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原因及其防范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原因及其防范对策分析摘要：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县乡镇政府毫无疑问都会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要地位来抓，并作为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诉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与此相对应，农村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易发和多发时期，如不引起高度重视，采取相应措施，将会对和谐社会构成严重威胁。

基于此，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出发，对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行为的得失进行了比较分析，有利于明确我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为实现政府善治和现代化提供保障。

关键词：农村群体性事件；宗族势力；防范对策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现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其发展的速度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拉大、阶层贫富悬殊、部分政府官员腐化堕落、农村增收乏力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使得我们面临着的社会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增多。

作为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总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社会呈现出高发态势，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形成了直接的冲击，已经成为面临的最大社会风险。

群体性事件在发案数量和参与人数方面均有上升的趋势，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扰乱了社会秩序，强烈冲击社会稳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如不及时处理将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要切实提高地方政府对农村社会各种事务的治理能力，妥善解决农村社会各种矛盾的冲突，降低农村社会风险。

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

通过对我国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经济利益是根本的因素，很多事件背后都充满着广大农民对富裕生活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因此，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对策。

第二，在我们调查的案例中凸显了我国政府“小社会、大政府”政治环境下地方政府在农村治理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对于化解农村矛盾、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方面的积极意义。

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必须加快提高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治理能力。

第三，农村社会风气对村民维权方式的选择有重大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在一些相对偏远和封闭的东部地区，宗族势力强大且比较盛行。

因此，当矛盾出现时，村民在宗族势力或者封建迷信的作祟下能够迅速聚集起来并采取行动。

这种由宗族势力主导对农村社会各种矛盾进行调解和化解的行为模式，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一旦调节过程出现意见分歧时，聚集在一起的家族成员容易冲动而“群愤激昂”，最终丧失理智，企图采取粗暴的方式解决矛盾，导致矛盾激化、冲突升级，大大提高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社会风险指数。

因此，加大农村民主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培育力度，有利于增强农村社会风险抵御和化解能力，达到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社会风险无处不在。

现阶段，全国面临的最大社会风险就是处在高发态势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之中，深入分析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诱因，是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前提条件。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大政府、小社会”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中，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强弱会最终影响或决定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事态和解决方式。

社会治理水平高的地方政府，能洞悉农村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掌握事态进展的每一项信息，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将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诱因进行分析，为体现各种诱因在不同时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将其区分为传统诱因和社会转型期特殊诱因两大类加以分析。

（一）传统诱因分析1、农民阶层综合素质不高。

综合素质是衡量个人行为理性程度的重要砝码，一般而言，综合素质越高，个人行为越趋向理性。

现阶段，农民综合素质不高导致农民非理性行为增多是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民综合素质不高与其文化程度偏低紧密相连。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全国各地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文盲和半文盲率的迅速下降表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农村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农民素质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是目前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还偏低，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农民阶层文化程度低下和专业技术的缺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民阶层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并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发展鸿沟，增大农村不稳定的社会风险。

农民整体综合素质不高，导致农民阶层在一些行为上缺乏必要的理性，在运用逻辑分析问题时倾向简单化，在采取行动解决问题时倾向情绪化和短视化。

在面临矛盾冲突时，农民往往由于缺乏主见，紧张急躁，容易被他人情绪影响或被他们唆使、利用，无法冷静思考，从全局出发衡量利弊以谋求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而是倾向于感情用事，由于头脑一时发热变得冲动，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以致丧失理智，滋长从众心理盲目参与到活动中去，并在“法不责众”社会心理的驱使下，沿用纠众闹事、聚众斗殴等传统的问题解决办法，致使冲突迅速升级，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

此外，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也是综合素质薄弱的一个表现。

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农民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找“后台”、“拉关系”，而不是诉之于法律，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

现阶段，随着农村社会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显化，农民群体采取暴力等非法手段进行维权的行为也逐年增多，这提高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案几率。

2、宗族势力。

在一些相对偏远和封闭的地区，由于地区偏僻，人口流动率较低，社会传统保留得比较完整，宗族势力相对盛行，对村务村政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宗族势力源远流长，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族情感凝聚在一起的、以宗族为核心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分散性单元。

宗族势力一般按照血缘辈分划分等级，由族长、家长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家规对宗族内成员进行强有力的控制。

宗族势力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团结族人，规范行为，推动经济发展，调节和化解社会矛盾等功能，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宗族势力又是农村社会的“小团体主义”的根源，它具有高度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推崇族规、家规。

宗族成员对内怀有强烈的宗族情感，对外激烈排斥。

一旦与外界发生冲突，在宗族尊严和宗族情感作崇下，宗族成员容易滋生仇视和敌对情绪，甚至可能采取群体打击或报复等行动，直接危害社会稳定。

（二）社会转型期特殊诱因分析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在一次讲话中，高度概括了社会转型期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影响。

他指出：“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严重影响。

”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我国社会面临的风险系数，加大了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1、经济因素。

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

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目前农村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努力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列宁也强调：“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就是利益。

”这两个利益主要是指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利益。

由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不同地区人们的经济收益差异，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分配政策公平性的认同度。

因此，当城乡或地区经济收益差距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农民阶层等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分配政策或社会的认同感便会下降，甚至出现反抗心理。

这时，社会稳定和安全系数下降，社会风险呈倍数增大。

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瓶颈”因素，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并且，随着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广大农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步边缘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阶层从社会发展成果中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广大农村社会，由贫穷、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有爆发。

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极大地提高了社会面临的风险系数，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也严厉考验着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

2、政治因素。

农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的矛盾。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首先，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生活水平，农民受教育机会增多，素质稳步提高，农民希望更大范围地影响或参与农村决策，以保护既得利益和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其次，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西方社会所宣扬的民主、权利、自由等思想逐渐由城市传播到农村，被我国农民理解和接受。

农民的公民意识形成并不断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热情日渐高涨。

再次，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利益格局，使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入政治系统”。

由此可见，公民素质的稳步提高、主体意识的形成和群体利益诉求的出现，正强烈地激发并推动着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的热情。

此外，随着政府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权力的不断下放，地方政府掌控的权限和资源的逐步增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政治系统当中来，这部分人之中包括了相当部分的渴望通过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以摆脱贫穷的普通农民。

农民阶层由政治与冷漠到政治参与高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在农村社会取得的可喜进步。

但有序的政治参与才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这要求政治发展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参与渠道和一套与之匹配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恰恰是我国政治发展所缺乏的。

从目前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看，尽管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为农村政治制度化奠定了基础，但基于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缺乏，农民政治参与诉求还远远得不到满足。

目前，除了通过基层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活动之外，农民所能选择的其他政治参与渠道少之又少，而且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形式化现象严重，导致选举结果和农村治理没法真正代表民心，民意遭受长期压抑，这些为农村社会的稳定埋下了极大隐患。

3、农民社会心理因素。

期望与现实的差距扭曲农民，经济决定政治。

对应地，农民阶层在经济领域的弱势也决定其在政治领域的弱势，而这两方面弱势叠加的结果彻底将农民阶层推向了社会的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