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内容提要：政治思想是政治心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体现，要深刻理解一种政治思想提出和阐发的动机，就必须发掘人物背后的心理动力和人格类型，本文对卢梭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特色做出了评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卢梭的性格和心理，作者认为，卢梭之所以把自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他童年时期形成的心理潜意识有关，卢梭自由主义思想之所以复杂和充满矛盾，在于其敏感多情、悲天悯人的性格 关键词：卢梭；自由；心理；性格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开篇就说：“近代欧美历史的要旨，就是谋求摆脱人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枷锁。渴望新自由的被压迫者，向维护特权的人们发动了争取自由的战斗。当某一个阶级为使自己从统治下获得解放而斗争之时，它自以为是在为整个人类的自由而斗争，从而可以诉诸某种理想，藉以唤起深埋在所有被压迫者心中的对自由的向往。”[1]在弗洛姆看来，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就是自由本身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自由一方面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另一方面却使人陷入孤独，为了解除孤独这一不堪忍受的心理负担，人们就开始“逃避自由”，这种群众心理被法西斯主义充分利用使得二战爆发，我们以为已经获得的自由化为乌有。虽然我们对弗洛姆的结论和观点有所怀疑[2]，但是毫无疑问弗洛姆潜意识中把自由和心理已经联系起来了。马起华也曾经说过，平等和自由都是能给人慰藉和愉乐的带有情绪性的词汇[3]。事实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本身就是政治心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提升，用政治心理学分析自由主义思想是可以成立的。 一、卢梭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特色 卢梭基本的思想逻辑是这样的：现实社会是不自由的，这源于人类进入社会和国家的同时也丧失了平等，要平等就必须使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尽可能减少，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的原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天然自由以获取全部的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使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转化为对一个共同体的依赖；然而，人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沦落为奴隶状态，原因是强权者把暴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也就是用合法性的幌子遮蔽了不平等和不自由，而实际上这种主权是不符合公意的；现实中，要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就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教育人，实现人的模式的转变[4]。 与霍布斯、洛克相比，卢梭思考问题的方式带有后现代的色彩，霍布斯强调人们为了生命保全可以放弃一切权利，利维坦是人们保全生命最基本的形式，所以他把自然状态渲染得极其恐怖；洛克关注的是财产带给人们的益处，它改善了人际关系，让人们绅士般的活着，于是为了公民社会的建立，人们可以适当放弃包括自由在内的一些权利；卢梭则认为，如果生命保全和财产维护以丧失自由为代价，那么这种转变人们宁可不发生，因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5]在卢梭看来，没有自由，人们生活在世上会比死更难受。“有两种隶属：物的隶属，这是属于自然的；人的隶属，这是属于社会的。物的隶属不含有善恶的因素，因此不损害自由，不产生罪恶；而人的隶属则非常紊乱，因此罪恶丛生，正是由于这种隶属，才使主人和奴隶都互相败坏了。”[6]卢梭把自由拔高到如此的高度，这是此前任何思想家都未曾达到的高度。“人是生而自由的，那就是说，人能够遵从自己的意向做任何有利于自我保全和追求舒适的事情；平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强人可以宣称控制他，他没有服从的义务。”[7]从形式上看，卢梭强调的自由带有整体主义的色彩，但是卢梭从方法论上却是个人主义的，自由是建立在每个人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卢梭所倡导的自由在现实中可能无法实现，但是他的用意在于给人们提供一种自由的规范性价值，是人们应当去努力接近或达到的标准。 [!--empirenews.page--]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梭所谈的自由带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双重内蕴，他认为原始自由是不可能恢复的，人们只有去争取自由，为此，人类应该遵守法律：“我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这是一种温和而有益的束缚，即使是最骄傲的人，也同样会驯顺的受这种束缚，因为他不是为了受任何其他束缚而生的。”[8]从这里可以看出，卢梭所谓的自由既有“我要”的意志自由，也有“我应”的行动自由，既有最低限，又有最高限，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当然，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是相对的，麦克卢姆就曾指出：“基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分歧，我们可以把二者作为自由的两种基本类型，但是，这种分歧决不能单单归结于马基雅维利式的动机。”[9]在卢梭看来，无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都应当是适合自己发展的自由，人们不能自虐自残，皮肤毛发，受之父母，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应当享受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利用自由为旗号做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在卢梭看来，自由的实现不仅仅依靠思维的过程，还得依靠整个人格的实现，依靠积极地表现人的情感和理智的理性和潜能。卢梭相信有一种既自由又不孤独，既具有批判的眼光又不怀疑一切，既独立又不与世界相脱离的状态。正如他在《爱弥儿》中所表达的：“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它的价值在于他同总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10]爱弥儿就是他设想的处于这种状态的孩子。但是卢梭在晚年对这种思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孓然一人、形影相吊，没有朋友、伙伴或邻人，对现实生活的厌倦是溢于言表的：“对我来说，我的躯壳已不过是个累赘，我将尽可能早日摆脱它。”[11]这里明显展露出柏拉图的“习死之学”和斯多葛主义“回归自然”的倾向。 二、卢梭心理分析 一般说来，研究一个人的超我，要看其公开发表的文章，研究其自我，要看其私人通信，研究本我，则要看他的日记。令人吃惊的是，卢梭竟然公开解剖自己，给后人留下了《忏悔录》这样的奇书。我们可以从他清脆无畏的声音中听到一种让人震撼的力量：“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我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12]我们可以从这部书中看出卢梭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心理背景。 卢梭的出生伴随着母亲的去世，他把自己的出生当成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他的父亲对他有所偏爱，那是因为父亲把他当成死去的妻子看待，所以他常常和卢梭抱头痛哭，卢梭成了一个替代品，有句话他时常挂在嘴边：“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安慰我，让我能够减轻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把她在我心理留下的空虚填补上吧！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死去的妈妈生的孩子，我能这样疼你吗？”[13]卢梭自出生就有与生俱来的负罪感，他把母亲的死与自己联系在一起，这种束缚让他无法自由的生活。这种负罪感所引发的补偿机制是自虐心态的形成，当卢梭儿[!--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时在讲述西伏拉的故事时，竟然把手伸向火盆，以模仿西伏拉的情状[14]，在偷了东西后挨打成了他抵消罪行的有效方式[15]，这些都是典型的自虐心态。我们在理解自虐时有两点应该明了，首先，自虐的范围是广泛的，体育锻炼、吃辣椒、自残从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自虐；其次，自虐引发的心理机制可能是逃避，也可能是升华。自虐带给卢梭的心理体验毫无疑问是升华，他敏感多情、悲天悯人的性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以致于他利用父亲对自己的疼爱保护哥哥不受父亲的惩罚，对自己每一次感情经历都是小心翼翼的呵护，珍视每次爱与被爱带来的心理体验。 我们从卢梭的情书和自白中发现，卢梭恋爱的对象和他在年龄上都相差悬殊，绝大部分是像华伦夫人一样知冷知热、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慈母型女子，这投射出卢梭幼年的俄狄浦斯情结没有很好的解决，他本人也像俄狄浦斯一样始终未能摆脱命运的网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之中：“我这人既无睿智，又乏心计；既无城府，又欠谨慎；坦白直爽，焦躁易怒。我曾长期与命运抗争，结果越陷越深；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给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终于感到我的一切努力化为虚无，徒然自苦而一无所得，于是决心采取唯一可取的办法，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对抗。于是，我得到内心的宁静，而这是长期既痛苦又无效的抗拒所无法提供的，这样，我的一切苦难也就得到了补偿。”[16]卢梭一直喊华伦夫人为“妈妈”，而且，卢梭记载了一件他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那就是华伦夫人吃饭时，卢梭故意说她所夹的肉上有一根头发，等华伦夫人吐出来时，他却如获至宝地迅速抓起来吞到肚子里[17]。这类似小孩子对母亲的撒娇，也折射出卢梭对华伦夫人的体液的获取欲望。还有一次，当他给加蕾小姐摘樱桃时，加蕾小姐张开围裙接樱桃，他却瞄准投到加蕾的乳房上，这是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18]这些都反映出卢梭幼年失恃导致的口唇期剥夺感，他渴望由其他女性完成这种补偿。卢梭的恋爱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不是拜伦式的肉体恋爱，在他的所有体验中，没有直接的性体验，渲染最多的就是接吻给他带来的快感，他描写和加蕾转瞬即逝爱情给他带来的快感：“在这种以吻一次手而告别的爱情里，我所得到的快乐，比你们最低限度以吻手开始的恋爱中所得的快乐还要多。”[19]当他面对徐丽埃妲的裸体时，他的迟疑不是因为徐丽埃妲的妓女身份，而是她的乳头是“大自然的次品”，即便如此，他还一直悔恨失去了一次机会，他还在自己剧本演出成功感动得在场所有女人掉泪时，恨不得用嘴唇去吸尽所有香甜的泪水。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爱吃女人胭脂一样，他对男人却有天生的反感和厌恶，尤其是对男子的性行为，他描写那个对他狎昵的摩尔人，臭味熏人，在遭到拒绝后当着他的面射精，让他恶心得“差点晕过去”[20]。但是他本人却采用了另一种很可笑的诱奸方式：站在幽暗的小路或者隐蔽的角落向异性显露他的臀部。卢梭绝对不是露阴癖，他从来没有想让异性看到他的“淫秽部分”，而是臀部，曾经渴望被朗拜尔西埃小姐纤手抽打的臀部[21]。卢梭的性虐待心态是显而易见的，他渴望此举能招致女孩们打他的屁股，与这种惩罚相联系的是性唤起和义愤。对被压迫者的温和和对恃强凌弱者的无情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通过痛苦到达欢乐，这种思维逻辑构成了卢梭特有的心理结构。正如卢梭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高傲又温柔，优柔怯懦又不受约束，永远摇摆于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最后使自身充满矛盾。节制与享受、欢乐与慎重哪一样都没有得到”[22]。 [!--empirenews.page--]卢梭以社会底层自居，这种自居作用使他的认同感十分强烈，同样，自居作用所引发的泛化作用也十分强烈，他见不得以大欺小、颐指气使，他甚至对大动物欺负小动物都气不过，对官吏的横征暴敛更是深恶痛绝，认同感使他保持了强烈的自尊，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出身表示轻视和污蔑，这使他近乎虚荣。越是遭遇无情，卢梭的战斗意识越强，挑衅权贵带给他的快感越强。在伯藏瓦尔夫人让他留下来和仆人一起吃饭时，他冷言相讥，迫使对方不得不让步，饭后，卢梭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的诗，在把所有人都感染后他取得了满足[23]。在和使馆同事闹翻后，大使要提请逮捕他时，原计划马上就走的他得知消息后竟然决定不走了，要再呆上15天，反抗意识可见一斑[24]。但是，随着他身份和地位的提高，这种认同变得矛盾重重，当贵族对自己谦逊有加、态度温和时，他变得无所适从。他的《乡村卜师》剧本获得巨大成功，国王和王公大臣要观看演出，他理所当然地被邀请，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他故意穿便服，满脸胡须，假发蓬乱，这样不合时宜的装束在他看来是勇敢的表现，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所看到的只有殷勤和礼貌，这让他十分不安。“我本来是有思想准备去对付讥嘲的，但是这种亲热的态度，我却没有料到，这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以至开始演出时我象小孩子一样直发抖。”[25]由此看来，卢梭的攻击性自卫机制并没有形成，而是形成了逃避性的自卫机制，他的方式是回归式的，渴望他自己能重复出生。他在致瑞丽的信中坦言了这种感觉：“我带着一种内心的恐惧进入世界上这个广袤的沙漠。这个真空给我一种可怕的孤独感，这里死一般的寂静统治一切。我被压抑的心灵寻求舒展，而感到已被完全紧紧收缩。”[26]外面的世界没有给他光明和舒适，让他流连忘返，而是让他重新体验到产道压力带给他的不幸，自己的出生同时意味着给亲人带来的伤害，他急欲冲破这种压力带来的束缚，但他却因此背上了终身的罪孽，人的出生依赖于父母，这种依赖关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