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的变易观

论谭嗣同的变易观魏义霞（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中国近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奋发图强的时代。谭嗣同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将中国引向富强之途。因而他对“变”寄予厚望，对通过变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心驰神往。他论证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或者说，为变法提供理论辩护的则是变易思想。从思想来源上看，谭嗣同讲变易的理论武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佛学、中学和西学。谭嗣同建构了自己的变易观，既揭示了万物变易的天地之序，又提出了历史变易的“两三世”说。由于不能辩证理解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他一味追求变化日新，而最终陷入极端。关键词：谭嗣同；变易观；《周易》；“两三世”中图分类号：B25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4．008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4－0046－08

中国近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奋发图强的时代。走在时代前列的谭嗣同，更是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将中国引向富强之途。这使谭嗣同对“变”寄予厚望，对通过变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心驰神往。他论证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或者说，为变法提供理论辩护的则是变易思想。从思想来源上看，谭嗣同讲变易的理论武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佛学、中学和西学：就佛学来说，主要是不生不灭和微生灭；就中学来说，主要包括古代的变易思想，以《周易》、《春秋》为主要经典，同时糅合了孔子、庄子、张载和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就西学来说，主体并非进化论，而是从西方传入的地质学、考古学、天文学、以太说和元素说等零星的自然科学知识。通过对上述各种思想、学说的杂糅，谭嗣同建构了自己的变易观，既揭示了万物变易的天地之序，又提出了历史变易的“两三世”说。由于不能辩证理解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关系，谭嗣同一味追求变化日新，而最终陷入极端。一、万物变易的天地之序通过借鉴中国古代经典《周易》、《春秋》、张载的“动非自外”等思想资源和利用西方传入的天文学知识，谭嗣同揭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在讲述地球变动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探究了其中的原因。惟地球五星绕日而运，月绕地球而运，及寒暑昼夜潮汐之所以然，则自横渠张子发之。《正蒙·参

两篇》有云：“地在气中，虽顺天左旋，其所系辰象随之，稍迟则反移，徙而右尔，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有云：“凡圆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古今谓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论耳，不考日月出没恒星昏晓之变。愚谓在天而运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为昼夜者，直以地气乘机左旋于中，故使恒星河汉回北为南，日月因天隐见。太虚无体，则无以验其迁动于外也。”有云：“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虽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气升降其间，相从而不已也。阳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虚也；阳日降地，日进而上者，盈也。此一岁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昼夜之盈虚升降，则以海水潮汐验之为信，然间有小大之差，则系日月朔望，其精相感。”……若夫地球绕日而有寒暑，地球自转而有昼夜，五星绕日而有交会，月绕地球而有晦蚀，则确不可易。且地之动，乃圣人之言也。《易》曰：“坤至柔而

收稿日期：

2016-0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康有为与谭嗣同思想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15AZX012

）。

作者简介：魏义霞（1965-），女，安徽濉溪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研究。

第37卷第4期2016年7月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Jinggangsh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

Vol．37No．4

Jul．2016第4期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又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又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又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易·乾鉴度》曰：“地道右迁。”《尚书·考灵曜》曰：“地恒动不止。”《春秋·元命苞》曰：“地右转。”《河图·括地象》曰：“地右动。”《河图·始开圆》曰：“地有三千六百轴，犬牙相牵。”更若仓颉、尸子，皆有地动之说。使地不与天同动，而独凝立于其间，则是崛强不顺，而又何以承天耶？故动也者，其绕日也；时行也者，其自转也。绕日故四时不忒，自转故日月不过。［1］（P123-125）在这里，谭嗣同既探索了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又解释了由地球的公转、自转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并且借助月球绕地球而转，地球绕日而转描述了整个太阳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揭示了地球绕日公转的原因：“但地既绕日而转，何以日不可以绕地而转？盍日为八星之中心，其体积大于地球者一百四十万倍；乌有大至一百四十万倍，而反绕一小星之理？且八星皆绕日而成一世界，又安能撇却地球以外诸星，而如最小之月之自绕星球乎？此所以知地球绕日而转，日断不能绕地球而转也。”［2］（P400）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之所以连篇累牍地讲述地球的自转、公转等运动，绝非向国人普及天文学知识，而是让人通过地球之变动不居，体悟变是宇宙公理，拘泥于不变之说便是“逆天”之举。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诸君但先讲明此理，则知吾身所附丽之地球，本变动不居，而凡泥不变之说者为逆天矣。”［2］（P400）谭嗣同不仅认为地球是变动不居的，无时无刻不处于自转和公转之中，而且认识到了变是事物的普遍法则，事物变化的轨迹呈现出由低到高的阶梯。谭嗣同“于傅兰雅座见万年前之僵石，有植物、动物痕迹存其中，大要与今异”，于是认识到“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3］（P458）。同样，谭嗣同通过“地学者”“考察僵石”的成果，认识到自然界的变易遵循一定的顺序和阶梯。就“生物之序”来说，由螺蛤之属而鱼属，由蛇龟之属而鸟兽之属，人则出现在生物演进的最后阶段，并且尚在演进之中。他写道：“以究天地生物之序，盖莫先螺蛤之属，而鱼属次之，蛇龟之属又次之，鸟兽又次之，而人其最后焉者也。人之初生，浑浑灏灏，肉食而露处，若有知，若无知，殆亦无以自远于螺蛤鱼蛇龟鸟兽焉。有智者出，规画榛莽，有以养，有以卫，拔其身于螺蛤鱼蛇龟鸟兽之中，固已切切然全生远害，而有以自立，然于夷狄也亦无辨。于是独有圣人者，利之以器用，文之以等威，经之以礼义，纬之以法政，纪之以伦类，纲之以师长；又恐其久而渐弛也，创制文字，载著图录，发天道之精微，明人事之必不容己，俾知圣人之教，皆本于人性之自然，非有矫揉于其间。由之而吉，背之而凶，内反之而自足，叛去之而卒无所归，而教以不陨绝于天下。”［1］（P131）谭嗣同认定生物的演化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次序，并且为人找到了在宇宙中的位置。对于谭嗣同来说，有了人，也就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演化；找到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他便把精力由讲天地万物的变化转向了论证人类历史的演化。自然万物的演变与人类社会的演变都属于“地球之变”和“天下之道”的一部分，二者不仅一脉相承，而且遵循相同的演变法则：第一，从经典上说，谭嗣同论证自然演变和历史演变的第一经典是《周易》，而《周易》就是推演天、地和人“三才”的变易之道的。第二，就论证方式来说，他对变易法则的论证是借助自然科学完成的，因而具有公理性质———不仅放诸四海而皆准，而且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二、社会历史变易的“两三世”说在揭示天地生物演化的过程中，谭嗣同不仅为人找到了在“天地生物之序”中的位置，而且着重指出，人类的智识在变易，人类社会也在变易。其实，他讲变易，重心不在自然界，而在人类社会。为了更详细地阐明人类历史的变易，谭嗣同根据《周易》乾卦六爻的爻辞，杂糅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提出了“两三世”说。他宣称，人类历史依据“两三世”的程序演进，先“逆三世”，后“顺三世”。三世说渊源于春秋公羊学，故而又称公羊三世说。公羊学以《春秋》为文本，属今文经学派，故而不是热衷于对《春秋》的注疏、训诂或考据，而是侧重阐发《春秋》寓含的孔子的微言大义，三世说便是孔子的微言大义。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春秋繁露·楚庄王》）这等于明确把《春魏义霞：论谭嗣同的变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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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秋》记载的历史划分为“所见”、“所闻”和“传闻”三种不同情况。到了东汉，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强调《春秋》一书并非历史经典，而是思想著作，寄托了孔子的微言大义———理由是，孔子在

《春秋》中对鲁国历史的记载“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依据何休的解读，孔子著《春秋》是取春秋时期242年的“著治法式”，将社会的

治乱兴衰划分为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由此可见，何休明确提出了三世的概念，并且以三世代表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在中国古代社会，三世指人类社会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变易，并不涉及社会形态或社会性质的转变。到了近代，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势日衰，三世说成为报国之士鼓动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在进化论系统输入中国之前，近代思想家纷纷将目光投向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热衷于借助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以三世说来经世致用、宣扬变法。龚自珍开始将公羊学与《礼记·礼运》篇联系起来，声称人类历史“通古今可以为三世”。康有为则进一步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断言人类社会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依次进化，升平世即小康社会，太平世即大同社会。谭嗣同是近代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两三世”说便属于兴起于近代的公羊学谱系。在对人类历史演变轨迹的追溯和展望中，谭嗣同利用公羊三世说将人类历史的演变轨迹勾勒为先“逆三世”，后“顺三世”的过程。对此，他称之为“两三世”，“两三世”意即两个三世，直接脱胎于公羊三世说。“逆三世”指人类历史由太平世下降至升平世，再由升平世下降至据乱世，呈现出退化的态势。对此，谭嗣同解释说，洪荒太古之时，“无教主亦无君主”，是“太平世”；后来，“渐有教主、君主矣”，是“升平世”（相当于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再后来，“君主始横肆”，遂陷入“据乱世”。“顺三世”指人类历史由据乱世上升至升平世，再由升平世上升至太平世，呈现出进化的趋势。对此，谭嗣同解释说，漫长的君主横肆时代为“据乱世”，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孔子之时至于今日”；将来，“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全球出现“大一统”的局面，于

是进入“升平世”；再后来，“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全球遍地为民主，人类进入“太平世”。这个阶段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谭嗣同对人类历史演变轨迹的勾勒脱胎于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然而，他所依据的基本经典却是《周易》。换言之，谭嗣同的第一经典是《周易》，之后才是《春秋》或《春秋公羊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人类历史变化轨迹的勾勒是借助公羊三世说表达的，具体论证则是直接借助乾卦之六爻的爻辞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谭嗣同的“两三世”说是对《周易》和《春秋公羊传》的和合。《周易》是讲述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由于直接运用《周易》进行论证，谭嗣同既讲天道，又讲人道，并且将二者视为一脉相承的过程。因此，他通过《周易》阐发的变易观除了人类历史演化的“两三世”之外，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对于乾卦之六爻的爻辞，谭嗣同解读并诠释说：“且吾言地球之变，非吾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冒天下之道，故至赜而不可恶，吾尝闻□□□之论乾卦矣，于《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