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族裔追寻文化身份建构

华裔美国文学族裔追寻文化身份建构 族裔追寻不同于以往的种族身份时期，族裔追寻期是华裔美国人的族裔身份已经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而华裔的文化身份却未曾建立。美国华裔作家通过描写华裔美国人追寻族裔内外的身份，来凸显身份建构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试图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瓦解以往的文化身份，实现身份的自我转型和再转型，突破中国性和美国性的二元对立模式而建构一种新型文化身份。这种追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梦的追寻、双重身份的困惑和优越及身份建构之矛盾、身份追寻的新建构。 一、实现美国梦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美国梦一直是华裔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大都描写华裔在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如何从华裔转变为真正的美国人，拥有真正的“美国性”是大多数华裔的渴望。“美国人”这一概念“不仅使生长在美利坚合众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使这片土地之外的人民困惑不已”[1]。不同族裔由于其所处文化母基因的不同，对美国梦的阐释也不同。美国人对美国梦的阐释为开发自我、实现自我，而华裔由于受到母体文化的影响则把美国梦阐释为在多大程度上对家庭、国家做出了贡献。因此，不同的文化阐释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构观，不同的建构观就决定了其在文化适应期如何处理由于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心理冲突。任碧莲的《典型美国佬》就以描述主人公拉尔夫?张的美国梦来实现文化身份建构。“通过描绘主人公对美国梦的盲目追寻到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到再觉醒，作家表现了新一代移民在美国这片大陆上重新寻找并定位自我身份、重新调整价值观念的过程。”[2]主人公张一峰怀着美好的梦想，成为一个工程学博士，然后学成回国。在这种美国梦中融汇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但在实现美国梦的过程中，他遭受了巨大的文化冲击，美国的生活渐渐地改变着他那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他逐渐被美国文化同化，也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重建。每一次文化身份建构都是对族裔身份的超越，但在无意识中总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主人公在每次受挫后，总是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中国典故，如东山再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并用这些成语和典故来激励自己。“这样，这些经典的语句无论是在美国读者或是中国读者的头脑中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仿佛读者也身临其境地在主人公的双重语言、双重文化和双重思想的旅程中前进。”[3]但随着梦想的改变，拉尔夫开始用西方式的精神来鼓励自己，比如他放弃大学职位后，办公桌上放满了《成为你自己的老板》、《赚大钱》等书，他还把葛洛夫所总结的成功三部曲“去祈祷、去联想、去实现”视为成功的至理名言。同时他对葛洛夫的挥霍无度崇拜到迷信的地步，坚信敢冒险是男人的信条。在其后追寻美国梦的过程中，金钱的诱惑使他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投机商人，所有传统中国学者的德行都被其抛到九霄云外。美国梦的诱惑使他的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转折，传统的中国价值观被其抛弃，他甚至内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定化偏见“有钱，就是一切；没钱，就是中国人”。可见其自我心理认同和信心的增长日益美国化。但在其美国梦遭受巨大挫折之时，“只有在梦想幻灭时，他们才感觉到家庭的重要”[4]。“对于拉尔夫而言，只有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在这夹缝中的位置，才能走出失落的低谷，重新建构幸福的生活。盲目地模仿主流社会的一切观念和思想，而摒弃自身文化价值中的精华，是注定会碰壁的。”[5]这则暗示了“在多元的文化景观中，不同民族与文化身份的人应该‘互为主体’，以便破除偏见，反省自我，丰富自我，从批评战场走向建设性途径”[6]。对华裔而言，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上不但要重新寻找并定位自我身份，进行文化身份建构，而且这种建构必须是在不断的冲突和交融中进行动态的平衡式的多层次建构。也即是通过对美国梦的追寻，主人公加深了对典型的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认识以及对本民族潜在的文化基因和其隐蔽的文化历史达到一种新认识：“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联系中存在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 二、双重身份和族裔身份建构之矛盾 华裔在进行文化身份建构时，常常面临着一种否定：对自己的族裔身份采取文化疏离的方法来否定自我，试图清空头脑中固有的文化母基因；对自己的族裔身份进行否定，崇拜美国，渴望成为美国人，为自己的族裔身份而感到深深地自卑，渴望在美国的大熔炉中被同化。如谭恩美在其小说《喜福会》中就生动地描绘了四个女儿否定自我族裔身份，试图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经历。她们一方面自我歧视，一方面对有相同族裔身份的团体进行歧视。但是当她们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偏见之时，她们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边缘化境地，只能在两种文化之间痛苦挣扎。如任碧莲在《典型的美国人》中描写了华裔第二代努力融美国教育和中国传统于一体的挣扎情形。拉尔夫张、海伦和丽莎接受了他们所鄙夷的美国价值观和文化，他们所面对的文化双重性以及心理上的骚动不安。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族裔描写，解释了族裔人群在面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间的成对张力冲突。因此作家笔下的华裔美国人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来移民。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新旧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而在《应许之地的梦娜》中作者又把这种矛盾的双重性延伸到多重性的深层矛盾，如拉尔夫的女儿梦娜皈依犹太教。一方面他们要跨越两种文化，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的族裔文化。在三方合力的作用下，主人公经历着文化心理冲突的煎熬。不论是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华裔作家，他们必须把历史和现状协调起来，把两种文化进行杂糅，平衡好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开启一条超越自身族裔文化、居住国文化的新道路。正如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所认为的美国黑人与美国人的身份冲突中，既将美国身份意识内化，同时又透过它来辨认自己的黑人身份，捕捉非洲文化的旧影残疾。“他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人。统一黑人身体内存在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两种矛盾的理想”[8]。这一说法同样也适合于华裔。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和力量形成了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特特点：“一个有着矛盾情结的文化身份和将自己和谐融入美国文化的困难形成了作品在美国神话中别具一格的特征”[9]。这一矛盾情结是指文化身份建构的双重性，是超越民族学的文化继承的双重性和族裔影子映照下所构成的建构张力。由矛盾情结所形成的文化建构张力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突显为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中所描绘的文化冲突，如谭恩美、任碧莲和黄玉雪等作家。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要凸破狭隘地描写族裔生活经历的写作压力，成为一个能超越族裔主题的作家；另一方面，还要凸显作为本族裔群体在文化身份建构时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因此，文本写作中所体现的文化身份建构不断地在分离、冲突、张力、矛盾等形式下，以显在的方式呈现出来。小说里不断地把两种文化的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但又对这种比较感到失望，最终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找不到真正的自我，而她又不断地寻找自我，试图建构一个确定的文化身份，减少跨文化生活中的心理焦虑感和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其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一种双重性和矛盾性，这种双重性体现为华裔的美国生活遭遇了中国情结。新崛起的美国华裔作家努力在文本表达中撒播这种双重性，如任碧莲在《地道的美国人》中，试图把第二代华裔的中国传统和美国教育进行融合。文本中的地道美国人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来移民。他们的文化身份建构必须超越族裔身份，却又通过族裔影子返照自我，将族裔性投射到文化身份建构中，特别是自己的族裔被压抑和否认时，被压抑和否认的族裔自我变成了疯狂的确是一种自尊的反抗。 三、身份新追寻中的新建构 身份新追寻是指在自我转变、现代生活的新模式下的追寻。在族裔范畴下，所进行的文化碰撞、交融、相互适应与同化，同时这一追寻还具有典型的美国风格，如任碧莲的小说《地道的美国人》中的梦娜对不同族裔文化身份差异的困惑。梦娜试图融犹太文化、美国文化、中国文化于一体，但其在各种文化的困惑中，在族裔内外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中，体验到新的文化冲击，并试图在新的追寻中建构新的文化身份。这一新建构在《应许之地的梦娜》中得到了全新的探寻与诠释。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冲突中，散居族裔犹如散播的种子，在新的土壤中发生自我转型和自我变异。梦娜一方面对美国文化进行自我肯定，逐渐适应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自信恰如美国人；另一方面，梦娜还超越了中国文化中的自谦内涵，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与文化认同，并以此来颠覆美国华裔的套式形象观念。其身份不是单一的文化身份建构，而是在不同社会、文化、宗教背景下的身份改变和建构。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观，存在是特定时间内的存在，是时间维度之内的存在，是为我们的存在，“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人的存在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之中”[10]。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的自我文化身份建构则是不可能的。华裔的文化身份建构和其所生存的周围世界的关系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可分为华裔后代与自己先辈的关系、华裔的文化背景同其所生存处境的文化背景之关系。这些关系一直处于不断的矛盾变化之中。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个人身份的追寻比自我建构更为重要。 实际上，身份的追寻是虚构与现实的自我、压抑与显在的自我、多重自我，这些矛盾的自我一直是动态的矛盾存在，是人的身体的此在与思想幻想中的理想身份之间的矛盾差距，因此他们总是生活在生活的想象空间之外，同时又生活在充满异质同构的生活之中。主人公梦娜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种族的差异，还必须面对被主流社会所框定的概念化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