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文化价值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周易》的文化价值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向来列为“五经”之首。三千多年来，它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在东方各国有其广泛影响，在西方世界也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无论国内国外，都掀起学习《周易》的热潮。一部古代文化典籍有如此持久的魁力，在世界文化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但是，社会上对《周易》的价值，认识很不一致，有加以澄清之必要。

《周易》是古代经邦济世的宝贵经典

汉代以来，《易经》就被列入“五经”，它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明君贤相、志士仁人无不认真研读，从中汲取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道德思想水平的原理原则。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只有几千字，传说是周文王所作，《易传》有两万多字，传说是孔子写成的。实际上经与传不一定是文王和孔子亲自写的，它代表了上古贤哲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对后代政治思想、管理思想多有启发。《周易》十分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分散割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几千年来保持一统山河，各民族团结和睦。《周易》提倡“万国咸宁”，中国从来主张天下一家，同领邦友好相处。《周易》主张发展农业，安定人民生活；国家要节约开支，“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发展手工业，使物产丰富，方便群众，“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还要发展商业，促成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时时注意“聚人”、“安民”，如果人民离散，无安士之心，社会就不会稳定。它教导历代仁人志士“与民同患”，把人民的忧患放在心头。《周易》也重法治，主张“明罚清而民服”，不纵容违法者，不枉罚无辜；执法公平，赏罚严明。一切法令制度贯彻“遏恶扬善”的原则。中华民族富有革新精神，每到历史发展的危急时刻，总有仁人志士奋起进行政治经济革新运动，这也同《周易》思想哺育分不开，《周易》最早提出“革命”主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革命”二字固然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有本质区别，但它主张，“革命”事业，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即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才是可取的。《周易》告诫人们：“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引起变化，变化了就会畅通，畅通才能持久。过时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要及时修改，“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当去掉的就去掉，当实行的就实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周易》教育后代人要有忧患意识，不可满足现状，存在麻痹思想：“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从统一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治目的出发的。不少思想原则对今天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周易》是充满辩证智慧的哲学著作

在大学哲学的课堂上，自建国以来，年年都在讲《周易》。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说，《周易》是一部辩证的“宇宙代数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赞道：“《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

智慧”。《周易》的确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周易》最有名的哲学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的“易”字，主要是变化的意思，它是一部讲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变易法则的书，是古代辩证法思想最重要的源泉，它把阴阳这一对范畴作为它的哲学体系的中心范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与人无不包含一阴一阳的矛盾双方，“阴阳接而变化起”，“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切事物无不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过程中，整个宇宙是奔流不息，生生无究地变化着，没有一刻停止；更重要的是《周易》指出：宇宙万物的无穷变化的根源，不是来自世界的外部，不是靠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其固有的一阴一阳的矛盾性，这就是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因。

《周易》反对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它对世界万物的变化，从来持积极肯定态度，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认为，整个宇宙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同这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相适应，《周易》劝戒人们树立“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导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它认为人在自然、社会的变化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恰恰相反，应当发挥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过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在客观事物的变化中，不可墨守成规，因循旧章，“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强调“见几而作”，即要求人们处事接物要善于观察动向，看准兆头，把握最有利的时机，采取最敢行动，“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周易》告诫人们凡事不可过分，“损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决”，要时刻想到“物极必反”的原则，防止“亢龙有悔”的局势。“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就是说进与退，得与丧，存与亡，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能只看到一时的进、得、存，要时刻警惕走向它们的反面，即退、丧。亡。做事走向极端，不免造成不良后果。《周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受到历代哲学家的重视，它在中国辩证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不少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都从《周易》中汲取思想营养，锻炼自己的辩证思维方法。

《周易》是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周易》思想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易》本身并不是专讲自然科学的著作，可它的确为古代科学家们提供了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精湛的思想武器。16 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西方，这曾经引起著名科学家爱因斯但的“惊奇”。他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科学家们得力于两大法宝，一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一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爱因斯但说，这两大法宝，中国古代贤哲显然都不具备，然而值得惊奇的是，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学家自幼学习《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学家们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所以中国古代科学家能够更早更快地破译许多宇宙之谜。《周易》哲学思想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们提供了先进的哲学世界观，作为他们探讨宇宙和生命奥秘的指导原则，如大化流行，生生日新的宇宙发展观；万物变化，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仰观俯察，穷理尽性的唯物主义认识原则；人能“赞天地之化育”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等。这一哲学世界观较之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显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周易》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象数思维模式，这是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具备的。易学象数思维模式，突出地反映了东方思维的特征，至今还令人神往。象数思维方法，简单地说来，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取象比类，是象数思维的基本特征，从思维借助于“卦象”这一点看来，它富有形象思维的特点；从取象的目的在于“比类”而言，它有着逻辑思维的特性，因此，取象比类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互诱导的特殊思维方法。

二、阴阳对称，刚柔调和是象数思维的致思准则。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反相成，对称互补，构成统一和谐的宇宙万物，这一对称协调原理，在传统医学、药学、方剂学中得到广泛运用，气功、武术乃至书法、美术中都有巧妙的表现，在传统的建筑结构、园林布局中，运用得更是淋漓尽致。

三、整体思维，体现了象数思维的合理内核。易学将人体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都看作有机统一的整体，对待每一件具体事物，首先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考虑它与其相关事物的相互制约的整体关系，这种思维方法，实际上包含着原始的系统论思想。传统医学可说是整体医学，它采用整体诊断与整体治疗方法，从开放中求得整体机制的平衡发展，是其精髓。

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是象数思维的突出优点。易学从来注意自然界大自天体小到草木的运动发展的周期性。主张“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违反天时，人必受到自然的惩罚。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周易》卷首附入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六十四卦方图、圆图等，这些易学图式反映了神妙的象数思维方法的特征，至今引起海内外科学家的注视。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李政道大加称赞自不待言，现代计算机的鼻祖莱布尼兹，早已声称他所创立的二进制原理与《易图》（指六十四卦圆图）“完全一致”，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玻尔更把易学中的阴阳太极图设计在丹麦国王授予他的勋章中。这表明太极图所反映的思维方法受到西方科学家的极大推崇。

《易经》——上古文化知识篡编

《易经》包含的四百五十节卦爻辞，有着广泛的文化内涵。如果将它从卦爻象中独立出来，从研究上古文化知识的角度加以考察，所包含的自然、社会知识内容，大体可分为如下一些方面（各举一、二例以窥全豹之一斑）：

关于自然理象、自然规律的知识。“履霜，坚冰至。”（坤六二）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辞、小过六五）

关于阶级矛盾、政治斗争的知识。“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上六）“何校灭耳，凶。”（噬嗑上九）

关于古代战争的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九三）

关于古代农业、畜牧业的知识。“不耕获，不畜舍。”（无妄六二——“畜扎牛，吉。”（离卦辞）

关于商业、交通知识。“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旅六三）

“贲其趾，舍车而徒。”（贲初九）

关于历史事件。“王用享于歧山。”（升六四）“帝乙归妹。”（归妹六五）

关于婚姻习俗。“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归妹六三）“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大过六五）

关于祭祀、占卜。“王用享于帝。”（益六二）“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蒙卦辞）

关于伦理思想。“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九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上九）

古代的民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哲理格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介于石，不终日。”（豫六二）

总之，《易经》中包含的古代思想文化资料相当丰富，剥去其占筮体系的外壳，不难发现其古奥文句中，保存着许多宝贵的上古知识。

《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三千年来，注释、阐发、评议《周易》的著作，共有三千多种，平均每年有一种易学著作传世，这是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为什么研究《周易）历久不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过评论，写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当前《周易》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文字学、考古学、哲学、政治、宗教、人伦、历史、文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数学、物理、生物，还有医学、气功、武术等。《周易》为古代文化中的传统思维模式与思想原则奠定了基础，它既包含“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为工具理性所掌握的自然知识，又含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价值理性所追求的人文理想。《周易》阐扬的“保合太和”理想原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周易）对中国文学艺术影响深远，它为中国美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其取象思维原则，对古代诗歌的比兴创作方法启迪极大；其“意”与“象”结合的思维模式，孕育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美术家多认为“太极图乃书画秘诀”。舞蹈家们则认为八卦是认识宇宙的构架，同时也是审美标准的符号，对民间舞蹈影响特深。《周易》的阴阳协调原理，影响中国建筑艺术，工艺技术，同西方艺术大异其趣。《周易》是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的独特思想体系，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富有开拓未来的精神，故不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也堪称全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难灿的明珠。

《周易》的价值为何受到人为扭曲

《易经》五千言，大家公认它的确是上古的一部占卜之书，自孔子作《易传》十篇，对它加以哲学诠释，经同传合在一起，早已扬弃了它的占筮功能，而成为政治、哲学经典。不过《易传》虽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毕竟对《易经》的筮法作了解释，所以有人认为《易传》有两套语言，一是解释宇宙衍化法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发展规律的；一是解释卦象、爻象

及占筮方法的，不过《易传）所讲的这套占筮语言，也浸透着深刻哲理，故研究《周易）者对这两个方面都会涉及。《周易》这种一身二任的状况，在战国以后就早已分离了。《周易》的占筮作用，为学者们所轻视，却被一些数术家引为同调。数术是古老的民间文化形态，包含看相、算命、占卜、风水、奇门遁甲、六壬等方术，现在通称神秘文化。数术在二十四史中有记载，《四库全书》子部有著录。历来学术界对数术有争议，见仁见智，评价不一。不少人认为数术是《周易》的应用，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数术是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神秘文化系统，不同的数术同《周易》的关系也很不相同，大都是一种外在关系。数术同《周易》的关系，总的看来，数术只是借用了《周易》思想体系中的某些符号和述语，很少正确利用《周易》的哲理。

首先，《周易》的天人统一思想，被歪曲地利用去说明数术中的神秘的天人感应思想；其次，易学中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等象数图式，被借用去作为诱导非理性的直觉思维的形式；再次，《周易》中的天道、阴阳八卦、六十四卦、卦气、纳甲等概念和术语之所以能够被数术所利用，是由它的符号系统的特点决定的，同时也有着社会历史原因。《周易》本身是原始科学与神化迷信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的任务是将二者加以剥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学者们研究《周易》，涉及数术，目的在去伪存真，从文化发生学角度，追溯古代巫史文化的发生发展，而不是舍本逐未。有的人抱着正确目的研究数术，是探讨如何将《周易》用于决策科学的一种尝试。数术长期在社会上流传，未免泥沙俱下，真伪难分。有些人打着《周易》旗号，美其名曰为《周易》应用，实际上只不过是包装自己；在他们心目中，《周易》仅仅是一本占卜书。这些人对《周易》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象数思维方法的基本内容，并不了解。《周易》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它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受到极大的人为的扭曲，应当予以澄清。《易经》被列为“五经”之首，《易》乃大道之源，它在中华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歪曲不了的；少数人肆意歪曲它，为了掩饰自己散布封建迷信，欺骗群众的目的，毕竟是徒劳的，只能暴露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无知，终会落得弄巧反拙的结局。不难预料，近年来学术界所掀起的“周易热”，一定会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沿着健康的学术研究的道路不断前进，它所固有的多方面的学术、思想价值，终久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正确认识。《周易》研究的深入发展，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唐明邦，1925 年生，四川忠县人。1958 年毕于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会长。主编《周易纵横录》、《周易评注》、《中国古代启蒙思潮》等书。代表性著作有《李时珍评传》、《本草纲目导谈》等。发表《周易象数与古代科学》、《太极思维方式与东方管理原则》、《周易文化价值的再认识》等学术论文100 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