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_以张爱玲_王安忆_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2009年6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un,2009

　第31卷第3期JournalofYan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Vol131No13

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邓　伊(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上海盛产女作家,海派三个阶段性代表人物均为女性。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文本,以女性叙事为视角,阐释了女性与一个城市的纠缠关系。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三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女性文本有着相通的精神实质和不同的时代所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格调。关键词:海派;女性文本;女性叙事中图分类号:Ⅰ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9)03—0062—04

收稿日期:2009—03—10

作者简介:邓　伊(1983—),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在中国文学史上,海派情形较为复杂,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指与“京派”文学相对的上海都市文学。海派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化品位。杨义在《京派海派综论》中认为,海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民国初年海派风气形成,即鸳鸯蝴蝶派阶段;30年代现代主义流派出现,即上海现代派阶段;40年代上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却在艺术上更为发扬,行情上更为畅销的新海派阶段。[1]170这三个阶段是对1949年之前海派的划分。新中国成立后,海派文学一度消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上海女作家的小说出现,才使海派文学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海派崛起至今,女性作家无疑是海派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她们既区别于上海现代派阶段的颓废奢靡,也迥异于左翼作家笔下的冷峻剖析。无论是张爱玲、苏青,还是王安忆、陈乃珊,或者陈丹燕、潘向黎,直至卫慧、棉棉等。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都以市民生活为主要书写空间,关注世俗的人生百态,体味世态人情,窥探世俗欲望。可以说,她们都书写着上海的女性文本。“上海的女性文本”并不是指书写上海的文本中有没有女性的存在,而是指女性作为书写主体,运用女性叙述视角,在作品中融入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对事物细腻敏锐的感悟。在这些女性作家中,如果将40年代的张爱玲、80年代的王安忆、90年代的卫慧抽离出来,再将她们的代表作连缀起来,便会发现一段滤去时代风云变幻,在细碎生活和真切情感中演绎的上海历史透过这段历史,又会发现,上海的文化特质赋予了她们相同的精神实质,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的差异又渲染出她们不同的色彩格调。一、畸形欲望都市中女性文本的出现上海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汇的过程中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独一无二的,以通商为主要功能的商业巨埠。当时的上海有两个对照鲜明的世界———租界与华界。华界仍保持着明清之际的时代情调、历史遗存,格调缓慢,色彩柔和。而租界则处处洋溢着现代都市的气息:咖啡厅、歌舞厅、电影院、跑马场、茶楼、妓院等高级消费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书刊画报封面刊登着摩登女郎的照片,豪华影院放映着好莱坞的首轮影片。对任何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叶的上海人,都会同时看到两个对比强烈的社会,甚至要经常来往于这两个社会,特别是上海租界的繁华和声色物欲,强烈地刺激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欲望。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冲突之中,许多人过着一种“以夜当昼,以醉当醒,以毁灭当生趣的畸形人生”[1]44。这样就形成了上海畸形的物欲文化特征。30年代的上海现代派作家,“把畸形环境中更年期的人类视为现代人类,而且专注于这种现代人类被都市文明摇落出来的颠倒错综的人欲和兽欲”[1]44。就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无疑是一座畸形的欲望都市。26由于女性与欲望和刺激密不可分,当时活跃在交际舞台上的大多为风尘女子,她们身上总是散发着艳美袭人的情欲刺激,也传播出许多淫欲放纵颠狂迷离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总是牵扯着上层社会和商界的颠覆与成功,很吸引人们的眼球,很有看点,很有买点。自然,她们便成为一些海派作家的描写对象。当时上海的一份流行杂志《良友》(第85期,1934年2月)有一页标题为“都会的刺激”的插图,画面中一位穿着旗袍的姑娘由爵士乐队、一幢二十二层楼高的摩天大楼、跑马场和看台,以及《金刚》电影海报围绕着。可见,在构成上海刺激的欲望的生活中,女性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早在1882年,《海上花列传》中就塑造了许多遍历风尘的青楼女子。而鸳鸯蝴蝶派笔下的风花雪月,靡靡歌声中又哪少得了女人曼妙的身影。到了上海现代派阶段,海派文学更倾向于描写骚动的洋场社会男女纠结的情感,追求瞬间的陶醉和片刻的狂欢。穆时英就将舞厅作为他寻求艺术灵感的场所,舞女也常常成为他描述的对象。可以说,从上海现代派开始(尽管这一时期的海派作家均为男性),海派文学已经具备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女性叙事视角(陈顺馨在其所著《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中将女性叙事视角特征概括为:一是重视内在的感情心理描述;二是女性形象放在主题和看的位置,她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三是肯定女性意识和欲望的存在)。这种女性叙事在四十年代达到高潮。当时两位红极一时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与苏青正式登上了海派文学的舞台,至此海派文学的女性文本便浮出了历史的地表。经历了建国后海派作家失语的30年,90年代后上海物欲文化全面复苏,海派文学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日渐肥沃,于是,此后的王安忆、卫慧继续从女性的世界着眼,把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因为它俗,它的闲心不是艺术心,好去消受想象的世界,而是窥探心,以听壁脚为乐……通的就是世故人情,过日子的家长里短,狗肚鸡肠,带些隐私性的。”[2]131小说中的这种世故人情,家长里短最适合女性作家天生的敏锐感知能力。虽然并不是所有女作家都关注平凡的人生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但张爱玲、王安忆、卫慧,这三位女作家却都关注,以上海物质文化为主的文化形态影响下的市民生活、人性意识、世俗叙事。“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有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画面,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上海世俗性精神本质的把握,才使海派文学中女性文本呈现出世俗的光彩。上海是女性的成长空间和生态环境,也是她们无处可退和无可逃离的生存土壤。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文本,以女性叙事为视角,阐释了女性与一个城市的纠缠关系。她们小说的主题或主要人物你可以说是女性,也可以说是上海,是女性在衬托着一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它的意识形态。透过这些女性,又可以看到上海既繁荣,又堕落,既诱人又灰暗的状态。上海使女性再生,女性又会给上海加入新的演绎和刺激。这种演绎和刺激便像阳光一样催生着女性文本的出现。二、红尘世俗中女性文本相通的精神实质张爱玲、王安忆、卫慧,这三位女作家虽生活于不同的时代,且成长背景、思想个性迥异,却都以女性的视角自觉走进上海的民间形态。在世俗红尘的细琐和繁杂中书写上海不同时代畸形文化中的人性欲望的挣扎,形成了女性文本精神上的传承与相通。这种传承与相通,首先表现在她们的文本主要以女性叙事为视角,将女性的形象放在主题的位置和看的位置,写她们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体验,写她们在上海畸形文化中的人性欲望和为了满足欲望的主动出击,写她们在命运面前的挣扎和被裁决。无论是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葛薇龙,还是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或者卫慧《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她们作为三位女作家的代表作中的女主角,都被放在主题和被看的位置,并十分细致地书写了她们的内心情感和她们在人性欲望驱使下的相互挤兑、算计。其次,她们的文本都避开了宏大的历史事件,在过日子的家长里短,狗肚鸡肠的细碎中窥探市民生活,人性意识。张爱玲笔下的故事大都静静流淌于旧式家庭种种繁复的细节、家具、摆设、服饰和器皿之间,在这些物质细节中,不动声色,便将人性欲望、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一一道出。王安忆对隐藏在这座城市浮华表面下的小市民的细碎日常生活也进行了相当清醒的审美提炼。如《富萍》里她对吕凤仙这样一个小女人的一段描写:“吕凤仙坐在小凳子上,面前一盆拌了赤豆的米,一盆浸过酱油的米,再有一盘挑选过的肋条肉,粽叶完成一个三角兜,托着,空出手舀米,一勺正好,再填肉,又一勺米,也正好。粽叶盖上去,窝下来,包住,又是正好,稍拖下一点粽叶的尾。角和棱略略掐一道,然后开始捆,这一回,嘴也凑上去帮忙了,来不及看明白,一只模样俏正的粽子出来36了。”[4]包个粽子这样一件小事,都要费这么多功夫来说,将日子当成了工笔画来描。这就将世俗性与人间烟火气划上了等号,在细小的市民气里感受世俗的温情和生命的跳动。卫慧的作品似乎已成为颓废奢靡、欲望狂欢的代名词。但纵观她的小说,在日常叙事方面,仍旧能于世俗红尘中最大程度去洞悉那些由孤独、泪水、厌倦、自虐、梦想、飞翔等心灵碎片所构成的混乱的现实与畸形的欲望。《上海宝贝》中倪可因男友性无能而找了情人,却又承受着道德的折磨。她哭泣失落过后,日子依然要过,因为爱,还要过的诗情画意。她笔下的主人公就有着这样一种能力,将细琐的生活情调与病态颓废的心绪拼接起来,使世俗生活的无奈和人世欲望的挣扎,含有了一种活泼生动的韵律感。第三,她们女性叙事的重点在于书写上海畸形文化中各种人性欲望的扭曲与挣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丈夫是个有残疾的病人,她想爱不能爱,想忍不能忍。在这种人性备受压抑,毫无安全感和活人气息的环境中,情欲和钱欲渐渐渗透了她的骨髓,最终一步步走向了人性的罪恶,竟连自己的一双儿女也不放过。“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5]王安忆与卫慧作品中的女性故事,虽没有张爱玲的悲凉和绝望,但在她们的作品中,也可捕捉到一个个都市世俗红尘中的欲望身影和畸形灵魂。《我爱比尔》中的阿三说着流利的外语,就读于艺术学院,却总以身边伴有金发碧眼的老外而感到自信与踏实,最终被人误认为是专找外国人的妓女。这些阿三们不正是上海这座有着崇洋历史又极端物质化的都市的畸形儿吗?《上海宝贝》扑面而来的不仅是爱情,更多的是贪欲与肉欲,以及在禁欲与纵欲中迷失的畸形的人格。《蝴蝶的尖叫》中更是赤裸裸的展露了物质追求,性爱刺激的人性欲望和病态颓废的心绪。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畸形文化中的人性欲望是贯穿上海文化精神的一条主线。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三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不约而同的都以女人欲望、挣扎和最终的命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世俗气、家常感的上海,一个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恣肆的上海,一个纠缠着种种人性的贪求挣扎与痛苦迷失的上海。这就是说,无论历史怎样改朝换代,无论世事如何风云变幻,这些女性文本仍有着精神上的相通,将上海的文化特质一脉相承。三、烟火人间里不同的色彩格调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作品是海派女性文本中书写上海的代表作。历经沧桑变幻,三代女作家笔下的上海依然有着本质的精神相通,但是由于家庭、教育、时代的迥异而形成的处世哲学与态度的不同,她们的作品也折射出不同的色彩格调。张爱玲的上海是冷色调的,即便她善于运用各种色彩浓厚的字眼,仍然掩盖不住作品中日薄西山的荒凉。张爱玲作为清末贵族后裔,亲历了封建大家庭在世纪初的衰落,她的家庭环境又导致了她冷漠孤僻的性格,长大后婚姻又给她带来无言的痛苦,特别是亲历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原本悲观的张爱玲,对人类前途、人类文明更加失去了信心,使她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怀疑,发现了存在的荒诞。纵观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死的世界,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一寸寸向衰老的路上走,到死为止。”[6]她冷酷地叙述了一个个女人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葛薇龙、曹七巧、霓喜、世钧和曼祯等的故事都流露出作者对人世的无奈和悲观。她的作品里弥漫着的是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曾说:“我无意给予她们不幸,可惜只有不幸,因为人间无爱……”人间无爱,便没有温暖,只剩冷漠与无助了。于是,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的世纪末情绪和古老家族的衰败导致的传统道德价值在乱世中的没落,成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主题。她在世事无常的年代道出一句:“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道出无尽的苍茫和凄惶,成为是海派文学中一个苍凉而无奈的手势。王安忆的上海是暖色调的。她的作品总是笼罩着一种温馨的人性之光。在她笔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婉约的小女人,端庄大方、典雅精致、洋溢着生命力的美。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照片里的王琦瑶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乖。那乖似乎是可着人的心裁剪的,可着男人的心,也可着女人的心。她的五官是乖得,她布旗袍上的花样也是乖的那种,细细的,一小朵一小朵,要和你做朋友的。”[7]这种温情的基调除了她对平凡生活的认识改变外,与她本人的成长经历也有联系。王安忆从小在弄堂里、小市民堆里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