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谭嗣同比较论

［收稿日期］2018－11－14

［作者简介］赵海涛（1989—），男，

河南驻马店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古今

贯通研究。

doi：10．3969/j．issn．1673-5935．2019．01．014一文天祥、谭嗣同比较论赵海涛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433）［摘要］文天祥与谭嗣同是中华民族不同时期具有崇高气节且影响深远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各自所

处的时代和环境、各自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各自的家国认同和民族认同、各自的学识眼界和担当操守等，都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虽然他们都生活在专制及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之下，但二人对此政体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他们的家国认同与民族认同也存有较大差异。在家国危难之际，虽然二人皆选择以死明志，但不同的生死观和节义观使得二人所死之“志”并不完全相同。［关键词］

文天祥；谭嗣同；气节；精神遗产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935（2019）01-0060-07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338-339千

百年来，孟子的这句名言作为一代代志士仁人在危机关头、大难当前的航向标，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激扬、震撼人心的壮丽诗篇。中华民族之所以延绵数千年而不绝，自然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分不开，而志士仁人代代相承的崇高气节更是其间不可或缺的活力剂和营养剂，可以这么说，这些志士仁人是中华民族所以屹立不倒的顶梁柱，是中华民族得以昂首挺胸的脊梁骨，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也不会有中华民族的未来。缅怀先烈，纪念志士，传播发扬他们的节气和操守，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不同时期，志士仁人们的气节精神或许会稍有不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志士仁人们的精神遗产若想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扬，其间或许需要经过一个话语转换和重新阐释的过程。文天祥与谭嗣同是中华民族不同时期具有崇高气节且影响深远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各自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各自的家

国认同和民族认同、各自的学识眼界和担当操守等等，都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笔者即通过上述内容对二位志士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士人气节精神在中华民族数百年间的一种转变，以期为士人精神遗产在当代的话语转换和重新阐释提供一些视角及线索，也希望能对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补益。

一南宋理宗瑞平三年五月初二（1236年6月6日），文天祥出生于吉州庐陵县（今吉安市青原区）

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文仪（1215—1256）谦卑有德且喜好读书，母亲曾德慈（1214—1278）勤俭持家且教子有方，文天祥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幼蒙家庭之训……长读圣贤之书”［2］164。《宋史·文天祥传》

记

载，文天祥儿童之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节，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2］483可见，文天祥自幼在父师长

辈的熏陶下，已隐然树立期圣成贤之志。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杨邦乂。杨邦乂（1085—1129），字晞稷，

吉州吉水人，与文天祥同籍。建炎三年（1129年），建康城破，李木兑、陈邦光皆降金。面对劝降，杨邦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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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

Mar．2019

第33卷第1期JournalofShengliCollege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Vol．33No．1于衣上血书“宁做赵氏鬼，不为他邦臣”，说“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速杀我”，并斥责李木兑、陈邦光“天子以若捍城，敌至不能抗，更与共宴乐，尚有面目见我乎？”［3］13195-13196终不屈被杀。杨邦乂的凛然大义对少年文天祥影响颇深，而文天祥被俘后所表现出来的气节，也与杨邦乂如出一辙。宝祐四年（1256年），文天祥状元及第，可谓少年得志，在《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一诗中，文天祥表达了“清忠”报国的雄心壮志，诗云：“于皇天子自乘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常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惟有厉清忠。”［2］1理宗皇帝也对这个年少才高的读书人寄以厚望，并以《赐状元文祥巳下诗》赠文天祥：“道久于心化未成，乐闻尔士对延英。诚惟不息斯文著，治岂多端在力行。华国以文由造理，事君务实勿沽名。得贤功用真无敌，能为皇家立太平。”［4］414以此看来，似乎君明臣贤同心同德，天下大治指日可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奸佞当道，皇帝也并未如理想中的清明，文天祥在政治上屡屡受挫，一腔热血几度寒凉，满腹豪情数次愤懑，“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2］14，伤时忧国竟导致他发鬓欲霜了。德祐元年（1275年），文天祥于家乡接到谢太后的“哀痛诏”和一道圣旨：“文天祥江西提邢，照已降旨挥，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2］449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文天祥被国家记起，他的内心是极其沉重且悲痛的。随后，他将家产尽数充公，联络各路兵将义士，勤王救国。然而由于朝中主和派、投降派等奸臣贼子的诸般不合作，加上皇帝对文天祥似乎也并没有那么信任及重视，文天祥的勤王之举很快就失败了。其后，文天祥出使元营谈和被扣押，又九死一生逃离元营，重又南下护主，其间所受的折磨和痛楚非常人所能想象，这在《指南录》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直至景炎三年（1278年）十二月二十，文天祥在五岭坡被元军所俘，期间他从未停止过抗元活动。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十二，张弘范（1238—1280）押解文天祥经过零丁洋，文天祥写下千古名诗《过零丁洋》。是年二月初六，元军与南宋残存部落大战于厓山，是役南宋将士几乎全军覆没，危难之际，陆秀夫（1236—1279）背负帝昺（1272—1279）跳海自尽，五月，张世杰（？—1279）坠海溺死。至此，南宋覆亡。是年十月初一，文天祥被押解至大都。被囚近四年，元朝君臣对文天祥实施了诸般利诱威逼，包括许以荣华富贵与高官厚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以亲情感召等措施，文天祥始终坚贞不屈，恪守大义。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于囚室中写出千古不朽的《正气歌》，凛然正气，可昭日月。

终至元朝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英勇就义。在可以选择保存生命且立获宝贵荣华之间，文天祥为何偏偏坚定必死之心？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在背后支撑着他？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怀令他心明神朗、始终如一？于其所效忠的宋王室，文天祥可谓仁至义尽，他心里非常清楚，凭他一己之力，不论如何，再不能使宋王室起死回生。况且，宋王室之所以会覆亡，熟读儒家经典的文天祥心中多少是有一些答案的，那绝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时

代的“巧合”抑或敌方的“强大”。

但恰恰又是儒家

经典教义，使得文天祥正义充盈，无所畏惧，在面临强权及诱惑时忠心不二、矢志不渝。结合时代背景，纵观文天祥生平及《文天祥全集》，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是圣贤自期的个人志向。如上所述，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天祥自幼即有圣贤之志。彼时，程朱理学已成为官方哲学，是世人科举出仕的必修内容，文天祥耳濡目染，对理学的圣贤观多有会心与企羡。程朱理学虽然起源较早，但很长时间以来都并未为官方所认可，直至南宋中后期，方始为统治者所重视。嘉定二年（1209年），宁宗皇帝赐朱熹谥号为

“文”。嘉定四年（1211年），李道传等上书，

建议将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颁发太学。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追谥周敦颐为“元”、程颢为“纯”、程颐为“正”。淳祐元年（1241年），

理宗皇帝颁诏

书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

本末

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郿伯，

程颢河

南伯，程颐伊阳伯”［3］821-822，程朱理学逐渐得到统治

者的认可及嘉奖，终于成为官方哲学及意识形态。理学家认为“人与圣人，形质无异”［5］203，“凡学之

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16

赵海涛：文天祥、谭嗣同比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