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两种基本且对立的思想流派。
两者在国家行为、国际政治、冲突及合作等方面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和分析框架。
本文将详细探讨这两种理论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主要观点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演变。
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现实主义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和权力斗争的国际关系理论。
它认为，国际政治主要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竞争场域，各国之间的关系受到自身利益和相对实力的驱动。
现实主义者通常持有以下几个关键观点：人性与国家：现实主义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人类本性是自私和竞争的，这一特质反映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
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其利益通常高于其他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
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缺乏中央权威，因而构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各国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确保生存与安全。
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国家间冲突和竞争通常表现为军事对抗，因此军事力量与安全政策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
理想主义的基本概念与现实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想主义。
该理论强调伦理、法律和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寻求建立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国际规范的和平世界。
理想主义者认同以下几点：人性的积极面：理想主义者对人性持更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人类有追求和平与合作的潜力。
国际法与组织的重要性：理想主义强调通过国际法、条约及多边组织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促进合作与和平。
价值观驱动政策：各国应当超越单纯的利益考量，以共同的人道价值观指导外交政策，实现全球利益共享。
经济相互依赖：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被视为减少战争可能性的重要因素，通过贸易和合作建立相互信任，实现持久和平。
历史背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在历史上都有深厚的根源。
在古代，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和马基雅维利被视为现实主义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他们强调权力政治和利益驱动。
而理想主义的基础则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尤其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的人道原则对于理想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的一点思考
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的一点思考文革像一场持久的噩梦，席卷了整个中国，它留下的不仅仅是伤痛，更多的是人们对它的反思。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打上了阶级性的烙印，工人阶级地位至上，要求全国人民都统一到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阵营里来。
这个“红旗飘飘、无所不在”的年代认为：人是先有阶级性，再有人性。
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人性——同一个阶级、同一个“成分”之间才存在共同的人性。
随着这个以阶级性压制人性的时代的过去，人性的问题自然凸显出来。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文革中对人性的抹杀而提出的。
文革后，文艺界率先开始呼吁文艺作品要反映普通人的生活，表现文革中普通人命运和情感的伤痕文学浪潮应运而生。
而这个浪潮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比如：社会主义讲不讲人性？）随即引起哲学界的回应，哲学界希望对这场浪潮给予哲学上的引导。
因而，促发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回到马克思的原著中去寻找根据。
在对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的进一步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了马克思丰富的关于人、人的异化的思想。
但就是这场争论的蓬勃发展触动了中央。
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周扬做了一个关于“异化”思想的报告，虽然得到与会者的肯定，但随即遭到中央委员胡乔木等人的斥责，认为这是借人道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
于是自83年起，中央开始“清除杂草”。
胡乔木做报告明确表示反对讲马克思主义是有人道主义的。
这场学术界轰轰烈烈的讨论就这样被政治权威所压制下去。
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人学”在中国才又复兴。
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学术与政治还是缠绕在一起的（中国政府自古以来就注重思想自上而下的统一，有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虽然不同时期的目的有所不同，但这个事实是不可否定的。
因而在中国，学术与政治一直缠绕在一起，即使在今天，这种状况也只是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改变（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从这场争论的起源来看，它反映了人们在文革后对人、人性的一些思考，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诉求，而这本应是学术界内部的争论，而且，随着学术界对马克思真实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将会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各国之间政治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学科领域，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两种主要的理论流派。
这两种理论在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利益与道德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也引发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争论。
本文将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分歧、观点及其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影响。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分支，强调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利益关系。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是基于国家间竞争和相互威胁的现实，国家的行为受到自身利益驱动。
根据现实主义观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是国家获取安全保障和地位提升的基础，国际关系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斗争的世界。
现实主义者中的经典代表有麦金德尔、摩根索和沃尔兹等。
麦金德尔提出了“合作不可靠”的概念，认为国家间合作是暂时性的，只有在互利条件下才会存在；摩根索强调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指出国与国之间缺乏信任；沃尔兹则构建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了国家之间的行为方式。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更加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合作、积极外交和国际组织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重视人权、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
理想主义强调道德、伦理和共同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理想主义在20世纪曾经有过辉煌时期，例如联合国成立时期就高度体现了理想主义思想。
理想主义者认为通过多边合作、外交斡旋等方式可以化解冲突、推动发展，并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的世界秩序。
理念之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思想碰撞和争论。
现实主义者批评理想主义过于乐观、天真，忽视了国际社会复杂性及各国之间存在的竞争性。
他们认为对话与谈判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必要时需要依靠实力来维护自身权益。
而理想主义者则指责现实主义过于冷漠、功利，强调合作与包容性合作对于解决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
他们认为单纯以权力政治来解决问题会带来更多负面后果，应该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寻求长期稳定及发展。
张显扬：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
张显扬：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作者：时间：2008-09-22 来源：● 张显扬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
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
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若水先生作为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建国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论争，甚至也不是因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学》，而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是他一生哲学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
王若水之成为王若水，成为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场冲突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镇定自若的智者风范。
在对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历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领悟到人道主义的价值，决心把长时期来被所抛弃、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他呕心沥血，连续写出了《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
为此，被胡乔木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直至撤职罢官，从中国共产党内除名。
整个斗争，可谓相当激烈。
凡是亲历过那场斗争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远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边是手握上方宝剑、对理论界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胡乔木，一边是单枪匹马、无权无势的若水先生。
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胡乔木一边。
胡乔木1984年1月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
一时间，胡乔木成了理论圣人，只准顶礼膜拜，不准说半个不字。
与此同时，那些专看上司眼色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马克思当年痛斥过的“无聊的下流作家”一样，肆无忌惮地对遭到冷遇的人们百般侮辱。
可以想象，当时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压力。
道德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争
道德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争道德在人类社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它不仅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准则，也决定了社会的行为规范。
然而，在道德领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
这两种立场之间的辩论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至今依旧没有统一的答案。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道德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不同观点，并从不同角度评估它们之间的争议。
首先，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标准是相对于各个社会和文化的。
根据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道德准则是依赖于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它们因社会或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如果将这种观点应用于现实世界，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道德标准存在差异。
例如，在某些社会中，对同性恋的态度可能非常开放，而在其他社会中则可能非常保守。
这种观点认为，道德是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产物。
相对主义的观点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首先，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么个体对于抵触自己社会的道德准则的行为是否是道德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社会或文化的道德准则，但却符合他自己的道德标准，那么应该如何评判这种行为？其次，如果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道德标准，那么是否应该纵容某些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尽管它们可能违背了普世的道德原则，如对人权的尊重和社会正义的追求？与此相反，道德绝对主义认为，道德价值是固定而普遍适用的。
道德绝对主义者认为，道德标准是独立于特定文化背景或社会习俗的。
他们坚信某些原则是普世的，如不杀生、不造谣、不偷窃等。
无论文化、历史背景如何，这些原则都应该被视为道德的基本准则。
然而，道德绝对主义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即使存在普世的道德准则，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往往存在不同的解读和执行方式。
例如，某些人可能会以保护动物的权益为理由，主张素食主义；而另一些人可能会以人类对动物的统治地位为理由，主张肉食主义。
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哪种立场是正确的，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次，道德绝对主义者常常遇到道德冲突的问题。
例如，在自卫和使无辜者受到伤害之间如何权衡，可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胡适：不要“让名词代理了思想”要点
胡适：不要“让名词代理了思想”(回复:5/107)作者:鱼情分析师1楼时间:2015-03-12 16:201933年12月13日，胡适致信北京大学的学生孙长元，说孙氏的文章有一个大毛病，此为时代病，即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此外如“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等，亦属此类。
他在信末说：“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
我们总觉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理了思想。
”这一见解，早有渊源。
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呼吁“少谈些主义”，原因之一即主义的抽象性，“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胡适认定，“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
1935年，胡适撰文《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以陶希圣的文章《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为例。
陶文充满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名词，令读者眼目迷眩。
其中一句称道胡适“胡先生在过去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胡适表示：“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
压根儿我就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对于“封建主义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等名词，胡适称之为“文字障”、“名词障”，都是思想的绝大障碍。
最后胡适提出五点戒约，包括“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与其用抽象名词，宁可多举具体的事实”、“凡用一个意义有广狭的名词，不能随时变换它的涵义”等。
胡适的这个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讲，即不要“让名词代理了思想”；用我们的话讲，不妨总结为提防宏大概念、宏大叙事。
不是不能用概念，只是概念务必清晰、准确，正如不是不能谈主义，只是主义必须针对问题，而非遮蔽问题。
环境乐观主义与环境悲观主义之争的反思与启示
环境乐观主义与环境悲观主义之争的反思与启示
环境乐观主义和环境悲观主义之争，其实是一种让环境保护者们思考和探讨该如何应对全球变暖、生态危机等世界各地环境面临的问题的方式。
然而，过度强调这两种立场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对于环境乐观主义而言，一味强调人类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解决之道，那么容易忽视对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
同时，较为乐观的立场也容易导致对于后续环境保护工作的掉以轻心，从而不能做到持续性的环保工作。
对于环境悲观主义而言，则会出现过于消极和悲观的情况，无助于推动环保工作进程。
如果忽略了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挽救绿色资源方面也是束手无策。
因此，我们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到一个更加中庸的、客观的立场。
需要深入思考我们遇到的环境问题与危机，并积极探索可行的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法和技术。
同时，需要做到持续的、长效的环保工作。
这些综合因素对于我们深入推进环境保护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传统的环境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已经不能完全包括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和未来，但可以促使我们思考环境问题与危机本质，更好地认识它们的局限和应对方法。
20年代主要的文学论争
20年代主要的文学论争
1921~1927年的现代文学，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潮。
浪漫主义文学也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萌生。
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是20年代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迥异的一个诗人群体。
穆木天、王独清在关于新诗的通信中提出了著名的“纯诗”观念。
1923年~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倡导革命文学。
“五卅”运动前后至1927年，茅盾、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开始与革命文学靠拢。
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论争。
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与胡适）；1919年到1922年，“整理国故”之争；1924年，《语丝》与《现代评论》之争。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
"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
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
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
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
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
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
"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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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前言 事件人物 事件背景、起因、经过、结果 如何正确看待事件 对于事件的评价与总结
前言：
“问题与主义”自上个世纪以来就是一 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仅是自由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 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 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 人深深思考的难解的习题。
《每周评论》发表的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先生的观 点是偏向于“问题”的；而李大钊的思 想里认为问题和主义密不可分。
事件结果
传统看法：以往，学界在谈到“问题与主义”之 争的结果时，一般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获胜，促 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而胡适“当然被明确当成 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 部的、具有学术辩论形式但在内容上又带有浓厚 政治色彩的争论。它事关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政治 问题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导思想上的分歧。
胡适的文章应该是针对一切主义的，并非专门针 对或主要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把这场论战视作一场马 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成长过程中马克思 主义者参加的一场重要论战。
事件经过
胡适提出多研究问题:
7月20 日，他在第31 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 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 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 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 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 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在该文中，胡适还嘲讽说：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 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事件主要人物
胡适（1891—1962）
汉族，徽州绩溪人。原 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 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 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 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 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 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 话文、新诗的学者，为五四 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 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事件主要人物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 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 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之一，是北伐时期推动 颠覆中国政府的重要人物之 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 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新文 化运动的一员主将，积极领 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 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 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人。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评价
这种以善意的态度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精神, 也 就是五四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 至今 仍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这次论战也使过去片面强调“主义”的主义者认 识到偏向纸上的危险，开始着手研究实际的问题， 从点滴做起变革社会。
《每周评论》发表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李大钊提出唯物主义观：
李大钊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明确 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 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 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 社会”。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 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 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 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 有多数人参 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 没有解决的希望。
事件背景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有了 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 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 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竞相 斗胜。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逐渐发 生分化，出现了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 论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热衷于 对社会主义学说和苏俄布尔甚维主义实践的引介。
谢谢大家！
第12组小组成员：
总结：
回首九十多年前的那场短暂而充满争议的“问题 与主义”之争，我们可以发现，论战的源起于思 想的潮涌和碰撞，是基于学术的平等的和谐的讨 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背景，论战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被曲解和拔高了。这场论战使得新文 化阵营内部开始分化，启迪了一代知识分子选择 了改变中国命运、实现救亡图存的道路。正是一 次次思想上的碰撞，让革命家的头脑更加清晰， 更明确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让中国革命道路走 向成熟，塑造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
非传统看法：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一些不同看 法开始出现。1982 年，有学者提出：“一九一九 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究竟谁胜谁负，很难用 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但在当时，实验主义 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革命论”。这种观点显然与传统说法不同。
如何正确看待“问题与主义之争”
争论起因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传播，从 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
1919年7月20日，胡适先生发表了一篇《多研究 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短文，引发了“问 题与主义”的论争。
胡适的立论很快有蓝公武、李大钊发文驳难，后 又有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张 东荪、戴季陶等人参与讨论，各述己见，很快形 成一场很有意义的思想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