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摘要】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三个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公理。《论犯罪与刑法》中指出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这一观点则至今仍为刑法学者频频引用。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纳入了刑法典，并规定其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其地位不言而喻，即修订《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个举措不仅完善了我国刑法的内容，充分的保障了人权，使刑法的稳定社会与保障人权的机能得到有效的平衡，而且符合国际的潮流，将人权摆在了重要地位。由此，罪刑法定的确立并加以适用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而今，法治的车轮已经滚过了21世纪，罪刑法定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鞭策下成效斐然，但存在的问题总是也令人触目惊心。反思的目的在于促进，我们渴望着罪刑法定到来的那一天！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意义，实施这项原则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其在我国的发展。

关键词：罪行法定原则；基本含义和意义；面临的问题；完善途径；司法实践；传入与发展；

一、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1注罪行法定原则不仅是一个刑法原则，也是一个宪法原则。韦德对于构成英国宪政基础的法治原则作了五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其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定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和逮捕。”这里就蕴含着罪刑法的思想。1997年我国修改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纳入新刑法典，将其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取消类推制度，这是刑法观念上的转变与更新。在法治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背景下，新刑法典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2注十八世纪法学家A Feuarbacegen 根据心理强制说，于1801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以拉丁文格言形式将其表述为“Nullum crimen sine lege,nulla poena lege”(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具体化、明确化，说明了我国刑法由偏重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重大发展。目前，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罪行法定原则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3注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

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把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问题都予以规定，并明确规定必须依法办事，使司法工作人员定罪判刑都有统一的标准和依据可循，便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其次，也可以防止任何人，特别是执法人员滥用

职权，任意定罪，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使有罪的人依法被惩处，并依法定罪判刑。这样就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办案的原则和准则真真正正落到实处。可以说刑法规定罪刑法

定原则是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切实有效保障人权的需要，将罪刑法定原则明文制定在刑法典之中，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再次，确定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需要。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核心，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纳入法制轨道，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坚持罪刑法定原则，防止司法机关有法不依，随心所欲地处罚他人，以达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之目的。最后，实施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需要。将罪与刑明确法定，建立罪与刑的必然联系，这就对社会上一般人起着重要的鉴别功能，对欲犯罪之人也起着心理震慑作用，从而有利于预防犯罪。

三、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缺陷及完善途径

不言而喻，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刑法某些条文之中,存在大量模糊性概念和条款。如刑法总则第20条第三款关于公民享有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就存在某些概念模糊、语义不清、逻辑混乱的问题,导致其可操作性降低。例如:对于“行凶”这个词语,它具体含义如何?从内涵到外延,我国法律均未明确规定。它是否包括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等,这些均未得以明确，显然是与罪刑法原则的要求相违背的,并且直接限制了公民对无限防卫权的行使。

（二）、罪名尚不够完备。尽管新刑法规定了400多个罪名,但仍不够完善。例如,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这个罪名的对象是妇女和儿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当拐卖对象是14-18周岁的男子时,是否构成犯罪呢?由于我国刑法对此尚未作出规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其显然不构成犯罪。这样便会导致许多人钻法律空子,专门从事拐卖14—18周岁男子的行为。因此,对这种应规定而未规定的罪名,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加紧完善。

（三）、某些犯罪构成要件规定不详,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并未对“危害公共安全”做出详细说明,导致刑法理论界对此有不同见解。如有人把“危害公共安全”解释为“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和重大财产安全”;也有人解释为“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和财产安全以及其他公共利益安全”。之所以产生上述不同见解,主要因为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

（四）、部分犯罪法定刑幅度过大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某些罪名的法定刑为3—10年,少数罪名的刑种跨度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极少数罪名跨四个刑种。再加上某些刑法分则条文仅规定了幅度过大的刑罚,但没有规定任何具体的罪状。这样就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仅使刑法明确性减弱,而且使司法标准必然不统一。这将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顺利实施。我国刑事法治的实践还表明，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罪刑法定的宗旨在实践中就无法实现，所谓罪刑法定也就可能只具有符号意义。

要建立起真正的刑事法治，我们必须注重原则以外的制度建设：

一是建立法官自主的刑法适用机制，化解制定法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在社会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机制。二是要强化立法解释,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立法漏洞和立法滞后性是客观存在的,它给罪刑法定原则带来的隐患,

只能通过立法解释的途径加以解决。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加强立法解释工作,对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补充规定的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或者作出相关的补充规定;还必须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有关刑事司法解释的原则性分歧作出解释和决定。但必须明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必须以“刑法条文之本身”为前提而进行,不得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样,有利于保证刑事法律的稳定性。三是司法机关要正确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罪。对于刑法明文规定的各种犯罪，司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把握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界限，做到定性准确，不枉不纵，于法有据，名到其实。对各种犯罪的量刑，亦必须严格以法定刑及法定情节为依据。1四是要合理解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都不得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不得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无论以何种方法解释刑法，都必须符合刑法自身规定。尤其是司法解释，因为司法解释大量及时，最为贴近司法实务，司法解释不能超越其应有的权限，无论是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真实意图，更不能以司法解释代替刑事立法，否则，就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学理解释，对刑事司法起着重大影响，故学理解释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五是改变对刑法的传统认识，牢固树立罪刑法定观念。现代意义的刑法，不仅是保卫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更是公民合法权利的有效保障。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必须牢固树立罪刑法定的观念，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有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四、司法实践

刑事立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有赖于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贯彻执行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正确定罪和量刑。对于刑法明文规定的各种犯罪，司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把握个罪的本质特征和具体构成要件，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做到定位准确，不枉不纵。对具体犯罪的量刑，必须严格依照个罪法定刑及法定情节，参考酌定情节准确量刑。

2、正确进行司法解释。为弥补刑事立法之不足，统一规范和指导司法实务，最高司法适时颁布司法解释，对刑法中不够具体、明确的规定进行解释，以指导具体的定罪量刑活动。但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其应有的权限，不论是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不能有违于刑事立法意图，更不能以司法解释替代刑事立法。否则，就会背离罪刑法定原则。

五、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传入与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是舶来品。我国清朝末年，罪刑法定思想由日本传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步的《宪法大纲》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加以逮捕、监察、处罚。”宣统二年（1910）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中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不为罪。”国民党1935年颁布的刑典也在第一条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受无产阶级理论的影响，把刑法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刑法理论中把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惩罚犯罪的价值取向极为鲜明，认为无产阶级要维持统治，就不能容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发生，哪怕这种行为法律并未明文禁止，也要使其接受刑事惩罚。所以1979年诞生的《刑法》第79

条规定了类推制度：“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违背了罪刑法定主义，无异于法外用刑，不教而诛。其结果就是法律虚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故在司法实践中超越法规的解释、类推适用在所难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行和依法治国理念的形成，个人权益受到更多的重视，一种宽容的社会环境逐步形成，刑法观念随之更新，类推制度越来越难为人们的接受。故在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第3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法走向完备，趋向成熟。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的一条铁则，是法治精神之实质体现。罪刑法定原则源远流长，虽然中国古代是否有之，尚存争议。但如果我们从实用主义角度评估，无妨认为中国古已有之，就像康有为“托古改制”，是为了古为今用，但决不能“中体西用”。现实的中国，直到一九九七年的刑法典才正式确定罪刑法定原则，路途不可谓不艰难。罪刑法定不仅是表面意义上的罪与刑的法定，它需要一系列的理论支撑，要求拥有特定的基本原则，具有固定的基本内容，并有相关的制度和法规与其相适应。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将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密切联系起来，不断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将罪刑法定原则充分完整并准确的贯穿于刑事立法的始终。十多年来，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华大地不断茁壮，为中国人权的保障善尽职责。未来，罪刑法定原则必然在中国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第1页。

②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第1页。

③高明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