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谈工业遗产

俞孔坚谈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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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能否从几个类别，比如研究、保护、实践与专业推动等方面，介绍一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在中国工业遗产方面所作的具体工作？能否具体阐释一下北京大学景观设

计学研究院和土人设计自中山岐江公园以来的有关工业遗产方面的案例？

A：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从1998年就开始关注工业遗产，从岐江公园项目开始。当时的岐江公园是一个造船厂，已经被卖掉，进入了拆迁阶段，他们准备推平场地建公园，这是通用做法。后来我带两个研究生到现场看，发现它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工业遗产，是社会主义工业运动时期的工业遗产。所以当时到现场之后，我们对所有的机器、厂房进行了测量、评价、记录，贴上封条，这些是不能动的。这个工厂已经在拆迁，拿烂铜烂铁来卖的时候，我们劝说当地政府，停止了拆迁，保留下一些东西。

1999年进入设计阶段以后，有机会系统考虑如何利用、再生这样的工业遗产。在此之前，我也接触到国外的工业遗产，岐江公园这个项目不像国外如西雅图、鲁尔、杜伊斯堡等工业遗产项目那么巨大、那么宏伟，它的规模很小，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物，它没有任何保存价值，但是它同样有意义，它同样也可以作为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记忆保留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了“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当时提出来的，第一个途径是保留。就是通过系统评价之后确定哪些是应该保留的，保留了工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是代表性的东西。大到整个11公顷的厂址，厂址基本上没动，水也保留了，植被尽量保留，选择性的保留一些厂房；小到机器，机器是五六十年代的机器，还有水塔，都进行了保留。说穿了就是整个场地的保留，包括自然的水、植被、地等，同时也是人类活动和工业文明遗产的保留。

第二个是再利用，包括考虑场地的再利用。具体的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再利用，包括水塔和其他构建筑物的再利用。

第三个是考虑再生，包括生态上与精神上的再生。生态再生是指对原厂区生态环境的恢复，脏乱差水岸的生境恢复。精神就是指中国工业时代、社会主义工业运动时代留下来的精神遗产——集体主义精神、红色革命精神，能够在当代的语境下进行重新的解释论述，进行再创作。再生是具有创作意义的，它跟国外的工业遗产有很大的不同，如杜伊斯堡，它是保留和再利用，我们强调再生。再生在中国有特别的意义，首先我们的工业遗产本身价值不如外国工业文明起源和发达国家的有意义，其次就是中国现阶段如果完全保留利用是行不通的，

实际上市民也接受不了，所以完全考虑再设计、再生，同时讲述场地的故事，进行再解释。

到2002年，岐江公园这套从研究到实践的方法同样运用在沈阳铁西工业区。当时铁西是中国最大、最主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市政府委托我们设计原冶炼厂厂区。冶炼厂始建于1936年，当时叫做奉天制炼所，占地33顷。具有在全国和全世界都堪称绝版的完整的冶炼工业流程和设备，还有据称是全国最高的烟囱。我们对遗产地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并完成了三个方案。主题分别为保留大量工业遗产为工业博物馆，利用工业遗产作为会展中心和博览中心（包括建议作为类似园艺博览会场所）和文化创意园区。这些主题中都融入休闲娱乐、文化艺术等内容；都把工业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污染物的清理和土地的生态恢复作为设计技术的重要内容。沈阳冶炼厂在岐江公园研究的基础之上，规模更大，而且比较完整。方案作完后在当地获得通过，但最后全部拆掉了，非常遗憾。

从2004年开始，慢慢进入工业遗产廊道的概念的研究，就是苏州运河工业遗产廊道概念的提出。它在觅渡桥到宝带桥之间，是苏州城外的老运河。场地中有重要的近代工业遗产如太和面粉厂老厂房、苏州海关旧址、美孚石油公司老储油罐；同时，有从1950-1970年代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苏州化工总厂和苏州塑料三厂到苏州染料厂，到1980年代大量兴起的中小型乡镇工业。从最初的以粮食加工和纺织业为主，到目前主要以钢铁、电力、水泥、物资储运等门类为主的工业格局。沿运河工业带在时代的变迁和种种新交通方式的冲击下，经历了不断的转型和调整，始终保持着活力。工业、仓储、港口码头成为运河两岸土地利用的主体，塑造了新的运河景观。然而，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缺乏“美感”的工业仓储景观背后，却记录和见证了苏南地区近现代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的历史，真实地反映了运河在不同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毋需置疑地成为近代和当代运河景观的典型代表。规划方案通过从历史、区域以及运河景观文化等角度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保护和发掘运河工业文化景观遗产、实现充满活力的滨水区、构建城市的绿色通道这三个基本目标，构建苏州运河工业遗产廊道。

岐江公园是点，铁西已经是成片的片区设计，苏州项目是整个工业遗产廊道，由各种节点、片区连接而成。当时还提出“新苏州园林”的概念，苏州特色不光是苏州园林的特色，还包括大运河给它带来的工业遗产特色。我们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把工业遗产与大运河结合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和设计，试图把工业遗产通过一种逻辑建立起完整的联系，使之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这时候，工业遗产廊道的构建已经提出，研究它的功能相关、历史相关和空间地理相关的关系，建立了大运河苏州段的工业遗产廊道。它一直影响到2006、2007年对整个京杭大运河的研究，包括大运河江南整段的工业遗产的研究，无锡、常熟、苏州，一脉相承。这就使研究的尺度从片区走到了廊道。

2005至2007年，几乎同时，我们进行了两个较有意义的研究项目：一个是上海世博园场地景观设计研究。受上海世博园土控公司与上海园林局的委托，考虑大型工业遗产地，包括造船厂和上钢三厂如何更新，进行棕地恢复、再利用，然后形成特色，为大型的城市事件服务。“城市事件”与工业遗产相关联，当时在沈阳冶炼厂项目中就已经提出。上海世博园在更大范围内研究工业遗址通过大事件的带动如何保留利用和再生，城市事件是城市更新的动力之一。我们同时考虑到，在污染严重的条件下如何进行生态恢复，提出了“滩的回归”概念，运用棕地生态恢复的方法和新景观的设计途径，在自然的层面上叠加工业文化，恢复自然、恢复生态、恢复地，同时保留工业文化，形成上海世博园特色。“滩的回归”变成了上海世博园景观设计的一个主题，包括中心绿地的湿地设计——上海后滩公园，以生态恢复为主导，考虑如何再利用工业遗产，并在服务于城市事件的同时，带动新城市的发展。另一个项目是北京首钢搬迁，属于搬迁后的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范畴。受北京市首规委的委托，主

要研究作为首都的北京，在巨大的工业——钢铁厂搬迁后土地的利用方式问题，当然也考虑生态恢复再生，但核心的议题是策划与研究。

在这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2006年，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我起草了工业遗产的《无锡宣言》。2006年4月18日工业遗产日，在无锡召开了第一届工业遗产研讨会，《无锡宣言》发布，这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Q：您认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与景观设计学在哪些具体的层面上形成重叠？景观设计学的方法又怎样介入到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在学科上和实际操作上具体有怎样的优势？

A：工业遗产涉及建筑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系列学科，但是景观设计学更全面地跟工业遗产、场地发生关系。

第一，景观设计学本身尊重遗产，尊重历史。景观设计学尊重自然过程，尊重历史文化过程。工业遗产属于历史文化过程，我们设计中一直强调“天地人神”的和谐，“天地”是自然过程，但工业遗产地上的自然过程是往往被破坏的，所以景观设计学的介入应该是恢复自然过程，恢复生态，因为其场地往往是棕地，景观设计学用生态学的方法进行恢复。

第二，景观设计学重现场地的历史记忆，景观设计学的概念是重现的概念。“神”是与历史文化过程紧密相关联的，它是关于人对场地的寄托和精神联系，而工业遗产往往承载了太多人的精神寄托和联系。回到景观设计学的基本概念，景观设计学是关于土地及土地上的物体的保护、恢复和规划、设计的学科。工业遗产景观是工业场地，遗址和遗产构成工业景观或产业用地景观。景观设计学是关于这样一个景观综合体的分析、评价、保护、利用、恢复的科学和艺术“天地人神”中的“人”是当代的人，我们并不是把它像农业时代的古文物一样保护起来，它还是为当代人使用的，那么如何使用？所以说，涉及到景观规划，即如何使用这块场地，如何利用场地上的构筑物建筑物和植被景观。

第三，进行新的设计。何谓新的设计？就是要满足当代人的使用的设计。所以包括保护、利用和再生。这也是从岐江公园研究得到的心得。当时有“3R”（即保护、利用和再生），这是景观设计学学科的三个主体内容，也是景观设计学之所以能作为工业遗产或棕地恢复的途径的原因。景观设计师懂生态、自然过程，所以对场地生态恢复，比其他学科更有优势。如，建筑学可以解决具体建筑的使用利用问题，但是场地往往是被污染、被破坏的，这属于景观设计学的范畴。

Q：岐江公园的设计与实施处在一种怎样的背景当中？通过怎样的方式使决策者接受了在当时看来如此前卫的设计？

A：有几个颠覆性的行为。

第一，颠覆了美和文物的概念。这里的核心是一个丑陋的东西如何成为美的问题。直到2006年，中国才有明确的工业遗产的概念，国家才承认。我们是在1999年做的具体工作，接下来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做观念普及工作。那时零零散散的有人做工业建筑方面的恢复利用，比如登琨艳的苏州河工业厂房改造，此前虽然建筑师对厂房类有些利用，但岐江公园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工业厂址当做遗产来对待，对整个厂址进行再利用。在中国“退二进三”过程中，环境污染的条件下，作为公共环境，它到底能不能被接受，要不要保留？这些生锈的东西既不是文物，又不美，要不要保留？在中国连四合院都要被拆掉的大环境下，可以想见工业遗产概念的提出遇到多大的困难。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专业人员能够接受。专家都不能接受，可以想见市民可不可以接受。

第二，颠覆了中国传统园林价值观。它跟中国传统园林的概念格格不入。岐江公园的直线的路网、几何的构图显然跟中国的园林传统是对抗的，它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从以上两方面，可以体现其艰难。所以方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让公众、专家尤其是市长接受。

第三，颠覆了已有的建造规范。中国没有规范，没有先例。园林和建筑规范从来没有工业遗产利用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就决定了它完全是前卫的、实验性的。没有懂此方面的技术人员，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是实验性的。你从它的许多细节中可以看出，直到现在，这些细节也是很到位的。

Q：能否从生态学、景观结构和艺术表达三个方面阐释从岐江公园到现在的上海后滩公园，土人设计在工业遗产景观方面的设计方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A：从岐江公园到现在的上海后滩公园，土人设计在工业遗产景观方面的设计方法进步较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生态的场地恢复方面。后滩公园的污染比岐江公园大，必须考虑场地的污染和解决黄浦江被污染的水的利用问题，考虑生态的恢复和湿地的生态净化流程。

第二，景观结构方面。岐江公园地块完整，位于城市中心，设计构图的直线路网作为城市公园满足日常使用的要求；而后滩湿地公园除了面对生态上的问题，还有更严峻的防洪问题，同时着重考虑世博园的高密度人群的使用，它瞬间会产生大量人流，可达到日流量8万人左右。

第四，艺术表达方面。岐江公园更强调几何形式的介入，更强调艺术性，强调工业遗产的概念。后滩公园更多进行了弹性的设计，构图上更有机，更强调生态内容和使用的需要。后滩湿地吸取了岐江公园的做法，在河边的漫滩湿地大量使用野草。岐江公园更多的来源于知觉，来源于艺术；后滩湿地更进入科学的层面，强调生态的恢复，水的净化。

Q：从岐江公园的设计到现在，您认为国内在工业遗产方面的观念发生了哪些转变？转折点和标志性的事件又是什么？

A：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如建筑领域的798、岐江公园、上海苏州河工业建筑的利用、上海世博园在中国大型工业基地上举办、首钢的搬迁、沈阳冶炼厂的大烟囱被炸掉等都是发人深思的标志性事件，唤醒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意识。但真正的转折点我认为是政府的介入，标志性的是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无锡宣言》。现在，民间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经常接到求助、咨询电话，比如有一个东莞记者，讲到20世纪80年代引进外资时候的第一个厂房要拆掉，他们就感觉到这是工业遗产，应该保留。从开始民间的到报纸媒体的呼吁，工业遗产保护运动可谓如火如荼。近两年时间里，关于工业遗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自《无锡宣言》之后，文物局相继公布国家级的工业遗产，把工业遗产纳入国家文物体系。上海、北京等城市明确把工业厂房作为创意产业的培育基地加以保护和利用，这是工业遗产得到重视的一个极端。

俞孔坚简介：

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他把城市与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倡导白话景观、“反规划”理论、大脚革命和大脚美学，以及“天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曾五次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两次获得全球最佳景观奖，两次获得国际青年建筑师优秀奖，并获2008年世界建筑奖、2009年ULI全球杰出奖。

2004主持的中山岐江公园，获得“中国现代优秀民族建筑综合金奖”，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颁发的设计荣誉奖（中国首次获得此奖）中山岐江公园的场地原是中山著名的粤中造船厂，作为中山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象征，它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终于九十年代后期，几十年间，历经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沉淀为真实而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

杜伊斯堡，德国鲁尔区重要工业城市，在鲁尔河注入莱茵河处。全国最大河港，以吞吐煤、铁矿石、石油、建筑材料等为主。重要铁路枢纽。全国主要钢铁工业中心。

当时还提出“新苏州园林”的概念，苏州特色不光是苏州园林的特色，还包括大运河给它带来的工业遗产特色。

在中国连四合院都要被拆掉的大环境下，

可以想见工业遗产概念的提出遇到多大的困难。

铁西区：是我国著名的产业工人聚集区，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曾创造出数百个“全国第一”，我国第一台车床，第一台变压器，第一台压缩机，第一台水下机器人等数百个新中国第一在这里诞生。这里是劳模倍出的沃土，全国劳动模范26人。是一部中国工业历史的活教科书。

真正的转折点我认为是政府的介入，标志性的是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无锡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