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夏晓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时处“老三届”（即初中六八级到高中六六级），年龄十五六岁至二十一二岁的一大批在校初、高中生，全被纳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范畴。在当时那种特别年代，领袖的号召几乎可以一夜之间得到落实。学校、街道居委会以最快的速度为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知青们分配了落户地点，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

我们就读的宜宾市一中，学生们的插队地点安排在屏山县和江安县，因我当时年龄尚不足16岁，母亲要我和大姐一起插队。大姐听班上十分要好的一位女同学介绍，她表妹就读的宜宾市民办中学，安排插队的地方是宜宾县。对各个区县地理环境并不了解的我们，以为宜宾县就是宜宾市郊区周围，赶快以投亲靠友的形式，挂靠着市民办中学的学生插队来到宜宾县，结果大家是被安排到宜宾县很偏远的山区——双龙区。我们三人被分到当时的双龙公社光辉大队太平生产队。1969年1月中旬，赶在农历年前，我们就前往落户的生产队报到，熟悉环境。 双龙离宜宾市区一百多里，当时又没通客运班车，我们第一批插队知青三十多人，是包了一辆货运车，大家挤站在车箱，或坐在行李包上，一路高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豪迈而激昂的歌曲去到双龙区所在地的。从此开始了众多家长牵肠挂肚，众多知青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

对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我们，面对的是当时相当恶劣的环境：没通电，晚上点煤油灯，煤油还是计划供应，得十分节约使用；卫生差，蚊子满屋飞，跳蚤顺腿爬，几面透风的猪圈旁边搭两块木板就当厕所、浴室；信息闭塞，只能靠赶场天步行七八里路到场镇邮局看看有没有家里或同学的来信；疲惫不堪，既要出工，收工回家还要挑水、找柴、做饭、种自留地。

插队初期，知青生活对我们来说，还有些新鲜，兴奋。没有家长管束我们，一切由我们当家作主。我们用洗脸盆随地去撬侧耳根、野葱葱等野菜，去小溪捉鱼虾，到池塘逮青蛙，自留地里的嫩苞谷随便掰来烤着吃。双龙属山区，地多田少，主产小麦、苞谷。面疙瘩、苞谷粑、苞谷面面饭成为主食，晚饭后推磨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功课。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我们甚至偷懒将老苞谷直接炒爆米花当饭吃（当然是偶尔为之）。在下乡初期，我们烧饭时烧不来柴灶，直熏得眼泪鼻涕烟灰满脸花，当然是吃了不少夹生饭菜，闹了不少笑话。 生产队社员看我们也很新奇、新鲜，当时从未到过宜宾市区的农 民相当普遍。我们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我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他们都觉得很新奇。在田间地头，或者是回到知青点，队里一些大方开朗的社员，会问我们一些很可笑的问题，诸如，“宜宾有好大喔？十分钟总走得完嘛！”“你们城里有好多人喔？你们肯定认得完吧！”当我们回答连一个院子的人都认不完时，他们十分惊讶，他们不知道我们即使住一个院子，大多都没在同一个学校读书，读书回家也是很少出去四处串门的。作为高六六级的毕业生，大姐她们两人插队时已经年过二十，队上的一些姑娘小媳妇，还悄悄问我，你姐她们肯定已经找婆家了吧？当听说还没找，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当时的农村，女孩子十六七岁就找婆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若过了十八岁还没对象就觉得很不正常了。

队里的干部很关照我们，我们的住房分在地理位置比较居中、方便出工的刘家大院，自留地就分在房前屋后，出工的工分按当地女劳力的最高等级计酬，全勤每天九分。贫下中农也很淳朴好客，我们刚去那段时间，恰逢杀过年猪，在猪肉十分紧缺的那个年代，但几乎每家都把我们请去喝“刨锅汤”，让我们大大地解了馋，并把这一作法延续到我们离开农村。平时，左邻右舍还主动教我们种自留地，送一些自己做的咸菜，新鲜菜给我们吃。 说是接受再教育，我们插队时也相当的书生气。我们曾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结果他们一般都说的是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事。我们请队长讲阶级斗争，队长说，没得啥子，大家都挣工分吃饭。我们请社员指教农活，他们说，农村活路都是眼见功夫，你们读了那么多书，应该你们来教育我们。当时生产队的一位贫协主席，自己平日在队里出工时总爱偷懒，又喜欢顺手牵羊占集体的小便宜，在生产队一点威信也没有，还常常以凶神恶煞的态度监督队里一些家庭出生和成份不好的社员劳动，则给我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繁重的劳动，枯燥的生活，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我们几乎半年才能搭乘运粮食的货车或者走两、三天的路回一次家。思乡，想家，对前途的忧虑，插队生活的遥遥无期，使得知青们从苦闷到开始有些躁动。1970年初夏时节，双龙区的一部分男知青开始闹事，他们互相串联，成群结队去场镇上的餐馆白吃白喝，到公社缠住管知青的领导，要将原本按月领取的安家补助费全部领走。当时国家给每个下乡知青两百元钱的安家费，用于初下乡时购置生活必需品、农具等，其余每月有几块钱，用于补贴插队初期日常生活之用。在双龙区所辖的凤仪公社，据说知青还发生了械斗事件 。不久，我们公社的领导赶紧将每位知青尚未领完的安家费，大概有四十多元钱吧，全部一次性发给知青们。我们当时和市民中下放到双龙的知青大多数不熟悉，也不想去参与闹事。通知我们去领钱时，我们还不太愿意，害怕把握不住，一下用光了，以后的日子就全靠挣工分养活自己了。要知道，当年的劳动日值大多仅有三、四毛钱，最多也就六、七毛钱。一般到年终，一个全劳力除了分得几百斤口粮，能分到手的现金也就一、二十元钱罢了。但公社领导坚持让我们领走这笔钱，说是放在公社更不安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对当过红卫兵小将的知青们所具有的“造反精神”还是心有余悸的。

长期接受正统教育的我们三人，加之家庭成份都不属于”红五类”，一直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我们学会了地里的各种农活，挖地、铲坎，下种、施肥，割麦子、打镰架（人工将小麦脱粒），掰苞谷、送公粮等等，还打破当地妇女不下田的传统，怂恿一批队里的年青姑娘一起下田学插秧，薅秧。“烧烟”（工间休息）时，我们坐在田边地坎上向队里的姑娘小媳妇们学纳鞋底，鞋垫。当时我们这样忘命，一方面是心存侥幸，尽力挣表现，想到总会有回城的一天。另一方面，家庭经济不宽裕，我们必须得自己挣工分解决生存问题。

两年后，国家陆续恢复招工、招生，虽然刚开始名额很少，而且基本按当地贫下中农子女三分之二、知青三分之一的比例来推荐，但好歹让知青们看到了希望，大多数知青开始安下心来挣表现。也许我们的努力表现得到当地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认同，也因为我们插队的地方较偏远，基层干部很纯朴，两年后，大姐她们率先被推荐出去参加了工作。1972年初，我也被推荐去师范学校读书，终于结束了三年的知青生活。

在宜宾市我家同一大院的二十多户邻居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到几个知青。有随学校安排去插队的，有自己联系到近郊农村投靠亲友的，我和大姐算走得偏远的。也算运气好，由于远，交通不便，倒逼得我们安下心来在农村劳动。加之偏远山区的知青人数比起宜宾近郊农村要少得多，更有希望被推荐出去。所以，我们属于较早离开农村回城的知青，且当时的推荐也很正规，基本没有随后几年出现的“靠关系”、“走后门”现象。而我家同院的知青，有的好歹办了病残才返城，有的插队时间竟达八年，直到知青下乡插队政策结束。有的高六六级的女知青拖到近三十岁才回城，找男朋友、结婚生育等都成了“老大难”。还有一位邻居女知青，下乡时年仅十六岁，公社安排她一个人下乡插队在一个生产队，原本性

格开朗活泼的她，心想入乡随俗的学一些农村土话俗语，互相开一些不雅的玩笑，反被当地农民认为她比较轻佻，当地一些痞子不断去挑逗骚扰她，让她感到精神紧张。每天晚上睡觉前，得将房门用重物堵上，还找些刺芭丫枝放在门后防卫，甚至还在枕头边放一把菜刀。她从刚插队时的倾力融入到后来的格格不入，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渐渐僵化，加之长期的精神紧张导致精神失常，后来被家人接回城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作为病残知青安排在一家街道企业工作，终身独居，晚境相当凄凉。同院子的另一位高六六级的男知青，本应下乡插队而找了若干理由拖着没下去，当时的政策是凡不下去插队者，一概不安排就业。几年后，当我等知青都陆续返城了，他的年龄也拖大了，安排工作又无望，家长埋怨，自己苦闷，最后也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们的命运，更加令人欷嘘！让人后怕！

每当回味当年知青事，总有诸多感慨和叹息！凡是经历过知青生活的那一代人，在人生的历程中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经过那段身体和心志的磨砺，值得总结和反思，无论个人和国家，都有太多的得与失。

所谓“得”， ——走进生活底层，增进了与农民的感情。 知青插队接受“再教育”，让这批城市青年，走进生活底层了解了当年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生产境况，风土人情。切身体会了农村物质的贫乏，精神文化生活的枯燥。体验了“盘中餐”是如何的“粒粒皆辛苦！”晓得了“脸朝黄土背朝天”是如何的劳累！晓得了前途渺茫时是何等的苦闷与无助，切身体会到在农村当一个普通农民是如何的不容易！按当年的时髦话说，和贫下中农有了一定的阶级感情。 ——学到了农业知识，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知青们从初初插队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农活基本技能的掌握；从烧火煮饭也要贫下中农手把手教到自食其力，还是不小的锻炼和有收获的。知青插队，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开始，从对世事的单纯无知到学会如何为人处世。在与社员，与生产队、大队以及公社干部的相处中，独立面对很多人和事，如何处好关系，如何求生存，如何留下好印象，很多知青逐步成熟，懂事，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当然，也在现实中了解了人生和处世中的很多身不由己与无可奈何，对社会对人生都多了一些思索与顾忌。

——体魄和意志得到磨砺，更知道珍惜机会。 插队期间，繁重的体力劳动，锻炼了体魄，增强了体能。而枯燥无味的生活，孤寂无助的环境，对前途的担忧，思想上的迷惘，更是特别地磨砺了精神和意志。很

多知青更加珍惜后来的学习工作机会并十分知道好歹，皆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不少知青都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当知青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