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希望大家喜欢!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一理财措施理财措施核心是这么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要增加国家的收入。
不打老百姓主意，国家又要拿钱，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下刀子。
所以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首先是青苗法。
每年青黄不接时，分两次贷款给农民，收成后加息20%还官，免受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收入。
相对于现在来说，20%利息太高了，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
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一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这些人想盘剥百姓没法盘剥了。
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
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减轻农民差役负担，保证生产时间。
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
再次，农田水利法。
复次，方田均税法。
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户的多少肥瘠收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市易法：政府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这就限制大商人控制市场，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现在等于是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
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增加政府的收入。
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以免你积压仓库，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
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然后政府挣四百对吧。
但如果商人卖，他可能卖八百，九百，一千。
因此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得到了钱，老百姓物价也能够便宜点，然后商人吃亏了，就这个意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大家知道哪些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大家知道哪些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大家知道哪些引导语：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有哪些原因?下文是小编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王安石变法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
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
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
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
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
略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略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摘要：作为北宋中期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统治集团坚定有力的支持、王安石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变法内容与实践的脱节。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性格；脱节；失败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
对其褒贬评价，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一般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针对“三冗”、“两积”社会弊病而实施的一次大变法，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所需。
然而，暴风骤雨似的变法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以失败而告终的命运留给历史深深的思索和无穷的遗憾。
由于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邓广铭、漆侠为代表的学者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认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近年来，研究视野逐渐转向变法本身，历史学家更加关注变法内容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等方面。
笔者试从统治集团的支持力度、王安石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变法内容与实践脱节三方面来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以期做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缺乏统治集团坚定有力的支持在北宋中期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社会条件下，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一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
它需要整个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才可能成功。
但实际变法过程中宋神宗由坚决支持到怀疑、动摇；司马光、韩琦等元老重臣百般阻挠；变法派内部走向分裂。
这一切使得团结、统一的中央权力架构难以实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终成必然。
治平四年（1067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即位，次年即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一方面是神宗个人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君王，恢复汉唐的强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王安石才干的赏识和对其变法主张的赞同。
变法之初，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均输、市易、青苗等法相继颁布实行；赋予王安石人事任命权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也于熙宁二年（1069年）正式成立。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一场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改革运动，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财政和农业改革来强化中央政权，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然而，尽管变法展现了初期的成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本文将探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首先，变法的目标和手段存在问题。
王安石的变法蓝图过于庞大，涉及面广泛，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来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例如实施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然而，这些变法措施对农民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反抗。
由于变法目标过于追求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忽视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导致了变法难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其次，变法过程中存在权力斗争和反对势力的压制。
王安石变法前，北宋朝廷的官员多为保守派，他们担忧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对变法持有抵触态度。
王安石通过一系列权谋手段，削弱了保守派的势力，如任用亲信、人事调动等，以确保自身的权力地位。
这种权力斗争导致了变法的实施过程充满了秘密、操纵和压制，使得变法难以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合法性。
第三，变法的失败与北方的外患有关。
当时，北方面临着来自辽国和西夏的威胁，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来支持军事防御。
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导致了军费的大量削减，使北方防御能力减弱，这引发了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变法的支持基础，使王安石失去了对外患问题的解决能力和信任度。
此外，变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失误。
例如，新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贪污腐败问题，不少地方官员将变法用于自己谋取私利，甚至侵害民众权益。
这种违背初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变法的声誉和公信力。
此外，变法的宣传不足，无法使社会各界充分理解变法的意义和目标，导致了社会上对变法的误解和抵制。
总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从经济、财政和农业改革的角度来看的问题，也有从政治、权力斗争和外患威胁的观点来看的原因。
这些问题的交织互相作用，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同时，变法的失败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只是单一原因所造成的，还与时代背景、社会状况、政治大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导语：北宋神宗年间，开国百年来的积弊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于是一场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图强求变的改革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王安石变法。
然而很不幸，这场变法不但没有富国强兵，反而把北宋王朝沉重的病体折腾得灯枯油尽。
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网小编为您整理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欢迎阅读!1、前言盘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估计能总结出一本书。
但纵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用人失察、多用小人绝对是不争的事实，王安石变法很大程度上毁于小人之手。
回过头来看历史，王安石固然是一个道德君子，然其所重用的改革干将，如吕惠卿、邓绾、蔡京之流，虽各具才干，但多是无耻小人，正是这些奸佞小人令改革沦为党争，最终毁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罢相后，北宋王朝的改革完全走了板，变成了小人们捞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直接断送了北宋王朝。
回望这段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小人擎不起改革的大旗。
2、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北宋中期以后，国家危机重重。
一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二是西夏等外敌虎视眈眈，民族矛盾十分突出。
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特别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导致政府出现严重财政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到了不改革就要完蛋的地步。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受命于危难之时，强制推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选人用人、文化等各个方面，力图通过改革，富国强兵，拯救危局。
应该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如国家财政状况改善、王韶收复河湟故地等。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竟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
最后，这场变法不但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引发了更大的社会矛盾。
当时，王安石变法从理财入手，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临川先生文集》)的口号，但实际上,在新法推行过程中,大部分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恰恰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产生了种种弊端。
高中历史第二单元古代历史上的改革下8张居正改革学案岳麓版选修1word格式
三、肠内营养制剂的分类
• 非要素制剂 • 要素制剂 • 组件制剂
• （一）非要素制剂 • 非要素制剂（多聚体膳，polymeric formulas）： 以整蛋白或蛋白游离物为氮源，具有渗透压接近 等渗、口感好、使用方便，病人易耐受等优点， 即适于经口喂养，也可管饲。 • 包括：匀浆制剂，混合奶，以整蛋白为氮源的非 要素制剂
• • • • •
慎用肠内营养支持 1、严重吸收不良综合征及长期少食衰弱的病人 2、小肠缺乏足够吸收面积的空肠瘘病人 3、休克、昏迷的病人 4、症状明显的糖尿病、糖耐量异常的病人、接受 高剂量类固醇药物治疗的病人
六、肠内营养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 • • • • • • • • （一）胃肠道并发症 1、腹泻 1）营养制剂选择不当 2）营养液高渗且滴速过快 3）营养液温度过低 4）严重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 5）乳糖酶缺乏 6）医院内发生菌群失调 7）胰腺疾病、胃部手术、肠道梗阻、回肠切除或 广泛性肠炎的病人，易发生脂肪吸收不良
• 1、经鼻置管：鼻翼部糜烂，咽喉部溃疡，声音嘶 哑，鼻窦炎，中耳炎等
• 2、胃造口：胃内容物漏出，造成腹腔感染，造口 处出血 • 3、空肠造口：造口管周围渗漏、梗阻
The end,thank you!
二、肠内营养的供给方式
• （一）口服营养 • 是指在非自然饮食条件下，口服由极易吸收的中
小分子营养素配制的营养液。
• （二）管饲营养
• 是指对于上消化道通过障碍者，经鼻-胃、鼻-十
二指肠、鼻-空肠置管肠内营养制剂的营养支持方法。
肠内营养的优点：
• 1.营养物质经静脉吸收输送至肝脏，有利于内脏蛋白 质合成和代谢调节。 • 2.长期肠外营养会使小肠粘膜细胞及营养酶系的活性 退化，而肠内营养可改善和维持肠道粘膜结构和功能 的完整性，从而有效地防止肠道细菌易位的发生。 • 3.肠内营养符合生理状态，对循环干扰较小，而肠外 营养使内脏血流和心排出量增加，因而对代谢营养物 质所需的能量增加。 • 4.在摄入相同热能相同氮量情况下，经肠内营养治疗 病人的体重增加及氮潴留程度均优于全肠外营养治疗。 • 5.肠内营养对技术、设备要求较低，操作方便，临床 管理便利，同时费用也较低。
张居正改革的成败
张居正改革的成败发表时间：2012-04-20T09:25:08.623Z 来源：《少智报（文综）》2012年第2期供稿作者：王志忠[导读]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卓资中学王志忠“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
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一、成功之道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
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
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
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
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的主张。
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
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
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
历史ⅰ岳麓版第8课(张居正改革)学案
历史ⅰ岳麓版第8课(张居正改革)学案知识目标1、知识要点：了解张居正改革的背景；掌握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影响；了解张居正改革结局的有关知识。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结合时代背景体会“救时宰相”的含义；理解张居正改革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意义。
本课重点：张居正改革的内容本课难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及评价感受历史：内阁制与内阁首辅明清两代的内阁是封建皇朝中央政府的最高办事机构，明朝永乐年间，为了方便协助处理政事，明成祖正式设立内阁。
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腐败，皇帝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由内阁代替皇帝草拟诏命、敕诰，六部尚书凡事须请示内阁大学士，而且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内阁大学士有多人，地位类似前代的宰相。
其中一人为首领，称“首辅”。
首辅更是位极人臣，一切朝政归其调度，俨然成为实际的宰相。
嘉靖时把持朝纲20年的严嵩和万历时主持改革的张居正，都是明后期影响很大的内阁首辅。
重点难点2、前后联系〔1〕联系必修Ⅰ，明确内阁在明中央政权中的地位，理解张居正改革能够推行强有力改革的有利因素。
〔2〕联系必修Ⅲ，理解明清时期理学思想占正统地位对张居正改革毁誉的影响。
线索勾勒1、基本线索整顿吏治明中期：内外交困→“救时宰相”实施边防新政身后毁誉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1）延伸探究：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败不同的原因。
五能力训练1、以下关于张居正改革背景的表达，最准确的是〔〕A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B蒙古贵族的劫掠C明政府统治腐败，财政困难D社会矛盾尖锐2、为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新法畅行无阻，张居正采取了以下哪一措施〔〕A严肃纲纪B设立驿站制度C创设颁行考成法D控制内阁3、呼和浩特城建成于明时期，这座城市的修建〔〕A适应了明王朝对蒙古作战的需要B加强了蒙古地区与内地的贸易往来C密切了满蒙关系D说明蒙古放弃了游牧生活方式4、以下属于“内修守备”措施的是①加固长城②操练兵马③改善汉蒙关系④起用名将⑤加强互市往来〔〕A①②③④B③⑤C①②④D①②③④⑤5、明朝实施的一条鞭法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关系是〔〕A没有关系B阻碍作用C促进作用D有关系6、以下有关土地赋税制度，因大地主的反对而失败的是〔〕①方田均税法②均田制③两税法④一条鞭法A②④B①②C①③④D①④7、明代张居正税制改革最大的影响是〔〕A按财产的多少征税B把赋税分摊到田亩上C减轻了农民负担D使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8、以下对一条鞭法的解释最准确的是〔〕A各项赋税统一折合成白银征收B以土地和财产为标准征收赋税C合并各项赋税徭役分摊于田亩D把人丁税折成银两摊入田亩9、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措施相同的特征是〔〕A改变现行的征收方式B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C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D对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10、张居正之所以身后被诋毁，祸及家人，主要因为〔〕A明神宗的反对B改革没起到应有的作用C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D张居正的去世11、阅读以下材料：材料一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浅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与失败原因
浅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与失败原因1【摘要】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新发”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优，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整个社会积贫积弱的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王安石以天下百姓和江山社稷为重，从经济上、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非常有远见的改革措施。
王安石也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
然而变法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有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变法派内部分裂以及变法靠山（宋神宗）的动摇和去世等。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一、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一）均输法王安石在任参知政事的前几天，曾和司马光争论理财问题时，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富国”方针，均输法就是贯彻这一方针的第一个新法。
原先的发运使根本不管开封的物资储存和需要情况如何，只要把诸路“上供”的“定额”物资，督运到开封了事。
所以“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
由于供求关系脱节，经常是化了巨额运输费用，却运来了许多过剩物资，只得在开封“半价”抛售。
而遇上军事或其他重大开支时，“则遣使刬刷（收括），殆无留藏”。
各路官吏又“往往巧为伏匿”，不报告物资的实有情况，并且为了所谓预防“年计之不足”，采用“支移”、“折变”的办法，进一步剥削民户，以至民户纳税“倍其本数”。
宋王朝调用物资时，又根本不管该地是否生产这种物资，是不是生产季节，一味强征。
所有这些，都为大商人屯积居奇、控制市场提供了方便，民户则深受其害。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均输法，命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发运使薛向推行新颁布的均输法。
拨给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之用，并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还令预先知道首都开封的库藏情况，以及一年开支的数量和所需物资的情况，使“得以从便变易蓄买”，并可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节省购价和运输费用。
这是王安石想用调整供求关系，将东南地区的物资有条不紊地供应首都开封的皇帝、官僚和大量军队的消费，以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的目的。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及其变法初论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及其变法初论中国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进入信史时代以来，出现的变法思想和提出的变法主张不下百余次，但是就效果来说，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也有，而是否使民富国强则是衡量变法是否成功的标准，这其中有代表性、影响深远、经验与教训最深刻，则要数秦孝公（公元前359年-前338年）时商鞅变法、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9年-1076年）的王安石变法及明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1582年）的张居正变法。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华夏族。
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
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入秦后封于商（现陕西商州），后人称之商鞅。
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
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
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后117年，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华夏，开创了中国的郡县制时代，而郡县制肇端与商鞅变法密不可分。
著有《商君书》传世。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晚年封荆国公，汉族。
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
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张居正(公元1525年-1582年)，字叔大,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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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摘 要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祐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 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 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九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 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 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 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 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