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与归化_美国主流文学和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_宋辉

第３４卷　第１１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ｖ．２０１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１　０９　１１作者简介：宋辉（１９７２－），女，山东平原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华裔文学研究。

误读与归化：美国主流文学和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宋　辉（德州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山东德州２５３０２３） 摘　要：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作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主观意义上的自我解读，兼具自我性和真实性。

美国主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无非是借此传达对本国或赞美或不满的声音，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成分。

美国华裔文学要发挥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功能，既有效消弭西方主流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误读，又能从数代海外华人奋斗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不断锻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中国形象；误读；归化分类号：Ｉ７１２．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３９５（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２６－０３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社会关于中国这个特定文化他者的自我表述，折射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介绍、传播、影响、诠释等情况。

研究西方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形象，不仅要关注中国形象本身，更要关注中国形象的话语产生机制，把西方想象中的中西关系与世界秩序纳入到关注的视野中来，也需要研究观察主体的认知状况。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镜中，不同主体的认知不同，亦会有别样的言说。

一、自我性与真实性的言说：比较文学形象学视阈下的中国形象 １９世纪以前的形象学只能言说自我，而不可能客观地言说他者。

以中国形象为例，如果把中国形象看成一个源文本，任何他国文学作品对该文本的阐释都不可能传递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只能反映阐释者的主观意愿，甚至是主观臆造。

法国形象学者让·马克·莫哈曾经指出，如果按照社会需要重塑异国现实，那么所有的形象都是幻象。

［１］（Ｐ３９）也就是说，在西方文学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与地理意义上的现实的中国判若两物，它只是西方作家在文化想象的基础上，以作品为依托，从而传递出来的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异托邦，一个比西方或好或坏的“他国”。

在这一历史阶段，西方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要么理想化，要么妖魔化，而很难真实化。

１９世纪以来，现代形象学更为注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性，更为注重对文本内部的研究和对异国现实的感知。

法国比较文学专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认为，这种互动性意味着言说者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注视者的某种形象。

［１］（Ｐ１４５）尹德祥博士也指出，形象总是异国实在影像与自我主观影像的叠合，所以形象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者的真实。

［２］而且，如果西方作家一味拒斥中国形象的真实性，忽视言说他者，无论是本国学者还是异国学者，都会把这种文学形态下的中国形象看做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追问异国形象的真实性才是可能的，也才是有价值的。

有基于此，美国当代主流文学作家和华裔作家由于对中国形象感知的渠道不同，对中国情况感知的程度不同，以及社会立场的不同，也就有了对中国形象的不同言说。

二、异域情调的误读：美国主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人构筑的中国形象是不断变换的，在某一个阶段，他们会确信无疑，而下一个阶段，可能又会追悔莫及甚至恼羞成怒。

［３］（Ｐ４３）可以说，美国主流文学里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所展现的其实是不同时第３４卷第１１期宋辉：误读与归化：美国主流文学和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代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美国作家对中国的想象认知，以及对自身欲望的体认维护。

美国关于中国形象的认识最初源于欧洲的中国形象论。

１９世纪以前，欧洲各国弥漫着对中国的神往，也出现了一批赞誉古代中国的作品。

受其影响，同时由于部分美国人士对美国当时生活境况的不满，力求将异国他乡描绘成理想天堂，因此，中国形象在美国的建国早期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比如惠特曼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好奇，并在其《草叶集》中，将中国视为“同胞和相爱者”。

他仰望喜马拉雅山，俯视中国海以及长江、黄河；他还看见了中国的男男女女，包括北京人、广州人，还有拉萨店堂里的西藏商人。

［４］（Ｐ１５４）通过这些诗句，可以看出诗人对中国及其文化怀有非常美好并且友好的感情。

然而，１９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种族歧视的抬头，以及中国劳工的涌入，特别是由于基督教传教士对异教徒的偏见，美国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也不可逆转地恶化，这一时期美国主流文学作家笔下的中国人也是充满了贬抑的色彩。

在美国第一篇涉及中国的小说《中国独身行》中，中国人被描绘成“吃狗肉鼠肉，没有感情，殴打甚至杀害妻子，杀害女婴，不洗澡，不识字，又说着蹩脚英语的怪人”［５］。

这个阶段是美国人对中国持有极端偏见和鄙视的高峰期。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种族歧视愈演愈烈，黄祸情结席卷了整个美国。

为了大肆渲染黄祸威胁论，美国主流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侵略与好战的华人形象。

杜纳在《共和国的最后一天》里描绘出一种中国人大举入侵，灭亡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起中华帝国的情形。

他们聚集在拥挤肮脏的唐人街上，无声无息地从事着贩毒、卖淫等邪恶活动；他们丑陋、阴险、肮脏、冷漠、麻木而又野蛮，没有法律概念，却控制着一些无恶不作的地下黑社会组织，在唐人街上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王国，丧心病狂地要消灭白人，征服世界；他们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只有依靠随身带来的劣根性，所以最终他们会不得已离开中国。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银幕上又出现了由伊尔·德·比格斯精心打造的一个华人形象陈查理。

在这一年代，由于日本的军事扩张对美国产生了强大威胁，所以中国自然成了美国理想的盟国。

陈查理这一形象也就成了契合美国人愿望的典型形象。

陈查理是以主角身份亮相的华人侦探。

他性情温和，待人谦卑，专注工作，温顺驯服，因而成了白人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模范的华裔形象，也是东方主义概念化形象的典型代表。

可见，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中国形象一直在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肯定与否定之间被误读，并成为美国主流作家欲望与恐惧的产物。

探寻原因，是因为美国主流社会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而只是需要观照自我的一面镜子，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构造和虚幻，最终为自我服务。

当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不满时，他们就将中国描写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当他们对中国产生掠夺和恐惧感时，就把中国塑造成人间地狱。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主流文学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以及部分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因此我们也应该努力克服狭隘的民族心理，以开放大度的态度对待那些被扭曲的中国形象，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不断改造民族劣根性，使中华民族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原乡记忆的归化：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与美国主流文学作家不同，华裔作家大多对中国的文化较为了解。

他们有的是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性格形成期后又移居美国，如李恩富、林语堂等新移民作家；有的是父辈或祖辈出生在中国，长期受中国文化的耳濡目染的，如汤亭亭、赵健秀等人。

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视野和文化传承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意义，因此得以用双重视角书写出真实可信、耐人深思的中国形象。

通过这些中国形象，美国华裔作家一方面表述着北美华人的原乡记忆，另一方面也描述着他们在居住国的生活境遇和对融入主流社会的强烈欲望。

可见，美国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包含了已经融入到美国社会这些“局内人”的眼光，是华裔自我形象和他国形象的融合。

由于其特殊身份，美国华裔作家从一开始就担当起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以正美国人视听的重任。

１８８２年美国排华案颁布后，有一部分华裔作家开始以自己在居住国的真实生活轨迹为线索，详细介绍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以纠正美国主流文化的偏见，对美国人进行中国文化的启蒙，如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林如斯、林太乙的《我们的家庭》。

也有一些华裔作家强烈抨击白人种族主义的偏见，纠正他们心目中被扭曲的华人形象，主张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资源，重塑华裔英雄形象，如赵健秀推崇中国文学史上的关公形象，选择关公的武艺·７２·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高超、不畏强暴、慷慨大度和仗义执言，对美国主流文学中的傅满州和陈查理等刻板形象进行典型解构。

作为华裔作家的主流，女性作家则从女性自身的种族身份出发，把写作视角对准西方的种族性别歧视和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意志坚强的华裔女性形象。

如黄玉雪在《华女阿五》中描写了自己的奋斗历程，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争取少数族裔女性权益的女性觉醒意识。

谭恩美的《喜福会》中的中国母亲们虽然兼具软弱和坚强的双重性格，但最终都毅然地奋起反抗，成功地赢得了自由，也找回了自我。

重建北美华裔历史，消解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种族刻板形象，是华裔作家的又一历史使命。

赵健秀的《唐老亚》，汤亭亭的《金山华人》和徐忠雄的《家园》，都是努力消除华裔刻板印象，与传统记忆抗争，再现真实历史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通过追忆几代华裔的人生历程，尤其是华裔祖先在恶劣环境下修筑美国铁路的苦难史，重现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刻意隐藏的华裔历史，使得刻意被隐瞒的华工史得以重见天日，揭露了种族主义的美国对华裔的歧视和迫害，真正唤起了美国华裔沉睡已久的集体记忆。

塑造者对一个国家形象的塑造，往往同自己的祖居国和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文化实力紧密关联。

华裔作家生活在具有现代文明和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方世界，往往具有一种自然的优越感，而他们的原来的祖居国，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生活习惯等都是落后的，甚至是长期停滞不变的，因此其作品中也有揭露中国形象黑暗、腐朽的一面。

如林语堂修订再版的《吾国与吾民》以沉痛的笔调写道：“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中国……是处于痛楚苦恼的中国，是一个面对着崩溃的帝国与文化的中国……生活杂乱而毫无办法，战乱频繁但无法改变，多行而少信，行动而没有目的，惨愁而缺乏希望。

”［６］（Ｐ４０４－４０５）当然，也有一些华裔作家，不再考虑如何在美国的文化中坚持自我身份的独立，而是积极地融入到美国的文化体制中，并站在异域文化的高度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的本质和根源。

如任碧莲在《蒙娜在希望之乡》一文中描述了作为新生代的蒙娜与邻居其他不同种族的年轻人一样活得活泼悠闲，对自己是做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身份完全由自己选择。

这些都表达了华裔作家对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愿望。

面对西方世界主流文学的话语霸权，华裔作家往往希望通过清理历史痕迹来证明历代华裔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寻求民族身份的认同。

文学寻根之路便成了他们自觉而又痛苦的选择。

毫无疑问，华裔文学对于美国主流文学误读中国形象的解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华裔作家大都多时离国，对于中国情况的了解，大多停留在离国前的印象，或是父辈的讲述上，因此，华裔文学对于美国主流文学误读中国形象的解构，也仅仅是一种对于原乡记忆的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