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

34.2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

A.——社会研究所的工作长期以来主要围绕着六个主题而展开，直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曾在纽约聚会的学术界开始解体时为止。出现在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显著位置上的先导性理论文章反映了这些研究兴趣。它们包括(a)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整合的形式，(b)家庭社会化与个人自我发展，(c)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d)反抗中止背后的社会心理，(e)艺术理论，以及(f)对于实证主义和科学的批判。1这一系列主题体现了霍克海默(Horkheimer)所提出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的概念。2这一阶段探究的主线——被我描述为一句流行语“如物化般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as reification）——要借助不同学科有所区别的方法勾勒出来。3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将物化过程又一次压缩成历史哲学的话题之前，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把“真正的抽象化”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了。从这个理论视角看来，不难看出在上述列举的主题的多样性中所包含的一致性。

(a)首先，在自由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变化后，物化的概念需要具体地予以说明。4首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被证明刺激了对经济与国家之间业已变动了的关系的考察，也刺激了对以下疑问的解答：伴随着从魏玛共和国到专制独裁国家的转变，是否出现了社会组织的新的原则；法西斯主义究竟是显示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强的相似性，还是考虑到其政治系统的极权特征而与斯大林主义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波洛克(Pollock)和霍克海默倾向于认为，纳粹政权类似苏

*原文选自Jürgen Habermas著,(Thomas McCarthy, tr.)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 ol.2 (Coston: Beacon Press, 1987),pp.374-403.

维埃政权，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秩序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徒有其表，对总体经济过程的调控已经从市场转移到计划行政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大宗事务的管理似乎已经与政党和行政领导层融为一体。从这种观点看来，与专制独裁的国家体制相应，我们有一个行政极权的社会。社会整合的形式是由有目的的、理性的——至少是有意图的——中央调控的行政统治的运作所决定的。

纽曼(Neumann)和基希海默(Kirchheimer)则反对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专制独裁政体只是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未遭破坏的极权主义的空壳，因为市场机制仍像先前一样起作用。按照这种观点看来，即使是发达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取代经济规则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经济、政党和行政领导层之间的妥协是基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产生的。从这一观点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在结构上的类似性——无论是极权政权的还是大众民主的政治形式——都清晰地显示出来了。既然极权主义国家并不被视为权力的中心，社会整合便不仅仅以技术统治一般化的（technocratically generalized ？）、行政理性的形式发生。5

(b,c) 行动的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社会如何整合，而个体生活情境的理性形式便受制于这种整合。然而，把社会化的个人（sociated individuals）纳入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模式和物化过程本身之中进行分析，这需要在其他领域进行研究：在家庭中——家庭作为社会化的机构，使下一代为适应职业系统的规则做准备；在政治-文化公共领域中——这个领域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

产生出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遵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解释社会整合的类型。另一方面，分析社会心理学——继承左派弗洛伊德主义传统6的弗洛姆(Fromm)7将其与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问题相联系——应该解释个人意识按照系统的功能要求进行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垄断经济与独裁国家互相融合。

研究所的人员调查了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了父权功能的缺失和其专制地位的削弱，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家庭作为避难所的功能，并使下一代越来越受到家庭以外的力量的社会化控制。他们还调查了文化工业的发展，这一发展使文化变得庸俗（desublimated culture），剥夺了它的理性内容，并为了实现对意识的操纵性控制而将文化职能化。同时，正如卢卡奇(Lukacs)所言，物化仍然是意识哲学的一个范畴；它可以在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被觉察出来。借助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物化了的意识现象需要在经验层面上加以解释。独裁者往往以各个时代的典型形式出现，他们的自我由于虚弱而具有易于被控制的特性；与此相应的超我的形成则可以回溯到社会结构与本能变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里又出现了两种解释的路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坚持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并激起内在本性的动力，尽管内在本性确实对社会压力做出了反应，但它在内核里仍然保持着对社会化暴力的抵制。8另一方面，弗洛姆接受了自我心理学的观点，并将自我发展的过程转化为社会互动的中介，而这种社会互动则渗透并构造了本能冲动9的自然基础。另一阵线则是围绕着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形成

的，在这一阵线上，阿多诺和本杰明各执一端。阿多诺（与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一起）坚决地将真正艺术的经验内容与消费文化对立起来，而本杰明则坚定地把希望寄托在对文化的世俗解释上，这一解释来自被摘去了光环的大众文化。

(d)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研究所成员的狭小圈子里发展出了有关所有这些主题的一致立场。一个在完全的行政管理之下、如铁板一块的社会图景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是把内在本性排除在外的社会化的压制性模式，和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起作用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相比之下，纽曼和基希海默、弗洛姆和本杰明的立场并没有被简单地看作相同。他们对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以及家庭社会化和大众文化的形式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持有相当不同的评价。这些互不相同的方法也许为关于仍在抵制意识物化的潜在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研究起点。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历史上的德国流亡者的经历，促使他们宁愿去研究那些可能解释反抗的潜在因素中止的机制。这也是他们研究工人和雇员的政治意识的方向，并特别是对由在德国的研究所发起、后在美国一直继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反犹太主义的研究的方向10。

(e,f)意识的物化过程只有在价值理论失去其基础性地位之后，才有可能被作为广泛的经验研究项目的对象。当然，与之相伴随，在价值理论中得以保留的理性自然法理论的规范性内容也失去其地位。11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位置被源自卢卡奇的社会理性化理论占据了。现在，物化概念的规范性内容不得不从现代文化的理性潜力中得

来。正因为如此，批判理论在其古典阶段，明显保持着它与资产阶级时代的艺术与哲学的肯定性联系。艺术——在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看来，最首要的是德国的古典文学；而在本杰明和阿多诺看来，则是文学与音乐先锋派——是意识形态批判所偏爱的批判对象，他旨在将真正艺术的先验内容——乌托邦的或是批判的——与资产阶级理想中肯定性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过时的成分分离。“理性（reason），”马尔库塞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是哲学思考中的基本范畴，只是通过这种方式理性才将它自己与人类命运绑在一起”，12这篇文章补充了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所作的纲领性划分。“理性，思想，道德，知识和幸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哲学的范畴，而且也是人类的关怀。所以它们如果不被重新引出的话，也必须被保留下来。当批判理论考察尚有可能谈到人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条时，它首先着手对付的，是在资产阶级时期关于人的谈论的虚假和错误的特征。”13这一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所造成的与传统的对立，可以指向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真理内容，也可以旨在借用它们的系统性内容，而这仅仅因为批判是由理论假设所引导的。那时，批判理论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为基础的，即是以确信生产力在以客观的爆炸性力量发展为基础的。仅仅在此预设之下，批判就会被局限于“唤醒在历史情景自身的成熟过程中出现的意识潜力”。14没有一个历史理论，就不可能有内在的批判（immanent critique），这种批判符合客观精神的外在表现，并能区分事物与人类的可能之态与实然之态。15批判在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都会落入占统治地位的标准之中。带着对资产阶

级文化的理性潜力——一种在生产力发展的压力下会在社会运动中释放的潜力——的历史-哲学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计划兴起之后又衰落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所发起的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使他们深信，在后自由社会里，文化正在丧失它的自主权，并日益被并入经济-行政系统的运作机构之中。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批判思想本身，都越来越趋向一种与它们的对立面（bleak？）同化的视角。在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中，只有扩张到社会整体的工具理性得到了体现；任何存在的事物都被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抽象物。然而，在那种情况下，被这些抽象物控制并变形的东西便逃脱了经验探究。

发展一种交叉学科形式的批判理论是暗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为基础的，而这种历史哲学的脆弱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它不得不失败以及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这一研究项目有计划地缩减至对《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思辩考察。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辨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假设，已经被转变为关于一个历史客观目的论的伪规范命题（pseudonormative propositions）。这就是理性觉醒背后的动力，这一动力曾在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有过模糊的表达。批判理论只能在一种历史哲学中确保它的规范（normative）基础。然而这个基础不能支持一项经验研究计划。

这一点在以下这个意义上也很明显：缺少一个像日常生活世界的交往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这样被明确界定的客体范围，在这一交往实践中理性结构（rationality structures）得以体现，而物化

过程也有踪迹可寻。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使个人意识直接面对整合的经济和行政机制，而这些机制只是向着心理内部伸展（？which were only extended inward，intrapsychically）。与此相对，交往行动理论通过分析，为它自己确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层结构的理性内容，而这种分析开始是重构性的，即非历史性的。它描述行动的结构与相互理解的结构，这种结构被发现于现代社会之称职成员的直觉性知识中。而要从这些理论再回到一种对发展逻辑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不加区分的历史理论已无退路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从其哲学的积重（philosophical ballast）之下中解脱出来。16这需要两个抽象过程：(i)将认知结构的发展从事件的历史动力中抽象出来，和(ii)将社会的进化从生活形式的历史凝结中抽象出来。二者都有助于避免历史哲学所赖以存在的基本范畴的混淆。

这样发展出来的理论就不再以考察内在于生活传统形式中的具体理想为起点。它必须将自己定位在学习过程的范围，这种学习过程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由历史地达到的一定学习水平所开启的。它必须避免将总体（totalities）、生活和文化的形式、生活情境以及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批判性地评价和规范性地命令。而它也可以采用一些早期批判理论的交叉学科研究计划对其仍具有启发意义的一些意图。

B.——（当走到对交往行动理论之主要特征的一项复杂研究的尽头时，这一建议甚至不能被视为一张“期票”。？）它与其说是一种承诺还不如说是一种推测。为了使交往行动理论不至显得全无根据，

接下来，我将对上面提及的主题，以相同的顺序作一简要的评论。我还想要通过这些说明性的评述来强调一种社会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特征和灵活性，而这种方法的卓有成效只有在社会和哲学研究的衍生结果中才能得到证实。至于一种社会理论能在它自身中完成些什么，以及能完成些关于它自身的什么——这就好像一个放大镜的聚焦能力。只有当社会科学不再迸发一丁点的思想火花时，社会理论才真正过时了。

(a)关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问题：西方国家的理性主义产生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因为这个原因，追随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思路，我考察了与这一社会类型相联系的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并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在后自由社会，这条路径出现了一个分叉：现代化在一个方向上通过由经济积累所内生的问题（endogenously produced problems）向前推进，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则通过由国家的理性化努力所产生的问题向前推进。随着组织化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的发展，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政治秩序形成了。然而在某些地方，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遭到社会解体威胁的生产方式只有在集权的政治形式或法西斯主义的秩序下才能维持一段时间。随着社会主义科层制的发展，一种由国家政党独裁的政治秩序形成了。近年来，斯大林主义的武力统治已让位于较温和的后斯大林政权；工人的民主运动与党内的民主决策过程目前仅仅在波兰才初露端倪。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与这两种主要模式所产生的偏差，似乎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特性，尤其是取决于所涉国家的政治文

化。无论如何，即使是在社会整合类型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病变类型的最一般化水平上，这些偏差也需要用历史的规定性（historical specifications）来加以说明。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采取一种简单的理想类型方式，并把自己局限在后自由社会的两个主要变量上，如果我们从这一假设开始：即异化现象表现为由系统所诱发的生活世界的变形，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组织的原则、危机趋势的种类以及社会病变的形式进行一个比较研究。

根据我们的假设，一个相当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是现代化进程的初始条件之一。金钱和权力必须可能在生活世界中被固定为媒介，即通过积极立法来使之制度化。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就能够被分化出来，而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并借助引导媒介（steering media）与它们的环境进行互换。在这一系统分化的水平上，现代社会出现了，最初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后——从它们自身爆发出的（？）——是科层制-社会主义社会。一旦经济系统发展出自身增长的内在动力，并带着其自身的种种内生性问题对社会的整体发展起领头作用——即拥有优先进化权（evolutionary primacy），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便从此开端了。在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制度化的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当行政行动系统获得了与经济系统相关并与之相似的自身发展动力时，现代化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向前发展。

这些组织原则一旦建立，就会在功能上相互牵联的子系统、存在于封闭的子系统中的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以及媒介固定于其中的生

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间出现互换关系（interchange relations）。或多或少从物质再生产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的生活世界，转而能够在符号结构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并能够将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解放出来。与此同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系统被（set off ？）为系统所处的环境。是经济系统还是国家机制获得优先进化权，将决定是私人占有者还是有政治背景的社会成员将成为陷入危机的关键；这种危机正从子系统转移到生活世界。在经过现代化的社会中，发生在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中的混乱表现为顽固的系统上的失调；后者要么直接以危机的形式产生效果，要么引发生活世界中的病变。

引导性危机（steering crises）最初是与市场经济的商业循环联系起来被研究的。在科层制社会主义中，危机的趋势产生于计划管理中的自我阻碍（self-blocking）机制，正如它另一方面产生于积累过程的内生性中断（endogenous interruptions）。如同交换理性的内在矛盾（paradoxes）一样，计划理性的内在矛盾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理性行动的取向由于出乎期望之外的系统性效果而与其自身相矛盾。这些危机趋势不仅在它们所产生的子系统中成为现实，也在它们得以被转移入的补充性行动系统中成为现实。正如资本主义经济有赖于国家的组织状况，社会主义计划科层制也不得不有赖于经济的自我引导状况。发达的资本主义在相反的“市场自我修复能力”政策与国家干涉主义政策之间摇摆不定。17结构上的两难境地在另一方面甚至更加明显，政策无助地在日益增强的中央计划与权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之间、在投资导向的经济计划与消费导向的经济

计划之间左右摇摆。

只有当经济与国家的表现明显低于目标的既定水平，并且由于引起冲突和抵制反应而妨害了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时，这些系统性失衡才会演变成危机。直接受此影响的是生活世界的社会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冲突威胁到社会整合的核心范围之前，它们被推向边缘地带——即在失范情况产生之前，会出现合法性（legitimation）或行为动力（motivation）的消退现象。但当引导性危机——即已被观察到的物质再生产的混乱——通过求助于生活世界的资源而成功地被遏止时，生活世界却发生了病变。这些资源有助于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社会化。对于经济和国家的持续存在而言，与之相关的是有助于维系社会的中坚资源（？resources listed in the middle column），因为正是在这儿，在生活世界的制度性秩序中，子系统才得以确立。

有关生活世界的病变对引导性危机的替代，我们可以做如下描述：失范情况得以避免，对维持制度性秩序至关重要的合法性与行为动力得以确保，而这些却都以对其它资源的残酷剥削为代价。为避免危机并稳定社会，文化和个性遭受攻击。异化现象和令人不安的集体认同现象，取代失范的表现（并取代代替失范的合法性和行为动机的消退）而产生了。我将此类现象追溯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将它们描述为日常生活交往实践的物化。

然而，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只是在私人家庭成为危机替代侵入生活世界的切入点的地方（？），生活世界的变形才采取交往关系物化的形式。这不是一个单一媒介过分扩展的问题，而是一个雇员

与消费者、市民与国家官僚人员的行动范围发生货币化与科层化的问题。在有政治背景的社会成员成为危机渗透侵入生活世界的切入点的社会里，生活世界的变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同样地，在科层制社会主义社会中，依赖社会整合的行动范围转换为系统整合的机制。但是，与交往关系的物化不同，我们发现，发生在被过度扩展与管理的公共领域中的伪政治互动，在其被科层式地枯竭（bureaucratically desiccated ？）和被迫“人性化”（forcibly “humanized”）的范围中，显示出交往关系的虚伪（shamming）。这种伪政治化（pseudopoliticization）在某些方面与将私人化物化是对称的。生活世界并不直接被系统所同化，即被合法规范和正式组织起来的行动范围所同化；而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组织在假想中被放回生活世界中一个被模拟的视界。当系统被表现为生活世界时，生活世界便被系统所吸收。18

(b) 家庭社会化与自我发展：对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分离的诊断，也为评判家庭、教育和个性发展中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对于一个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的精神分析而言，一个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的俄狄蒲斯情结理论，对于解释经济系统的功能压力（functional imperatives）是如何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格的超我结构中确立自身，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样，例如，勒温梭（L?wenthal）对于19世纪的戏剧和小说的研究，能够详细表现经济系统的限制性因素——主要是地位等级，职业角色和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通过家庭内的依赖性和社会化模式而渗透入生活历

史的最深层面。19高度个人化了的人际关系的亲密性只是隐藏了看不见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力量，这种力量在与私人领域相联系的意义上已经变得独立——一种作为“命运”而被体验到的力量。

这样，家庭被视为一种中介，系统压力通过它影响我们本能的变化；而家庭的内部交往结构并没有被予以认真考察。由于对家庭的研究总是只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而从未从结构主义的观点赋予家庭自身应有的份量，所以资产阶级家庭的时代变迁便可能被误解；尤其是父母权威下降的后果可能得到错误的解释。看来好象系统压力现在有机会——通过被置于中介位置的家庭——直接控制人的内心世界，而作为软媒介（soft medium）的大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至多可能减缓发生作用的速度（？）。相反地，如果我们还认识到在资产阶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生活世界的内在理性化；如果我们看到，在平等主义的社会关系模式中，在个性化的社会交往形式中，以及在自由的养育孩子的实践中，深植于交往行动中的一些理性潜力也得到了释放；那么，在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中，社会化的已经改变了的条件将展现为另一种样子。

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核心家庭日益自主（autonomy），其中的社会化过程以在很大程度上非制度化的交往行动为媒介而发生。交往的基础结构持续发展，以至已经使自己从系统依赖性（systemic dependencies）的潜在纠缠（latent entanglements）中解脱出来。在私人领域内接受自由和人性教育的人类(homme)，和在社会劳动领域内遵守功能性要求（functional necessities）的公民(citoyen)，这两者之

间的对立总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过现在它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在熟悉的生活世界看来，经济和行政系统的压力是从外面逼近，而不是从后面被生活世界所中介化的。在家庭及其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交往中被结构化的行动领域和被正式组织所结构化的行动领域之间，有一种两极化的趋势；这将社会化过程置于不同的条件之下，并使其面临另一种危险。这一观点得到社会心理学的两条模糊线索的支持：俄狄浦斯情结（problematic）的意义逐渐减弱和青春期危机的意义逐渐增强。

一段时间以来，受精神分析法训练的内科医生已经在疾病的典型表象上观察到一种症状的变化。传统的歇斯底里症几乎已经绝种了；强迫性神经症的数量大大减少；而另一方面，自恋型失调症却在增加。20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将这种症状的变化作为诊断时代的理由，而这种诊断已经超越了临床诊断的范围。21这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事实，即目前发生的重要变化逃脱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学解释，这种解释的出发点在于俄狄蒲斯情结，以及仅仅由家长权威所掩盖的社会压抑的内化。更好的解释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已在家庭中被解放的交往结构为社会化提供了条件，这些条件既脆弱（vulnerable）又严格（demanding）。烦躁易怒的潜在可能性增加了，随之家长行为不稳定的可能性也会产生相对强烈的效果——这一点被微妙地忽略了（a subtle neglect？）。

另一个现象——青春期情结的加剧，也说明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社会化上的重要性。22系统压力并没有太多地使自己融入家庭，

在被系统性歪曲的交往中建立自己，并悄悄地介入自我的形成过程；相反，这些压力是从外部公开逼近家庭的。这样，就在能力、态度、动机和对成人角色的功能要求之间产生了一种不一致的趋势。无论如何，个人将自己从家庭中分离并形成自己的认同（identity身份？）的问题，将青春期的发展（很少再被制度所护卫）变成一项对于代际衔接能力的关键测试。当家庭社会化的条件与成长中的孩子终有一天要面对的组织成员的条件不再在功能上互相协调的时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难以解决他们在青春期必须加以处理的问题。这种情况的一个迹象便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年轻人的抗议和隐退文化（withdrawal culture）所获得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意义。23这种新的问题处境无法用旧的理论方法来解决。如果我们将家庭社会化中的时代变迁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联系起来，那么社会化互动（sociolizatory interaction）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以用来分析自我的发展和有组织地被歪曲了的交往——人际关系的物化——并用来调查社会病理。交往行动理论为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模型的重新构造提供了一个框架。24本能理论用意识哲学的术语来表现自我与内在本质的关系——关于主客体关系的模型——我们用社会化理论取而代之，该理论将弗洛伊德与米德联系起来，赋予主体间性的结构（structures of intersubjectivity）以其应有的地位，并用认同形成的假设取代了有关本能性变化（instinctual vicissitudes）的假说。25这种方法能够(i)利用更多的精神分析研究,尤其是有关客体关系26和自我心理理论27的最新发展，(ii)采纳防御机制理论28，这样有助于理解内在

心理交往壁垒和人际层次上的交往障碍之间的相互联系，29并且(iii)用关于有意识控制与无意识控制机制的假设，以建立？（orthogenesis）和病因之间的联系。皮亚杰传统30中所研究的认知与社会道德的发展与结构模式一致，这种结构模式为凭直觉记录的临床偏差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foil）。

(c)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由于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交往行动便产生出社会化互动的独立逻辑；相应地，两类相反类型的交往媒介之间也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使我们对大众传播所具有的混杂的潜力（ambivalent potential）非常敏感。这一理论使我们怀疑，在后自由社会，公共领域的本质已被消除。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言，由大众传媒所引导的交往流（communication flows）取代了那些曾一度使公民和私人的自我理解和公共讨论成为可能的交往结构。随着从书写到图形和声音的转变，电子媒介——最初是电影和广播，然后是电视——表现为一种完全渗透并统治了日常交往语言的装置。一方面，它将现代文化的真实内容变形为经消毒处理并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大众文化的刻板形象，而大众文化只是对存在之物的一种复制；另一方面，作为无所不包的社会控制系统，它清除了文化中的颠覆性和超越性要素，并覆盖了个人，部分地强化他们已经弱化的内在行为控制，部分地替代它们。文化工业发挥功能的形式据说是对心理机制（psychic apparatus）的反映（mirror image），只要对父权的内化还在起作用，这种心理机制就使本能的自然服从于超我，正如技术使外在的自然服从于自己那样。

针对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提出经验性的反对，反对使过度简化（oversimplications）成为潮流——它是一个非历史的过程，没有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内的结构变化考虑在内；它不够复杂，未把显著的民族差异考虑在内——从广播机构的私人组织结构、公共-法律组织结构和由国家控制的组织结构之间的差异，到制作节目（programming）、观看节目（viewing practices）、政治文化等之间的差异。不过，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反对，一个原则上的反对，它可以从上述所讨论的媒介的两重性中衍生出来。31

我将两种媒介区分开来，以便减轻达成理解所需的协调机制（这一机制具有风险性并且要求苛严）的负担：一方面是引导性媒介（steering media），通过它，子系统被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是交往的一般化形式，它们没有取代用语言达成一致意见这一过程，而只是强化（condense）了它，并因此与生活世界的情景相联。引导性媒介使行动之协调完全脱离了用语言建立共识的过程，并在关于是否选择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上使之中立化。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则是形成共识的语言过程的具体化，而这种共识的形成有赖于生活世界背景中的各种资源。大众传媒属于这些交往的一般化形式。它们使交往内容远远脱离了时空限制而获得虚拟在场网络的抽象同时性，并保持信息在多面化情境中的可获得性，从而将交往过程从受时空限制的情境的狭隘性中解放出来，并允许公共领域出现。

这些媒介公共设施（media publics）发生等级分化，并同时消除了对可能的交往范围的限制。两个方面不可分离——而这里存在着它们

混杂的潜力。既然大众传媒在一个集中化的网络中单向地引导交往流——从中心到边缘或是从上层到下层——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社会控制的效果。然而利用这种权威性的潜力总是靠不住的，因为还有一种解放性的潜力植根于交往结构本身之中与之抗衡。大众传媒可以同时使达成理解的过程情境化和集中化，但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中，它们才使互动从是/非式的反应中解放出来，而诉诸批判有效性（criticizable validity）的要求。这些交往虽然经过抽象和集中，但它们并不一定能逃避负责的行动者（responsible actors）之反对的可能性。

当对交往的研究不局限于经验主义的态度，而对交往性日常活动中的物化方面加以考虑时，32它就确证了这种混杂性。受众调查和节目分析反复说明了文化批判主义——首先由阿多诺格外强调地加以发展——中的主题。与此同时，他也在解决由下列事实所导致的矛盾上花了相同的精力。

·广播网络受到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影响；它们无法顺利地整合经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职业的和审美的观点；33

·在正常情况下，大众传媒无法在不引起冲突的情况下逃避从新闻使命和新闻的职业操守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职责；34

·传媒节目并不仅仅——或甚至主要不是——反映了大众文化的标准；35即使当它们采取大众流行娱乐这种微不足道的形式时，它们也可能包含了批判的信息——“作为流行报复的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 as popular revenge）；36

·意识形态的内容失去其受众,这是因为受众在某种亚文化背景下接受信息而导致预期要传达的意义被理解成了它的反面；37·日常交往活动的内在逻辑能抵御大众传媒直接的操纵和侵入；38以及

·电子传媒的技术发展并不必然朝着集中化网络的方向发展，即使此刻“视听多元化”（video pluralism）和“电视民主”（television democracy）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想象。39

(d)反抗的潜在可能。我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论题——它以韦伯的社会理性化理论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功能主义理性的批判，这种功能主义的理性只是在其意图和对“理性”一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使用上，才同意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交往行动理论将生活世界看作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物化过程并不是作为单纯的反映——即作为源自寡头经济和权威国家的压制性整合的表征——而出现。在这方面，早期的批判理论只是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主义的错误。40我对于系统与生活世界脱节的社会化关联（socializatory revelance）所作的论述，以及对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混杂潜力所作的评论，显示出在理性化了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系统压力与独立的交往结构发生冲突——背景下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从交往行动向由媒介引导的互动的转变，以及被破坏了的主体间性结构的变形，绝不是可以从一些全球性概念中蒸馏出

来的、被预定了的过程。对生活世界病理的分析要求对趋势和矛盾进行一次（不带偏见）的调查。在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中，阶级冲突已经被制度化从而也被平息下去了，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反抗的潜在可能也已经全部消失了。然而，如今反抗的潜在可能出现在不同领域的冲突之中——即出现在那些根据我们对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论题而期待它们出现的地方。

过去的一、二十年间，冲突在发达西方社会的发展使之以各种方式偏离了制度化冲突发生在分配环节中的福利国家模式。它们不再在物质再生产的领域爆发；不再通过政党或团体的渠道发生；它们也不再能通过补偿来而得到缓解。问题毋宁是，这些新的冲突将在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社会化的领域出现；它们以亚制度性的——或至少是议会政治之外的——反抗形式进行；潜在的赤字反映了由交往构建的行动领域的物化，而这一行动领域不再响应金钱和权力的媒介。问题首先并不是福利国家所能够提供的补偿的问题，而是守卫和恢复受到威胁的生活方式的问题。简而言之，引发新冲突的不是分配问题，而是与生活形式的基本原理有关的问题。

这一冲突的新类型是英格勒哈特(R. Inglehart)在全体人群中所观察到的、发生在价值和态度中的“静悄悄的革命”的一种表现。41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t）和达尔顿（Dalton），以及邦斯（Barnes）和凯斯（Kaase）的研究确证了从“旧政治”（在经济和社会安全、国内和军事安全的问题上）向“新政治”转变的主题。42新的问题与生活质量、平等权利、个人的自我实现、参与和人权有关。根据社会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