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的原因(论文)

内容摘要：
从古至今，山东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经济也在兴衰之间徘徊。

“闯关东”历经了299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的看作是一次普通的人口迁徙，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大规模、长期的逃亡。

我们该反省，不能一味的将其归咎于“天灾”和经济的不条，其实我们人类错误的价值观及其指引下的我们的所做所为铸成了那些所谓的“天灾和经济不条”，闯关东归根结底是“人祸”
关键词：闯关东、天灾、人祸
参考书目：2008年刘德增著《闯关东》、《汉书》
山东人为何闯关东？有人说主要是“天灾”，是经济原因。

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山东人闯关东主要是“人祸”（我所说的人祸是指我们人类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决策和其它的错误行为等），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天灾只是直接原因，逆其本源，“天灾”也起于“人祸”，而经济原因也是这样，从古至今，经济的兴衰从根本上也是“人祸”造成的。

让我们先简谈下“闯关东”。

东北与山东隔海相望－有时人们就以“海北”、“海南”来指称东北、山东。

历史上，两地还有多次划分在一个行政区－不过都是东北隶属山东。

从先秦至宋元，人们通常都以“辽东”来指今天的东北地区。

自康熙年间起，“关东”一词逐渐被官方或民间使用。

“关东”一词本指函谷关（在今天河南买宝县坡头乡王垛村，东至崤山，西至潼津）以东。

“关东”与“山东”同义，这里的“山”即指崤山，“山东”指崤山以东。

两汉人经常提到的区域概念是“山东”与“山西”，“关东”与“关西”，二者指的范围是一样的，可以互换。

北出山海关是辽宁绥中，秦始皇在绥中建立了行宫－碣石官。

碣石宫外面的海滩上有三块石头，这就是著明的“碣石”。

秦始皇还在此立了一座“碣石门”，有人说这就是秦朝北方的“国门”，山海关处于东北与中原的咽喉之处，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

到目前为止，经考古学家们研究，大约从五六千年前起，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小珠山东坡的“小珠山文化”就包含了胶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因素。

入周秦以后，山东人浮海北上，不绝如缕。

并且，据文献载明迁往东北的第一个群休是殷商的箕子集团，它是东夷人（土生土长的山东人）的一支。

但真正的闯关东是起于顺治八年（1651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经历299年的历史，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两年里，“闯关东”的山东人占到最多。

闯关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史，其迁徙人数也是中国史以及世界史最多的。

关内的移民，特别是山东人的大量拥入，必然会影响东北工著的生产与生活，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引起他们的不满。

从“山东棒子”、“南北头”、“南蛮”等称谓也可以看出东北土著对“闯关东”的山东人不无敌意。

山东人“闯关东”大多是“候鸟式”即春去秋归或在东北呆上三两年，然后回到故里。

在闯关东的历只中名垂青史的人很多，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杨明斋、东北国民抗日救国总司令王德林、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柴世荣、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等。

当然，也出现了一臭万年的张宗昌、吴俊升等军阀人物。

谈到此处，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为什么不远千里“闯关东”？特别是山东人，为什么这么多的山东人不畏艰险、不避风寒，都疯狂的向往东北地区？贫穷是主要原因，想当年，山东曾是富庶之地。

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

不曾想，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渐渐衰落这是山东人“种地为上”的思维定式所造成的。

我认为山东人“闯关东”有经济原因，但是经济原因是归根结底是由人的思想和行为造成的。

在今天的东北、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流传着很多的民间故事，有很多是以山东为题材的，特别是东北流传的人参故事中关于山东的特别多，这些民间故事的描述只能说明闯关东是生活艰辛而不得以。

当然，文字的描术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夸张的成分。

我们可以再看看一些清宫档案中的事例：
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大臣巴宁阿从奉天（今辽宁沈阳）回京，一路上，出关北上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都是携老带幼。

他怀疑这些人是非法出关，于于上奏朝廷，十四日，爱新觉罗琰颁诏，命有关地方查明上奏。

四月初一，山海关副将都统来仪将他任内出关的十户百姓情况上报，其中就有山东的五户。

他们都来自山府五县，主要因家乡受灾不能度日而出走闯关东的。

“受灾”？确是自然灾害吗？不敢以其为然，结合当时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其下的平民百姓可以说是无地可种，只得租种地主土地。

而地主们的贪欲迫他们以“驴打滚”的方式向农民放高利贷，较高的地租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广大劳动人民无家无地，被迫出走关东。

从中可得其一，人的贪欲、私欲是闯关东的根源之一。

而农民呢？本有揭竿而起和出走两种选择，而他们却选择了出走，这其实是“种地为上”思维定式造成的，因此可得其二，固守的思维定式、保守是闯关东根源之二。

说到经济原因，我们要联系到山东（齐地）由古至今的经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浅析出经济、天灾、人祸内在关系。

“冠带衣履天下”的临淄，可见于《汉书-地理志》，意思是说普天之下，人们穿戴的帽、腰带、衣裳和鞋子都是齐人生产的。

这样说是有些夸张，但是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1400年间，齐地纺织业稳居全国的中心地位，有一事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汉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称孤寡的刘邦及其子孙，还有他们的后宫佳丽，春夏秋冬的四季服装都是设在临淄的“三服官”制作的。

齐地的盐业也是全国的中心，在环山东半岛数千里海岸线上，到处是煮海水为盐的灶户。

在汉武帝时，全国35处盐官中齐地就有11处，此外还有一个海洋捕捞中心。

纺织、煮盐和海洋捕捞三个中心，再加上其它产业，共同造就了一个财富中心，这个中心正是齐国都城临淄。

公元前221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当秦将王贲挥师南下直逼齐国。

当时齐国皇帝田建毫无抵抗的投降秦国，在秦末，田儋起兵，自立为齐王，但这个烽烟中的田齐王国仅仅维持了六年，终是被刘邦的大将韩信攻灭。

西汉之时，齐地仍保持着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位，但从东汉起，中国北方渐渐衰颓，南方日益崛起。

直至宋元，“中国经济中心”的贵冠就堂而皇之的落到南方人头上。

中国经济重心在北宋基本上移到了南方，到南宋时期就彻底南移了。

也正因如此北方的经济逐渐衰颓，而有些人在论北方衰颓时提出了是因为乩乱。

其实战乱也是由人的相互征服心理引发的，战争是造成闯关东的直接的外力因素，而人的争强好胜心理是其作用于战争而间接导致闯关东的内在因素。

在我国北方由于黄土层的形成，并且人们发现黄土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因此造成了北方的“重农之风”蔓延开来，农作物也逐渐成为北方的一种谋生方式，农业的兴盛使关中又一次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自唐代以后，北方农业滞缓不前，不仅是由于生产技术没有大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对农业的过分倚重。

千百年来的乱垦滥伐，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遭到大自然的疯狂报复，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天灾”。

20世纪的陕北黄土高原，除了部分次生植被外，已看不到天然的植被，光山秃岭，黄沙遍地。

正是由于肆虐无己的“人祸”带来了横行无阻的“天灾”，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的横行，使黄土高原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br] 从黄河溢、决、徙统计表中可以得出：第一，两汉以前，黄河水灾不多，而两汉时猛增；第二，从王莽新朝到隋代黄河出现了较长时期的安流局面；第三，自唐代起，黄河水灾大量增加，而且一直居高不下。

这些变化与当时的农业发展相应，农业繁荣使北国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过度的重农又导至了农业的衰颓，北国经济衰退，接而出现了闯关东的民流。

这里也体现了人的“种地为上”思想，还有人的错误价值观指引下的错误实践。

[br] 明代地山东分为“西三府”（济南、兖州、东昌）和“东三府”（青州、莱州、登州）。

临淄的兴衰是经济兴旺的历只见证，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造成了山东经济重心西移，出现“东贫西富”的格局，因此清朝闯关东的“东三府居多”。

咸丰五年（1885年）是山东西部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由于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导至下游（山东段）河道淤积，形成地上悬河，黄河改口，使会通油被拦腰截断，再加上会通河的阻塞使其无法正常进行航运。

西部经济渐渐衰颓，从而导至了民国时候山东西部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一直延续到民国三十八年。

[br] 综上所述，山东人闯关东的根源在于人的私欲、贪欲；在于人的错误价值观和固守的“种地为上”思想；在于人的争强好胜心理和眼光短浅；在于人的错误决策和错误的实践。

也正是我所提到的：“闯关东”的根源在于“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