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文丛】论明代的阁权
试论述明清内阁制度的演变
内容摘要：明清两代均以内阁为协助皇帝，发布政令之机关，加强了君主专制。
中国自汉以来，均有宰相辅政，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宰相是可以监察皇帝; 虽然皇帝为国家之最高领袖，皇帝之命令为圣旨，但由于相权有适当的制衡，故汉唐宋的政府，并不算得是君主专制。
明清制度不设宰相，皇帝一人难以独揽全国政务，故设内阁，而内阁却侵袭了相权，阁臣只有宰相之职务而没有制衡皇帝之权，间接加剧了君主专制，而期茁芽之时期，可算是明太祖在位之时。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借口胡维庸^造**，废宰相，并下令子孙不能恢复宰相之职。
废相后，一切政事均由皇帝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不能管理所有政事，所以太宗时设立四辅官，以为皇帝辅弼。
四辅官是春官，夏官，秋官及冬官，多由宿儒担任，主要与皇帝议论朝政，而不过问实际政事。
到了洪武十五年，罢四辅官，设殿阁大学士：太祖并设有文渊阁，武英殿，华盖殿及东阁，有大学士待奉左右。
所谓内阁，就是皇帝的办公室，而内阁大学士，就只不过皇帝的秘书。
内阁学士官阶本来只有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地位并不高，他们只是皇帝的待从，政治顾问。
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职，皇帝口授而由大学士写出来，政治大权在皇帝而不在大学士。
内阁基本形成是在成祖永乐年间，成祖时，开始选儒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其官衔为入阁办事，至此才正式有内阁之名，但成祖与太祖一样，亲自批答奏章处理政事，只是口头分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只如秘书一样。
仁宗宣宗年间，可为内阁制度的第一阶段。
此一阶段阁权渐重。
仁宗时常召阁臣密议国家大事，但奏章的批答仍然是出于皇帝。
宣宗期间，杨漙、杨士奇、杨荣以为皇帝老师，并为尚书兼大学士，地位日隆。
此时由曾任皇帝老师的之人兼任内阁大学士，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宣宗时开始由内阁大学士小票拟。
其后入文渊阁者相继晋升，于是内阁既尊且亲，职权俨如汉唐宰相。
英宗武宗期间，是明内阁制的第二阶段。
英宗时开首辅专权之始。
首辅为大学士之首，内阁大学士多则有六七人，少则有三四人，这时大事均由首辅票拟，于是大权便集中在首辅一人身上，内阁制发展至始，已超越了六部，而阁员中由以首辅权力最大。
论文
明内阁首辅实宰相也明洪武十三年太祖朱元璋“罢丞相，权分六部”，废除宰相制度，亲揽政务，但皇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不可能事必亲躬，也没那么旺盛的精力。
于是皇帝任命一些大臣来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帮皇帝减轻压力的人形成了一股新政治力量——内阁。
到了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已有宰相之权，其余内阁成员组成宰相集团，不过都是给首辅打杂的。
一无论奴隶制或封建制，最高统治者拥有自高无上的权威。
然而，单凭皇帝个人的能力与精力更笨无法使国家正常运转。
必须建立一套完善而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辅佐，在这个体制中宰相位高权重，不过宰相只是这个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通称，宰相的名称在各个朝代几乎都不相同，秦汉时期称“丞相”；隋唐谓之“仆射”、“侍中”、“中书令”即三省长官；宋朝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副宰相)”；明代称“内阁”；清代称“中堂”。
不管宰相名称如何变化，宰相拥有的地位和权力依然十分重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凡是在其地位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权力上是“佐天子，总百官，平庶务，事物不统”者乃宰相。
二明洪武十五年内阁开始雏形，永乐以后内阁的地位和权力有所提高，成祖名解缙等七位翰林官入文渊阁，参与机务，称之“内阁”即皇帝的政治顾问。
仁宗朱高炽虽然在位时间只有一年但他对内阁职权的的提高采取了重大措施。
首先，他放出已在监狱十年之久的杨博，三杨辅政就此开始；其二,“赐予杨士奇、杨荣专门印章特许他们遇事可以用印密封以闻”⑴；其三，提高内阁学士的官品——由原来的正五品一跃成为正三品。
英宗继位时还是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无法执政。
实际掌权者太皇太后不便与群臣面议“逐传令内阁条旨”⑵。
从此内阁票拟形成。
内阁有了票拟权后，权力进一步扩大，对此《明史.宰辅年表》曰：“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禁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相名耳。
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
试论明清内阁的地位差异
一、明清内阁法定地位的差异
乏实际政治经验，要他们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并不是
规章与制度是组成政治机构所必不可少的要 素，明清内阁的地位差异主要表现在阁制、阁规以及
最合适的人选，像张居正这样的阁臣毕竟是极少数。 清代内阁大学士的选任方式一直都较为固定，
内阁运作方式上，诸如阁臣的选任方式、内阁衙署、 即“大学士均由特简”［5］29。康熙三年（1664）三月规
只有皇帝选中的几个阁臣才能特许进入。所以文渊 渊阁仅是值房，对外行文也是用翰林院的印信，故其
阁并非朝廷政治中枢，也不是阁臣办事之处。另从成 品秩也不会超过正五品。
祖对解缙等人所说的“尔七人朝夕左右……旦夕侍 与明代内阁不同，清代内阁不仅有衙署，而且还
朕”［2］4120的情形，我们也看不出阁臣有什么单独的或 有本署和分署之别。内阁本署“位于午门内太和门
左都御史，而协办大学士皆“以六部尚书简充”［5］30。 （三）内阁印信
因而从阁臣的选任方式及入阁资格等方面比较，清 印信是一个正规权力机构的标志或象征。而有
代的制度要比明代制度更为稳定和规范。
明一代，内阁竟无对外使用的印信。文渊阁有两种印
（二）内阁衙署
信，即“文渊阁银印，自宣德中特赐，凡机密文字钤封
从而使内阁在秘书职能与人事关系上同翰林院几不 可分，直接因承。皇帝只是把内阁作为自己的私人机 构，而不是一个国家或政府机关。作为诸司而言，他 们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内阁的从属部门，甚至不视 内阁为一独立衙门，而只称其为翰林院。
清代内阁尽管在定制成型之前与翰林院关系密 切，但在康熙九年（1670）之后，内阁与翰林院乃是两个 组织、功能、地位等方面截然不同的机构。内阁在以后 的发展中受翰林院影响较明代小，尽管内阁学士主要 由翰林官迁转而来，汉大学士也“多由翰苑荐擢”［19］。
论述明代内阁的演变及历史作用
论述明代内阁的演变及历史作用明代内阁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明代政治体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内阁作为皇帝的最高参政机构，承担着政治决策、谋划国家大政方针和处理重要政务的职责，其演变和历史作用对于明代政治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明代内阁的最初形态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时期。
朱元璋在明代初期设立了东厂和西厂，用以监察文武大臣，但这种制度并非内阁制度的完整体现。
直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制度才逐渐形成并得以完善。
明成祖朱棣设立了东厂和西厂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东阁和西阁，形成了内阁制度的雏形。
明英宗时期，内阁制度得以更加完善，东厂、西厂、东阁、西阁逐渐发展为东厂、西厂、东阁、西阁四大机构，内阁制度逐渐趋于成熟。
在明代内阁的演变过程中，内阁的成员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初期内阁的成员多为皇帝身边的亲信大臣，但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内阁成员逐渐由皇帝亲信转变为有实际执政能力的大臣和文武官员。
内阁成员的选拔和任用也更加注重才能和政绩，这为内阁的政治决策和施政提供了更为稳健和有效的保障。
明代内阁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内阁是明代政治决策的重要机构，内阁成员通过商讨和协商制定重要政策，对国家大政方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内阁在处理重要政务和应对外患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内阁成员有能力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保障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此外，内阁还在文化教育和科举考试等方面发挥作用，对社会风气和学术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总的来说，明代内阁的演变和历史作用对于明代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国家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内阁作为皇帝的最高参政机构，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决策和管理职责，为明代政治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明代内阁的演变和历史作用不仅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于明代内阁的发展演变与皇权的关系研究论文
关于明代内阁的发展演变与皇权的关系研究论文关于明代内阁的发展演变与皇权的关系研究论文洪武开国之初，仍承袭元制，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相，下辖六部，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左右丞相总领政务，但是从秦始皇开始历代皇权与相权的斗争纷争不息，为追求大权于一身的朱元璋以前史为鉴，深以相权为患，不断对中书省采取措施。
洪武三年，杀左丞相杨宪，李善长迫于压力于洪武四年致仕。
洪武九年，为分散削弱地方势力，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十一年“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切断中书省与六部各司的联系。
终于洪武十三年，以谋反罪诛杀左丞相胡惟庸，然后特招天下撤销中书省，罢黜丞相，权分六部，“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政归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二十八年还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
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
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由此朱元璋实现大权独揽的愿望。
通过种种措施，明代皇权空前膨胀，朱元璋日理万机，“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礼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面对丛杂繁多的政务，辅助机构的出现就成为趋势之必然。
朱元璋时，相继设立四辅官与殿阁大学士，帮助处理政务，但因权利受限等原因，四辅官制度被废止，殿阁大学士形成规模，为后世所继承发展，洪武后期，翰林学士对皇帝决策的影响超过了殿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这一设置也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
至成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
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论道议政，已和洪武时期殿阁大学士迥然不同，朱棣重视阁臣个人素质，并有意让他们参与政务，阁臣的进退完全取决于成祖朱棣对他们能力的认同，内阁权利受皇权极大限制。
到宣宗是完善内阁制度，设立制敕房、诰敕房等机构。
制诰二房主要服务于内阁所主持的有关政府所有机密文书的誊录、保管工作。
“于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以票拟批答的方式处理政务，加强了内阁的权利。
试论明代的阁权
试论明代的阁权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明代内阁在政治中枢中的地位问题人们争论得很多。
有不少人认为内阁就是宰相，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内阁自始至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宰相地位。
通过内阁与西汉的宰相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明代的内阁在政治中枢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却不是宰相，它与宰相在政治权力上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远远不能与宰相相提并论。
它仅仅是非制度化、非法律化的议政咨询机构，不具有决策权及行政执行权。
阁臣也仅仅是秘书和顾问，是皇帝身边的代言侍臣。
关键词：明代内阁宰相自秦汉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发展，至明清达到高峰，宰相的权利不断被削弱，君权与相权成反比例发展。
地方权利逐渐集中到中央，中央权利逐渐集中于皇帝，由皇帝总揽一切。
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辗转株连，计杀三万余人。
在诛杀胡惟庸后，朱元璋罢中枢省，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丞相制度。
然而，朱元璋取消丞相制度以后，“政皆独断”，却又造成政务丛集一身的矛盾。
朱元璋勤于政务，仍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
出于政务需要，设置了四辅官，不久废除。
后又设置殿阁大学士。
与四辅官相较，殿阁大学士的职权与之大致相同：备顾问，“与机务无与焉”。
至永乐、仁宣时期，内阁制度基本形成，以后逐步发展，竟与明朝相始终。
随着内阁体制的进一步严密，内阁权利也日渐扩张，“遂赫然为真宰相”，“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内阁成为明朝中央辅政机构的重要一环，阁臣也逐渐进入了明代政治中枢，它在皇权控制的决策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它真的就是人们所说的宰相吗？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为更好的认清内阁的职能，本文拟把内阁与西汉的宰相进行比较，希望能帮助人们对明代内阁的职权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1．来源：西汉前期，尤其是武帝以前，丞相多由功臣出身，为人臣中的最高官吏。
而阁臣一律来自翰林。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朱元璋设置了殿阁大学士，备顾问。
殿阁大学士则均出自翰林，开后代翰林不得入内阁之先河。
从明朝内阁制度看封建皇权的演变
从明朝内阁制度看封建皇权的演变明朝内阁制度是明治时期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制度，也是封建皇权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阁制度的开创以及历史演变，既反映出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也表现出明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变革。
明代的内阁制度，源于明朝政府赋予大臣的事务处理职责，成为中央机构的延伸。
明成祖在位时，曾经设立“议事处”和“东厂”两个机构，其中议事处的职责是听取各地事务报告，撰写皇帝谕旨等工作；东厂则负责监视大臣，并秘密调查民间的情况。
这种机构设置的改革，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演变的一部分。
明朝内阁制度的真正起源，可追溯到万历年间。
万历皇帝实行“停经耕读，皇帝亲政”的政策，大力倡导法制道德，以及各级官员素质的提高，导致了朝中大臣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大幅度提升，特别是明末时期因为“吕宋海盗”威胁日益增大，万历皇帝为了精简官员，提高政治效率，于是在1591年开始创设朝廷内阁，是一种新型的权力机构，负责辅助皇帝治国。
明末清初时期，内阁制度明显加强，而且在实质上已成为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清朝在明代基础上，继承并完善了内阁制度，扩大了内阁的权力，由“内阁”改称为“军机处”，增加军务和财务的管辖范围，决定了大清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直接管辖朝政和各地区的行政和财务，是维持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明朝内阁制度同封建皇权的演变关系来看，内阁制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中国封建君主制度中的衍生物，在君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种则是从君主观念出发，努力制度化君主集权的一种方式，前者是制度性的创新，后者则是政治性的创新。
在封建手段下，内阁成为朝廷权力的一部分，但机构呈现出封建集权的特点，由于皇权的威望和形式，内阁成为皇帝直接领导监督下的最高行政机构，而大臣们则成为皇帝的亲信，更加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和政令。
这种机构设置反映了封建社会君主集权的特点，既体现了皇帝行使统治权的需要，也体现了大臣们依附皇权的利益和心理，杜绝各方的干扰和独立行事。
试论皇权与阁权的的斗争
试论皇权与阁权的的斗争论文导读：内阁的“票拟大权。
这样皇权。
皇权和阁权的斗争在此时也初见端倪。
尤其在君主专制政最为集中的明朝。
关键词：皇权，专制，内阁，斗争一、君主专制政体中阁权的形成明自朱元璋建国以来，废除“丞相制度”，设立“六卿分职，朝廷总揽”的中书体制，使专制皇权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
但是随着这种权力集中的趋势，内阁制也随之出现了。
但是最初的内阁，未被视为正式的政府衙门，同时，内阁刚刚设立，况且下有六部掌事，上有皇权控制，阁权是不可能与皇权相抗衡的。
万历时阁臣叶向高说：“高皇帝罢中书省，分置六部，是明朝以六部为相也。
阁臣无相之实，而虚披相之名。
”又云“六部九卿，朝廷所与共理天下，一官不备，则一职不举。
祖宗设立阁臣，原是文墨议论文官，豪无事权，一切政务，皆出六卿，其与前代之相臣绝不相同。
”可以看出，内阁设立初的情形。
然而，从明代历史的具体实际来看，从宣宗时，杨士奇、杨荣就创行保举法侵夺吏部之权，使郡守以上官均由二杨“操去取之权”。
英宗冲龄践祚，不得不委政内阁，辅政三杨首创权宜之策：早朝只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必以副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
三杨死后，这一权变却作为制度保留下来。
到明世宗时，对内阁的倚重使内阁专制诸司的力度大为加强。
曾先后主吏、兵二部的胡世宁云：“吏、兵二部选用紧要官职及会推大臣，必先用首辅所欲。
而后敢拟名奏上”。
穆宗以高拱起掌吏部，不久又奉“不妨部务”之旨入内阁办事，“比进首揆，尤长天曹”“出而启事，入而调旨”，以致“六部之事听命于阁下，虽选曹有员缺亦送揭于阁，然后注选”。
神宗初张居正入为首辅，内阁的权势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六部之权尽归内阁。
内阁权力能达到如此之大，首先，主要是明朝中后期皇帝多怠政，放任皇权的旁落，而且皇帝处理政事多数依靠宦官，如英宗时，宦官王振被擢为司礼掌印。
却不信任大臣，虽然宦官虽能代替皇帝处理政事，但是如果要真的执行，若不依靠内阁，政令便无法下达，所以内阁掌权是必然的；其次，自从票拟权成为内阁的一项固定权力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阁权的一代代的积累，尤其是到了嘉靖以后，府院为内阁之库府，事久日常，原先属于部院的权力后来成了内阁理所当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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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文史哲全文数据库(1951-2004)【文献号】2276【摘要】内容提要：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义皇权的统治效能。
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都有失于片面。
内阁系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因而历来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很具代表性，就连许多明朝人也持此说。
“昔太...，非高皇帝本意⑴”。
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也认...赫然真相矣！”⑵而《明史》则直以“宰臣”称...谓有其实乎！”⑷综考明代历史，颇感上述两种说...者掇拾有关史料，拟就明代阁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中旨”。
这类事例在明代史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分类】史学【标题】论明代的阁权【作者】李渡【期号】199506【总期号】231【页码】89【正文】内容提要：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
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
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都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
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内阁系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因而历来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的热点课题。
最近几年，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对内阁的组织制度、职权、作用等进行了研讨，其中争论最多而分歧又最大的问题就是阁权的权力性质及其与皇权之间的关系。
综合之，不外乎两种观点：其一，阁权是传统相权的复活。
这种看法颇被认同，很具代表性，就连许多明朝人也持此说。
“昔太祖高皇帝罢丞相，散其权于诸司，为后世虑至深远矣。
今之内阁，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非高皇帝本意⑴”。
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也认为：“……迨景及宪，（内阁）大权始集。
今视之，赫然真相矣！”⑵而《明史》则直以“宰臣”称之。
“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
特不居丞相名耳。
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
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ｙī＠⑴宰臣是系。
”⑶其二，阁权不过是“司内外制而已”，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
这种观点可以黄宗羲为代表。
他说：“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
曰：不然。
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
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⑷综考明代历史，颇感上述两种说法都有失于片面。
笔者掇拾有关史料，拟就明代阁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内阁大学士究竟是否“有宰相之实”。
自内阁制度建立后，其体制、职权、作用先后不尽相同，也可以说变化很大，但有四项制度却始终一以贯之，不曾变动。
第一，“大学士则称近臣，不为置僚属，亡所治。
”⑸第二，“不得专制诸司”⑹。
第三，“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⑺。
第四，“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⑻。
而司礼监之“批红”，究其实，亦不过是“事皆朝廷总之”的一种间接方式而已。
这四项制度决定了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
相权论者之所以将阁权视为相权，主要依据就是内阁大学士握有“票拟”之权。
“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⑼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其制发端于宣德中，成制于正统初年。
“英宗以九岁登极，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令内阁议行。
此内阁票旨之所由始也。
”⑽所谓票拟，即外廷章奏先经御览，皇帝阅后发交内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就批答文字，用小票墨书贴于章奏上，随同封进。
皇帝如同意内阁票拟，则亲自或交司礼太监以朱笔照票批发各衙门执行，称为“批红”。
孝宗朝大学士刘健曾言：“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
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达于御前。
”⑾由上可知，票拟制度在权力运作机制上完全受制于皇权。
章奏由皇帝先阅后再下发内阁票拟，实际上就规定了票拟之内容情节必须完全符合皇帝的意旨，否则皇帝可采取两种方法予以限制或使之就范。
第一，将章奏不下发内阁，不做处理，称为“留中”。
第二，通过宦官传示口谕，规定票拟内容；或在票拟上呈批朱时，加以删改，称为“改票”；或径由内批，称为“中旨”。
这类事例在明代史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如嘉靖朝素称“阁臣用事”，亦“未必尽由内阁票拟。
臣下有所匡救，例曰：已有旨了；有所论建，例曰：该衙门知道。
成命一下，百挽不回”⑿。
至于以宦官传意拟旨更成贯例。
黄宗羲谓：“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⒀。
许多史料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皇帝把持操纵内阁票拟的情状。
“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是皇权控制阁权的又一重要措施。
表面上看，章疏“实封达御前”或先“关白内阁”，只是文书周转程序先后不同，但实际上这一点对于皇帝控制政府行政活动却至关重要。
在传统丞相制度下，百官奏事均先经丞相审定，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然后报请皇帝批准。
由于丞相“总百官，揆百事”。
总理全国政务，所以只要所请之事不损害皇家的根本利益，一般均可获得皇帝的允准。
正因如此，丞相才有可能专权擅政。
明初胡惟庸为相，“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⒁。
明太祖罢废相制之前，先于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⒂，并非事出无因。
再者，“不为置僚属”，自然也就“亡所治”。
阁臣没有属吏，实际上也根本无法去行使所谓的“相权”。
从历代正史《职官志》来看，汉、唐、宋、元、乃至明初的中书省丞相都配置有大批掾属。
西汉相权最重，丞相府属官多达300余人。
丞相正是在众多僚属的协助之下，才有可能履行其“总百事”的职责。
汉代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⒃，权力极大。
明初中书省，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
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⒄，以阁权与之相比，曷可同日而语哉！那么，内阁大学士的职任是否仅类同于“开府之书记”呢？考诸史籍，这种说法显然是过低地估计了内阁的作用。
第一，洪、宣之后，内阁大学士品位尊崇，位极人臣，为百僚率。
“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
”“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到六部之上。
”⒅第二，内阁大学士为天子简任的亲信大臣，参预机务，具有议政权和一定的中枢决策权。
“太宗入践，开内阁于东角门，镜翰林待诏解缙……等入直文渊阁，为耳目腹心。
日百官奏事退，内阁臣造ｙǐ＠⑵前密勿谟画，率漏下数十刻始退。
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
秩五品，而恩礼赐赍与尚书埒。
”⒆永乐时，解缙、杨士奇等都曾参预“立储”密谋。
“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
又以定储议，为汉王高煦所忌，遂致败。
”⒇“帝北征，士奇仍辅太子居守。
汉王谮太子益急。
帝还，以迎驾缓，尽征东宫官黄淮等下狱。
士奇后到，宥之。
召问太子事，士奇顿首言……帝意解。
”(21)而杨廷和则有“定策功”。
武宗死，“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
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
‟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侯左顺门下。
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22)。
明中叶以后，天子虽不与群臣相接，但内阁通过票拟制度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决策。
“自嘉靖以来，人主罕与群臣廷决，事之可否，悉取裁于票拟。
”(23)得到皇帝特殊信任的阁臣，其言甚至可以进退大臣。
如天顺年间首辅李贤，“帝既任贤，所言皆见听。
所荐引年富、轩＠⑶、耿九畴、王ｈóｎｇ＠⑷、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皆为名臣”(24)。
据上可知，阁权绝非“开府之书记”可比。
二考察明代阁权与皇权的关系，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和理解。
第一，阁权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完全从属于皇权。
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批准或与皇权相结合，才会具有政治功能。
无论是“密勿谟画”，还是“票拟批答”，如不经皇帝“批红”就不成其为权力。
换言之，阁权不过是皇权的外延和扩张而已。
这种权力属性决定了内阁大学士对皇帝的政治依附关系。
下面列举明代几位“权相”的“行状”以为佐证。
杨荣历事四朝，是明成祖最宠信的阁臣。
其所以能“导帝意”，是由于“进谏有方”。
他说：“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
譬如侍上读〈千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尝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益也。
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25)严嵩任职内阁20年，弄权蠹政，靠的是“独得帝款要”。
“惟嵩独承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敌嵩得逞志。
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
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
嵩父子独得帝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
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⑸，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
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
”(26)张居正之所以能“专权擅政”，是由于得到太后、冯保等宫廷势力的支持。
“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
”(27)而二人“所以胶漆如一人者，仅以通慈圣一路耳”(28)。
崇祯一朝更迭阁臣50人，独温体仁在位8年，任职时间最长。
其固宠的手法与严嵩类似。
“体仁荷帝殊宠，益忮横，而中阻深。
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
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
帝往往为之移，初未尝有迹(29)。
由上可见，阁权必须假借皇权，方能“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
由于阁权轻重以皇帝意志为指归，故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因人因时而异，相差悬绝。
万历朝首辅赵志皋曾“愤言”：“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
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30)。
这是对明代阁权所下的一个很贴切的注脚。
第二，内阁大学士通过“面对”、“密揭”、“票拟”等形式参预中枢决策，因而阁权在国家权力运作机制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
当这种决策权得到皇权的支持和批准之后，就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政局的发展。
因此阁权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
这就是内阁之所以被视为明王朝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的原因。
《明书·职官志》曰：“太宗入践，极念机务殷重，欲广聪明措天下于理也。
开内阁于东角门……”(31)说明了成祖设内阁的本意即在于加强皇权的统治效能。
从明朝阁臣的出身来看，一般都与皇帝有亲密的私人关系。
“历朝从龙旧臣，俱峻擢台阁。
”(32)如“三杨”等人与明仁宗。
“上朝罢，顾蹇义、杨士奇曰：…朕监国二十年，为谗慝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
赖皇考仁明，以有今日。
‟言已，泫然。
义等亦流涕。
”(33)高拱、张居正亦都以裕邸讲臣而得入阁，因此他们的“建言”对皇帝的影响力颇大。
自洪、宜朝开始，亲信阁臣可以“密揭”言事，这是内阁大学士发挥“献替可否”作用的重要途径。
“累朝以来，阁中凡有密奏及奉谕登答者，皆称为揭贴。
其制视诸司题式差狭而短，字如指大，以文渊阁印缄封进御，左右近侍莫能窥也。
然揭亦不敢数数轻进，每进揭，主上辄动色，谓左右云，阁下揭贴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