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用现代史学解释中国历史造成传统断裂

王赓武：用现代史学解释中国历史造成传统断裂9月13日，清华大学2016年度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邀请到香港大学原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赓武先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史”的传统和意义》的讲演。

讲座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崔之元、王赓武、汪晖中西“史”的传统的差异王先生首先指出，他所谓的“史”，就是经、史、子、集的史部。

“经”和“史”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不能分开的。

他认为，“经”和“史”是一套内容，只有对二者有着全面的了解，才能真正开始了解中国。

他相当同意章学诚关于“六经皆史”的说法，六经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史”为主的。

但是，传统的“史”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学”，其实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新概念。

西方历史学的来源比较复杂，主要有两大传统。

一方面是来自希腊罗马的传统，是较为世俗化的史学；另一方面是来自基督教的传统，是较为宗教化的史学。

在西方也有“经”——《圣经》，它的影响力比中国的“经”更大。

中国的“经”经过一千多年的讨论和选择，其中不乏理智性的、学术性的分析和讨论，至宋代时才最终确定下来，且在此之后还有人表示疑问。

在讨论和选择的过程中，“经”又夹杂着“佛经”、“道经”等概念。

此外，中国的“经”还有“九经”、“十三经”等数目上的规定。

而西方的“经”则有所不同。

它一开始就是一部“经”——《圣经》，且地位十分神圣。

在中世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希腊罗马的世俗化史学传统不受重视。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把世俗化和宗教化的两个传统重新整合在一起。

进入18世纪的启蒙时代，史学家开始考虑用科学的、客观的眼光来分析古代的历史，渐渐冲淡了其中宗教的成分，产生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历史学”。

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学”是从哲学和科学的思想中演变出来的。

西方新的史学，与所谓的社会科学密切相关，其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史”有所不同。

简单地说，中国的“史”讲究学以致用，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西方的“史”讲究求真，从科学的观点出发，重视档案的保存和维护。

在中国，档案的保存都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对于建立家天下政权有所帮助的档案才会被保留下来。

尤其是唐代以后，史官正式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工作，史书的编纂变得更为精细，档案的保存也越来越反映出官方的意志。

中国的“史”也求真，但却是在求用的范围里求真。

18世纪以后西方出现的新的史学，它的基本想法是要把史学和宗教的、王朝的需要相分离，用科学的、客观的眼光来分析史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开始以后，像顾颉刚等“疑古派”，就开始采用西方史学怀疑的态度，利用新的方法来看待古代遗留下来的记载。

新史学在史料方面也有所突破，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充。

特别是在档案的保存方面，原先是由官方决定档案的保存与否，新史学出现以后，则是强调要尽量地全部保留档案史料。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西方史学的变化在中国“史”的传统发生变革的时候，西方的历史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因为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当社会科学发生变化时，史学本身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经济方面，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就不断地发生着各种变化，使得史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历史上的经济数据、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在政治方面，过去的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外交史”，中国的朝贡制度本身是国体中的一部分，不能称之为近代意义上的“外交”。

而在近代由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史学逐渐发展出了所谓的“外交史”。

当史学家开始注意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时候，历史的性质也开始发生转变。

在18世纪以前，西方的史学著作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国家边界意识。

如罗马史就是罗马帝国和整个地中海周边的历史。

直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仍然延续着这样的叙事模式。

从15、16世纪开始，西方史学的重点才开始转向国别史。

其中最重要的一大事件，就是荷兰的独立。

荷兰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争，从西班牙分离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尼德兰革命”。

这段历史可以说开启了国家史的新模式。

一方面，在以往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国家”的概念，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由天主教的教廷来协调解决，人们的思想都笼罩在天主教之下。

而当天主教发生分裂后，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也不存在边界的问题。

国与国之间王室相互通婚，边界也在不断地改变，但宗教战争之后，边界的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

荷兰独立以及宗教战争这两大事件，使得“国家”、“边界”的概念日益清晰起来。

尼德兰革命有趣的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国际法”，也与荷兰的独立有所关联，且最早是从东南亚开始建立起来的。

在荷兰独立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东南亚也有过斗争，但并不需要所谓的“国际法”来解决，而是通过天主教的教廷来解决。

当荷兰独立、加入到对东南亚的争夺中后，矛盾就开始凸显出来。

由于荷兰信仰的是基督教，与西、葡的信仰有别，相互之间的争端不可能在教廷上加以解决，因此就创立了“国际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根据东南亚地区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之间的港口贸易的原则，确定了国际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严格说来，格劳秀斯所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只是商人之间互相认可的贸易准则，目的是解决贸易争端。

当信仰不同宗教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无法用宗教的方法解决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世俗化的法律来加以解决。

格劳秀斯何为“中国”？当民族国家形成以后，中国人该如何用国家的概念来书写历史？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家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王先生说道，自己在学生时代时就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等书名里都带有“中国”的名称？我们须知，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史书中并没有“中国通史”这样的名称，只有诸如“明史”、“清史”这样的名称。

“中国”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的名字这样的概念，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并在清朝灭亡后才得到广泛使用的。

那么，一个疑问就出现了：既然我们都在说“中国”，那么“中国”究竟是什么呢？王先生说，“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只有外国人和海外的中国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早在两三百年前，不少中国人就开始到东南亚定居。

他们坚持自己都是华人，保留着原有的风俗习惯，直到今天。

在两百多年前，清朝还未灭亡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其实，在他们心中并没有“中国”的概念。

他们所认同的是乡土，所谓“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乡土文化。

在他们的观念中，清朝不是“中国”，“中国”就是他们的家乡。

“中国”既不是国家的概念，也不纯粹是文化的概念，而是一个乡土文化的概念。

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这与中国商界的发展有关。

从秦汉到隋唐，士农工商的观念一直很强大。

直到明朝，才演变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儒商”。

最理想的商人，就是跟儒家合作做生意的商人，商人用儒家的思想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王先生认为，海外的中国人群体并不一定懂得或者研究儒家思想，也不一定信仰，但却很欣赏、很重视，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他们眼中的“中国”，就是儒家居其上、乡土文化处其下的一种概念。

他们也不使用“中国”或者“汉人”的概念，而是用“唐人”称呼自己，称“中国”为“唐山”。

在外国人发出“什么是‘中国’”的疑问之前，海外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

王先生认为，自此疑问发出以来，“中国”的概念最清楚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救亡”的口号影响很大，得到了海内外中国人的一致接受，爱国的歌曲、电影等开始大量涌现。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的中国人虽然接受中国官方从边界上认定的“中国”的范围和疆域，但其心中的“中国”，还是文化上的概念。

特别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开始退出殖民地区，原先的殖民地开始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由此一来，海外的中国人又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不能入外国籍？入了外国籍之后，我们还是“中国人”吗？结果是，一部分人回到了中国本土，而另一部分留在当地的中国人，就不再是“中国人”，原先的“华侨”也就变成了现在所说的“华人”。

传统史学的意义何在？时至今日，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近代史方面贡献很多，促进了中国史学的不断深化。

但王先生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中国传统的“史”还能有什么作用呢？王先生坦言，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很久，但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他说，我从境外看中国的时候，发现以前海外的中国人看中国，只看乡土文化和儒家文化，并不重视中国历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不再占据核心地位，海外在看中国的时候，才开始注重“史”。

他说，从境外看中国，认同中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有一个“经”。

特别是在乡土文化消失以后，“经”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

而现在，用现代史学的方法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越来越多，看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应当怎样在世界史中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与传统的“史”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众所周知，西方的近代史一般以1500年作为开端，而中国近代史则以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造成了与中国“史”的传统的断裂。

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明末清初到清中叶的这一段历史？最近一段时间讨论激烈的“新清史”，其实本是学术的正常讨论。

按照西方史学的逻辑，传统帝国的内部存在很多民族，他们本来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帝国解体之后，继之而起的就应该是民族国家。

不仅各个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帝国的统治者也应回到自己的本土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等国家皆是如此。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是如此呢？清帝国是满洲人建立的帝国，清帝国解体后，满洲人回到满洲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不也是正常的吗？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此种逻辑的背后也含有政治上的考虑。

但是争论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史”的传统的断裂。

在我们以往的认识中，从明末清初到清中叶的这段历史，并没有与中国传统的“史”结合起来。

“史”的传统的特点是连续性，但我们以1840年作为分界点的做法，却人为地割裂了“史”的连续性，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

王先生认为，当“经”还未定的时候，“史”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了解“史”的传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可能会对将来的“经”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