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金融危机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及世界货币体系革新

- 1 - 国际金融危机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 及世界货币体系革新

黄范章 【摘要】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特点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应对挑战？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即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或技术合作，提升到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同时，由美元垄断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早已结束，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但任何一种货币都不可能再居垄断地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是美元主导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关键词】全球化；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世界货币体系；革新

一、当今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的重大特点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的、贸易的、金融的、信息的网络把世界各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自由市场，有效的分配与再分配，使各地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挥。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 但经济全球也带来与之俱来的弊端：经济全球化了，各种经济风险的传导机制也全球化。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形成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各种衍生品组成的金融网络，把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很快传导其它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让一国虚拟经济的风险扩散到本国或别国的实体经济。 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往往先发生于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危机）而后引发金融危机，而在此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则经济风险（或风险）往往先发生于金融业的虚拟经济而后引发实体经济的危机，并扩散到别国或其它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如此，这次国际金融危 - 2 -

机也是如此。这次金融危机肇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扩散到欧洲，震撼全球，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导致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也陷入严重衰退。

二、经济全球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手段已经不够用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端即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市场失灵”），不得不求助于“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借助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虽未能消除周期性衰退，却使西方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内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的再度袭击。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还只是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一国政府只关注本国的宏观经济调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单靠各国致力于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不足以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更难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如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都表明一个重要事实：本国经济的失衡或震荡会通过传导机制的作用而传导到邻国或更远；同样，境外经济（或金融）的震荡也会传导或扩散到本国。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体系本来很健全，也遭到外来投机资金（对冲基金等）的冲击。既然如此，那么各国政府与人民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新形势、新挑战需要有新的手段。 有人曾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防止经济（或金融）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传导，应实行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有的人甚至谈论什么“世界政府”。我认为，所谓“世界政府”之说根本不现实，即使实行地区范围内“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即实行地区内统一的货币政府和财政政策，也不现实。以欧盟为例，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欧盟才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地区的“统一市场”，90年代末才确立地区的中央银行和统一货币（欧元）政策，但迄今英国尚游离在“欧元”圈、欧洲中央银行之外；要想在欧洲做到地区的“超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实非易事。因为世界各地不仅有国别、主权的分野，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且富国与穷国之间、南北之间在某些方面还有利害冲突。 那么，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各国人民所能有的惟一 - 3 -

选择，则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合作，应该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或技术合作，提升到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这是经济全球化在新世纪的迫切需求。诚然，进行这种国际合作，必须以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协商、互助互利为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国际合作才有生命力，才能成功。 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在平时应以经济（或金融）监管为重点，增强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防经济（金融）危机或风暴发生；一旦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或风暴，则重点应是如何联手应对和克服危机或风暴。当亚洲金融风暴肆行时，我于1998年12月发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际化”一文（刊《宏观经济研究》创刊号），呼吁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后又发表“金融全球化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一文（刊《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9日），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可以从初级到高级稳步推进，从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开始，增加彼此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进而举行政策磋商和政策协调，再而达成协议或采取共同行动。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也有了多种形式。有双边的，如中国—美国官方高层经济对话机制；有地区的，如东亚地区10+3框架下财长会议；还有全球性的，如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及之前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议，2009年4月20国首脑还将在伦敦开会，讨论合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之事。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它的意义将是深远的，甚至是历史性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中，毋论是何种形式（双边、地区或全球的），抑或何种等级（对话、磋商、政策协调、一致行动），各国政府除应维护本国权益外，还应有一种“国际责任感”。所谓“国际责任感”，就是在国际合作中，各国政府不仅要对本国人民的福祉负责，对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负责，也要尊重合作伙伴、邻国或本地区人民的福祉，尊重他们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对于一些经济强国或大国，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更应具有高度“国际责任感”，要对合作伙伴多释善意，多做贡献，必要时为顾全大局而不惜自己受损，切忌损人利己甚至以邻为壑。总之，“国际责任感”，是当代国际合作所赖以持久发展的道义准则之一，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时代文明。 - 4 -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币面对巨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表现出高度国际责任，宁可自己蒙受出口损失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地区金融局势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信任与尊重。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作为次贷危机的“肇事国”，虽然在奥巴马领导下推出了巨额经济刺激方案，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保护主义”（如“买美国货”）抬头的趋势，却立即遭到欧洲国家及加拿大等国的反对，迫使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强调“不让刺激经济方案传递保护主义信息”。希拉里国务卿2009年2月访华时向中方转达了奥巴马总统愿与中国合作抗击金融危机和保护主义的意愿。2月14日，7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罗马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合力抗拒“保护主义”。人们期待4月20国首脑伦敦会议，需要美国表现出更多的“国际责任感”，才能确保这次抗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合作取得成效。

三、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货币体系革新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上述所有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进行的，既不由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发起或主办，甚至未有邀它参与。第二，上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大多数是各有关国家为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确立的长效机制，也有个别（如20集团华盛顿会议）并非常设而是为了应急而采取的“合作”会议。20国集团首脑会议及财长会议，虽非常设机制而是应急性会商，但它讨论的问题涉及两大课题：一是如何合作应对来势汹涌的世界金融危机；二是如何改革世界货币体系，后一课题早未有明确决议，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 为什么上述多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多在联合国框架之外进行？为什么国际社会要求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愈来愈来高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联合国及其有关国际合作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二战后初期即1946年成立的。一则从它们建立时起，一直没有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按照章程规定，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是为会员国恢复与发展经济提供长期信贷和投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给会员国为应对经常性收支不平衡提供短期的资金融通，它们既无义务也无能力来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二则战后一段时期，美元独霸国际货币体系，西方世界经济的安危均系于美国经济一身，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也缺乏必要的国际背景。 - 5 -

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日益强劲的世界潮流；欧洲启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中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分批崛起，先是“四小龙”崛起，随后东盟、中国、印度等纷纷崛起；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从战后“霸主”位置上相对衰落下来，先是美元在1971年与黄金脱钩，接着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多元化”局面。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各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金融全球化为金融风险在地区内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导提供了条件。这就迫切要求各国政府，特别是各主要货币国家政府就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合作，而这种合作是以联合国框架为代表的旧世界体系所不能提供的。 其实，国际金融风险早就不断冲击旧的世界货币经济（或金融）秩序，要求有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要求的新的国际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例如，1985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失衡导致主要汇率的剧烈波动，迫使美英法德日五国在纽约广场旅馆召集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达成了联手对汇率市场进行“集体干预”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第二年召开了东京七国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由“广场协议”的五国再加上加拿大和意大利），决定七国以后每年定期就九大宏观经济指标（汇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息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外贸差额度及外汇储备状况），进行“监察”、“磋商”和“政策协调”。这样，“七国集团”便把过去对个别政策（如汇率政策）的“协调”变成对一般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并形成制度；而且“七国集团”曾多次集体干预国际市场，平息金融风波。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进行的国际合作，特别是第一次“广场协议”，根本没有邀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员参加。记得我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发表后几个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深切感受到该机构及世界银行领导层对被撇开在“广场协议”之外一事充满瞒怨、失落而又无奈的情绪。此后，改革原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华盛顿20国集团高峰会议虽呼吁改革世界货币体系，但如何改，却未深入讨论，更未达成共识。其实，在会前美欧就曾为召开会议展开较量。法国萨科齐总统主张“推倒重来”，英国布朗主张“彻底变革”，美国为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主张“渐进式”改革。20国集团高峰会议当初打算在联合国和华尔街所在地的纽约召开，但美国坚持在华盛顿召开，并由美国出面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