皇庄也逐渐被人们遗忘。近年来,我省相关专家在对满文档案的翻译整理时,发现了不少关于盛京皇庄的记载,结合清代的官书和史籍,专家们逐渐摸清了皇庄的来龙去脉。 为皇帝东巡提供后勤保障 皇庄是指专门服务于皇室的庄园,是皇帝的私产。清朝时期,盛京、京畿等地都设有皇庄。皇庄的数量始终处于变化中,各个时期皇庄的规模大小也不相同。 5月25日,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关嘉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皇庄没有具体的名字,后人根据其性质不同泛称其为皇庄。 因其所处区域不同,这些皇庄有一个笼统的称呼,比如盛京周边的皇庄,统称为盛京皇庄。关嘉禄告诉记者,盛京周边的皇庄有很多,按照出产的物品分为不同的类别,具体有粮庄、棉庄、盐庄、果园、牧群、打牲、山场、瓜菜园、豆草秸庄等。仅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就有92个盛京粮庄。现在,这些庄园的具体位置已无从查证。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盛京皇庄几乎遍布整个辽宁省。西起葫芦岛绥中,东至丹东凤城,各地都设有盛京皇庄。 “因为是皇帝私产,土地、丁口、产品等都归皇帝占有和支配。”关嘉禄说,不管哪一种庄园,每年都要向皇家缴纳一定额数的赋税,主要是实物和银两。

相比之下,盛京皇庄承担的任务比一般的皇庄更重一些。每年除了缴纳赋税外,还要承担皇帝东巡时的费用。清朝曾有四位皇帝东巡,他们沿途的吃食由盛京皇庄供应,尤其是康熙的前两次东巡,食物主要依靠沿途的盛京皇庄供应。 例如,在康熙第二次东巡时,所需费用一律由盛京所属23个大粮庄及59个棉、靛、盐庄供应。 “皇庄作为皇室开支的主要来源,其收入一般不与国家财政发生关系,但皇帝有时也将之用于国事,如救灾、军费等。”关嘉禄说,“康熙镇压三藩叛乱时,就曾从盛京皇庄抽调了庄丁和粮食,以扩充兵力和补充军用物资。” 盛京皇家围场狩猎图 所有事务都需向北京总管内务府汇报 皇庄虽是皇帝的私产,但由于皇帝政务繁忙,无暇管理具体事宜,因此自上而下设立了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皇庄的事务都是由在北京的总管内务府来打理。不过,盛京皇庄因设立时间较早,却有些不同。 清史学家、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说,清初时,盛京没有设立内务府,当时盛京皇庄分隶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盛京三旗佐领管理,也称为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盛京内务府才设立,用以统理盛京地区皇室及宫廷事务,包括皇庄事务。 然而,无论是之前的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还是后来的盛京内务府,其职能虽说与北京总管内务府相近,但地位要比北京总管内务府低。盛京内务府对于皇庄内的许多事务都无权处理,事无巨细,都要呈报给北京总管内务府,其中一些事情甚至还得由皇帝钦定裁决。 在辽宁省档案馆,记者翻阅《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时发现,盛京内务府不仅要把所产物品的核销之类的重大事情向总管内务府请示,就连派去京城送布匹人员的吃饭住宿等琐事也要呈文请示。 康熙十六年(1677年),总管内务府机构调整之后,所有皇庄的管理逐渐完善,不同种类的皇庄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比如:粮庄归会计司主管,果园归掌仪司主管,打牲归都虞司主管,棉庄、盐庄、靛庄等归广储司主管。 常年及时缴纳额赋的庄头可封官

【明清史论文丛】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东三省区域划分

黑龙江省的地形,大致是西北部,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部、西南部低。西北部为北东——南西走向的大兴安岭山地;北部为北西——南东走向的小兴安岭山地;东部为北东——南西走向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兴安山地与东部山地的山前为台地。东北部为三江平原(包括兴凯湖平原),西部是松嫩平原。 北部山区: 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 中部山地: 依春市 东北平原地区: 鹤岗市,佳木斯市 东南丘陵山区: 双鸭山市,七台河市,鸡西市,牡丹江市 西南平原地区: 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绥化地区 吉林省的自然地理环境呈东南部高,西北部低,中西部是广阔的平原。管辖二个副省级城市,一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另一个是省会长春和吉林、四平、通化、白山、辽源、白城、松原7个地级市。 东南山地区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通化市 中部平原丘陵地区:长春市、吉林市(丘陵居多)、四平市、辽源市(平原居多) 西(西北)部平原地区:白城市、松原市 辽宁省从地区的格局上可分为辽东(丹东、本溪)辽中(沈阳及其周边)辽南(大连地区及周边)辽北(铁岭地区)辽西(朝阳、阜新、葫芦岛、锦州)。辽东地区以山地为主,雨量充足;辽南相对积温比较高;辽北及沈阳周边以平原为主;辽西气候比较干燥,以丘陵为主。 按地形地貌区域划分为: 辽东山地地区:本溪市、辽阳市、抚顺市、丹东市 辽南平原:大连市、鞍山市(平原居多有丘陵)、营口市、盘锦市(辽河以东部分)辽西丘陵地区:锦州市、朝阳市、阜新市、葫芦岛市、盘锦市(辽河以西部分) 辽北平原地区:沈阳市、铁岭市 按地图方位划分 辽东:丹东、本溪、抚顺、辽阳 辽南:大连、鞍山、营口、盘锦 辽西:锦州、朝阳、葫芦岛 辽北:沈阳、铁岭、阜新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老家绥中(153)大明辽东悲歌31 前屯卫中后所惨遭屠城

老家绥中(153)大明辽东悲歌31 前屯卫、中后所惨遭屠城 大凌河之战后,明军更加困难,洪承畴、祖大寿降清,松、锦、塔、杏四城皆失,山海关外,大明在辽东仅剩宁远、前屯、中后所、中前所四城。吴三桂独守宁远孤城。松山之战,不战而逃,但是,面对辽东危险的形势,让崇祯不得不让步:“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明史·曹变蛟传》。不久,吴三桂不仅没有被杀还被升为提督,负责辽东军务。吴三桂重返宁远,收拾殘卒,招募兵勇,没多久又组织起了万余兵士,加上其他各地军队辽东又有了两万五千多明军,崇祯又发给他努金二十万、户部拨银三十万,调天津漕粮给宁远,一时间宁远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夺得锦州、松山后的皇太极又开始惦记上宁远,于是就给吴三桂写了一封劝降信,没有得到回应,又让投降大清的吴三桂亲朋好友也写信劝降,一时间他的舅舅祖大寿、哥哥吴三凤、姨夫裴国珍及其他好友等等接二连三写信给吴三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吴三桂投降大清,可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如何争取吴三桂?祖大寿献了一个“绝后计”:“先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心动,吴三桂亦自然而扰乱,迫使其他城池不战而降。”《清太宗实录》吴三桂是个孝子,当年其父被围阵中,吴三桂亲自杀入敌人阵中救出父亲吴襄,最后脸上落下

了疤,她也因此“孝闻九边”,这一招够毒辣的!可惜,此时皇太极因宸妃之死,身体立刻变得虚弱,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年52岁。这条绝后计就只好由摄政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来组织实施。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统帅大军,自沈阳出发,携带红衣大炮和各种火器直奔宁远而来。在宁远留下部分兵马,安下大营,虚张声势。大队的精锐部队直奔中后所而来!《清史稿》济尔哈朗传中关于攻取中后所得这场战斗记录很简略:“八年,世祖即位,命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九月,攻宁远,拔中后所,并取中前所。”实际上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癸亥往征宁远,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自军中奏报九月二十三日、大军抵中后所二十四日薄暮移军城北,填平壕堑。以云梯、挨牌、及红衣炮急攻之。至二十五日城颓。敌不能支。遂奔溃。我军随拔其城。擒斩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等二十余员,及马步兵四千五百人,俘四千余人。获驼、马、牛、羊、金银等物无算。又分兵往略前屯卫、中前所等处。俘四百余人。兼获驼马、牛羊、枪炮等物。”清军自绥中城北填平护城河,驾云梯,用大炮轰塌城墙,斩杀守城将领,抢夺牛马钱财。杀掉明军四千五百多人,俘虏了四千人。“ ○庚午。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自军中奏报。九月二十八日、大兵自宁远卫进发。次日、抵

【明清史论文丛】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xiāo@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

明朝九大边镇

明朝九大边镇 明初, 元顺帝北逃后屯于“ 盖里,’开平, 北平城即过去的元大都成为元军必欲夺回的主要目标。当时, 明王朝虽然十分天下已得其七, 毕竟还没有混于一宇, 平元都是北控中原的重要步骤。元都始克时, “ 秦、晋未定, 滇、夏未平。” 虽然洪武元年十二月由于徐达抄袭太原, 迫使元将王保保逃窜甘肃, 粉碎了元主收复北平的最初计划, 但是元人并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 元主也一直以不能“ 收复失地” 为恨, 作歌日“ 失我大都兮, 冬无宁处, 失我上都兮, 夏无以谊署, 惟予狂惑兮, 招此大侮??”。当时, “ 忽答一军驻云州, 王保保一军驻沈尔塔, 纳哈出一军驻金山, 失喇罕一军驻西凉, 引弓之士, 不下百万众也, 归附之部落, 不下数千里也, 资装恺甲尚赖而用也。” 转引自王剑英《萧询故宫遗录考辨》, 载北京史研究第一集, 燕山出版社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 仅明太祖洪武二年二月和六月, 元垂相也速就曾两次进犯通州。为了坚决反击, 明军集中优势兵力一直打到上都, 将元顺帝逐至漠北, 但在是年七月, 元将孔兴、脱列伯又以重兵攻大同, 欲图恢复。虽然再次被明军挫败, 但北部边患都一直使明统治者优心忡忡, 不得安宁。以致后来不断有残元势力对明朝多次进犯, 使朱元璋除了赶杀之外, 不得不采取“ 但保障清野, 使来无所得” 皇明世法录》卷十四的办法, 来对付这些进犯。其中包括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十八百户散处各卫府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 为彻底消除北患, 廓清残元军事实力, 明统治者不断向漠北地区用兵, 开始采取“ 以攻为守” 的军事战略。但至洪武五年初, 明军大将徐达、李文忠进击漠北的军事行动失利明史· 徐达传》、《明史· 李文忠传, 直接导致明政府确立了攻守并重的方略。翌年, “ 从淮安侯华去龙言, 自永平、蓟州、密云迄西二千余里, 关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 《明史· 兵志洪武九年, 分兵戍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口等处峰垠达一百九十六处。十四年, “ 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 永平府志· 关隘这些初步的军事设施, 均是为了对付残元军队南犯的被动措施, 从军事上来看, 还完全谈不上完善。军事特点; 靖难之役(1399)之后, “ 凡天下要害之处, 专设官统兵镇守” 。大明会典· 兵志当时,“ 总镇一方者, 日镇守独守一路者, 日分守独守一城一堡者, 日守备。” 此时长城沿线“ 皆,峻垣深壕, 烽猴相接。隘口通车骑者, 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 《明史· 兵志即所谓“ 一一为乘障, 一一列戌守” 。《四镇三关志并造成“ 边军皆屯田, 且战且守” 轰辅人物考· 宋呐传的局面。永乐十三年, 因明成祖朱棣已定下迁都北京的决策, 而此地三面临塞, 故边防犹重。当时明朝的北部边防, 东起鸭绿江, 西抵嘉峪关, 绵亘万里, 为防备盘踞漠北地区的蒙古诸部南下侵扰, 威胁京师北京的安全, 明政府开始正式决定采取分地防御的办法。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 陕西镇巡统驭固原, 亦称二镇。以上各军镇因其均设在长城沿边地区, 故被称为“ 九边” 见《明史》卷九十一明会要》卷六十三及明人魏焕撰《九边考》。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明代北部边防最重要的九处军事重镇。各镇设置非常险要, 构筑十分坚固, 特别是长城饯上的

辽东山区主要森林类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2003年第6期 辽宁林业科技 Journal of Liaoning Forestry Science&Technology 2003 l6辽东山区主要森林类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X 刘畅1,李长军2,高明楣3 (1.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辽宁沈阳110032;2.新宾县刚山林场,辽宁新宾113200;3.辽宁省林业 信息中心,辽宁沈阳110036)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合,森林内生物多样性越大,物种越丰富,分布越均匀时,才可以说此生物群落具有稳定的组成结构,生物多样性对确定合理的林型结构是十分必要的。在5种森林类型中杂木林的生物多样性最好,杂木林中灌木层生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最大,柞树林、红松林、落叶松林和油松林差异不大;草本层生物多样性指数以杂木林最大,红松林下草本植物分布均匀。阔叶林在郁闭度0.6~0.7,针叶林在0.7~0.8时各物种分布均匀,物种丰富度较大,乔、灌、草各层生长状况良好。 关键词:辽东山区;森林类型;生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S718.5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714(2003)06-0007-04 Bio-diversity of major forest types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eastern Liaoning LI U Chang1,LI Chang-jun2,GAO Ming-mei3 (Liaoni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Fores try Sciences,Shenyang110032,China;2.Xinbin County Gangshan Forestry Farm,Xinbin 113200,China;3.Liaoning Provincial Forestry Information Cen ter,Shenyang110036,China) Abstract:Bio-diversi ty is an ecological compounding en tity formed by livi ng things and its surroundings,and the sum total of all kinds of ecological processes concerned.T he bio-communities are of stable compositional structure when bio-diversity i n forest is great and species distribute abundantly and evenly.Bio-diversity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the rational s tructure of forest types. Among5forest types,bio-diversity was well in mixed broadleaved forest,bio-diversity index(BDI)and evenness index(EI)in shrub layers were great,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remarkably among BDI of stands of oaks,Pinus kor a iensis,larch and Pinus tabae formis;BDI in herbal layers was great for mixed broadleaved forests,herbal plants di stributed evenly in Pinus kor a iensis stands.Species distributed evenly and Richness of species was great when the density closure of broadleaved s tands was0.6~0.7 and densi ty closure of needle-leaved stands was0.7~0.8,plants of arborous,shrub,and herbal layers grew well. Key words:moun tainous areas in eastern Liaoning,forest types,Bio-di versity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合,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是群落生物组成结构的重要指标,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均匀度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参数,只有森林内生物多样性越大,物种越丰富,分布越均匀时,才可以说此生物群落具有稳定的组成结构。辽宁省东部地区主要由龙岗山脉和千山山脉所构成,其天然林和人工林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抗御和防止自然灾害、维持生态平衡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辽宁省浑河、太子河、柴河、清河、苏子河等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和集水区。因此研究辽东山区不同森林类型的生物多样性对确定合理的林型结构、发挥森林生态功能都是十分必要的。这里主要讨论5种森林类型及林下灌木层、 X收稿日期:2003-06-05;修回日期:2003-07-10

明代辽东八站与辽东边墙的性质研究

明代辽东八站与辽东边墙的性质研究 南义铉 摘要: 明初占领辽东之后,以辽东都司中心逐渐扩大势力范围。明朝在辽东都司之下设卫所,建立起卫所体制,并确保人口努力巩固内部稳定。到永乐年间,明皇亲征蒙古,招抚女真,设奴儿干都司等频频尝试对外扩张。但是未能将蒙古和女真地区收归为明朝的疆域。蒙古和女真反而势力扩大,威胁着明朝的边境。 明朝在女真地区设置的女真卫所随着奴儿干都司衰退,也不可能附属于明。辽东都司只占领着25卫地区,明朝通过修建辽东边墙国境线,以防御辽东,抵制蒙古与女真入侵。 相当于朝鲜与明的国境地带的辽东八站并未建辽东边墙,成为两国之间的国境中立地带,由于处于两国控制的空白地区,出现了各种越境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后期,当时因为辽东都司内部屯田的减少、马政瓦解,士兵叛乱及逃跑等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辽东落入满洲族的手中。由此可见,明朝面临着内部矛盾与外部势力扩大的威胁,辽东都司的统治力量相当有限,明代的边境政策是以辽东都司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从上述史实可见,认为明代满洲地区是明朝疆域的中方观点存在着很多问题。 关键词: 辽东、辽东都司、辽东八站、辽东边墙、女真、奴儿干都司 Ⅰ. 序论 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对辽东(满洲)的历史相当关注。以有史以来辽东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关联的假说为基础,将史前到近代的辽东历史编写入中国史。中国立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论”,将古代的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匈奴、辽、金、元、清等在北方兴起的政权或成立国家的北方王朝归属为中原的地方政权或中国的兄弟民族。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认识将古代北方的历史歪曲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甚至周边部的弱小势力,问题相当严重。 中国将北方的历史纳入中国史的过程中,明代辽东(满洲)地区的历史也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明代,辽东在东亚历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辽东交通四通八达,是通向朝鲜、女真、蒙古等地区的枢纽,因此成为相互争夺的兵家重地。明王朝也趁元末的混乱时期进攻辽东,并占领了辽东的部分地区。还在辽东地区设立了地区防御的中枢机构——辽东都司及下属的25个卫。以此来守卫京师,防御东部边境,在保卫王朝安宁的同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前哨基地。 但是中国方面对明代辽东地区的研究成果其视角存在问题。即,夸大了明朝对辽东的统治,不仅包括蒙古的一部分,而且将女真族统治的吉林、黑龙江流域等广袤的满洲地区也归属于明,主张这些地区都是明朝的疆域。这与客观不符。实际上,处于明朝的影响力之下的地区仅限于辽东都司管辖的地区,即相当于现在辽宁省的范围。(蔡运辰, 1957, p.138)明代辽东的概念,通常指的是辽东都司形式上管辖的25卫地区,这也证明了辽东都司管辖之外的地区不是明朝行政力所涉及的统治地区。 立足于上述基本观点,本研究将分几部分对中方夸大明代对辽东统治进行分析,逐条反驳。借此来重新考察明代辽东的历史性质。本文首先将对在明代进驻辽东上发挥中心作用的辽东都司的性质和管辖地区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辽东都司的职能及其管辖范围,对实际统治的地区进

明朝的疆域极盛时

明代辽东 明朝的疆域极盛时,北控蒙古、西有西域、东北征服女真、西南管辖西藏、南方建立了交郡,其间又有郑和远航扬威于海外,号称「四海咸宾」,实远逾于唐,而不逊于清。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进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和发展。 -------------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毛佩琦教授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首在文化成就的灿烂,为世界贡献良多;文明的悠久绵长,为现世唯一没有断绝的文明实体;历史记忆完整、史学传统丰厚,不断团结感化倾慕中国文明的有志之士,来维护中国、重建中国。而不在征服侵略、夸耀疆土广大。疆土广大仅仅是后来的既成事实而已。 国家的力量和疆土不单讲求面积,明朝时候国家税收主要来自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湖州、嘉兴七个府,这七个府面积约不到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耕地约占全国的17%,人口约占全国的15%,但是税收长年占全国的36%-50%。现在蒙古土地面积大,可它绝对是个小国。 而明的文化疆土更是广大,影响遍及亚洲,这些"软实力",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沦为野蛮人的奴隶,华夏文明被压制的奄奄一息,充满病态,这些"软实力"已经丧失殆尽。 以来在某些偏听偏信的人心里,朱元璋搞定纳哈楚平定辽东的历史,是吹牛吹出来的。 明成祖完全毁灭黄金家族的声威和蒙古首都和林,收复广大北方领土是吹牛吹出来的。 明代在辽东废州县,立军卫制,修边墙,实行军垦,使辽东地区城镇林立,农业发达,工商业进一步发展。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伊始,便对辽东用兵。1370年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明王朝,朱元璋下令设置辽东卫指挥司,任刘益为指挥同知。败走辽阳的元将洪保保不满,密谋刺死刘益,投奔元将纳哈出。同年明廷又建立辽东指挥使司,任马云、叶旺为定辽都卫指挥使,在老鸦山寨(辽阳东)击溃元将高家奴,先后占领辽阳、沈阳等地。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设立辽东都司,治辽阳,辖有二十五卫二州。辽阳是明朝统治辽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辽东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辽阳中心设有六个卫一个州。 定辽前卫,洪武八年(1375年)置,治所今辽阳城东北。

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习入门的参考书目

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习入门的参考书目 今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找着的,希望对于有益于想查找资料的吧友。我准备有时间看看这里的推荐书目。(也不知道国内北大是不是清史领域的NO.ONE,书目的入门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明清史研习入门 课程号:02132400 课程名称:明清史研习入门 周学时:2 学分:2 先修课程:中国通史(古代史) 基本目的 本课讲授明清史的基本线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七个专题,使高年级学生学生阅读部分基础文献,进行科研基本训练,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由基础课学习向断代史研习转变,提高分析能力,为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二、内容提要及学时分配(共32学时) 第1-2周: 一、研习明清史初步 1、认真阅读明清史名著,掌握明清史的基本框架――精读孟森《明清史讲义》等。 2、阅读明清史的主干文献,熟悉基本史料――《明史》、《明史记事本末》,《清史稿》、《圣武记》等。 3、学习作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关注中外学术前沿动态。 4、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3-4周: 二、明清史的基本线索 1、政治与政治制度 2、赋役制度与商品货币经济 3、社会动荡与转型 4、“心学”、理学与汉学、宋学 5、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 6、“封贡”外交体制与中西文化交融 实践活动:任选《明史》或《清史稿》中的一篇“本纪”,与相应一朝的《明实录》或《清实录》对照,编写一份某帝王简表。

第5-6周: 三、如何利用明清史研究的工具书 1、纸本工具书的种类。 2、纸本工具书的利用。 3、网络信息的查找。 实践活动:选择一部自己家乡所在县(或府)明清时期的一部方志,概述该方志的主要内容和纂修特点。 第7-9周(8周运动会): 四、明清制度史研习 什么是制度?内容包括政治制度(中央至地方机构、军事、法律)、经济制度(包括赋役、水利、钱法、商税、海关等),以及民族、宗教、边疆、宫廷、外交等。 制度研究的基本文献,以具体制度说研究方法。 实践活动:任选《大明会典》(万历)或《大清会典》(乾隆)中之一种,与《明史·职官志》或《清史稿·职官志》的一部分对比,条陈其异同。 第11-12周(10周为黄金周): 五、明清政治事件研习 研习政治事件的主要资料(明清《实录》、《起居注》、《方略》等官书,《上谕》、《朱批奏折》、题本等档案,文集、笔记等) 政治事件的分类(宫廷、军事、民族、民变、外交),以事例谈研究方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始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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