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不同翻译研究领域的_忠实性原则_

1.引言正如黄忠廉(2002：237)所言：“翻译标准是翻译所依据的原则，翻译原则是翻译应遵循的法则，翻译法则是翻译的内在规律，是翻译活动的内在本质联系，而定义是对翻译的本质特征确切而简要的说明”，所谓的“翻译原则”与通常所谈到的“翻译标准”实际是一回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自2000年至今10年间所收录涉及“翻译标准”关键词的论文就多达2100多篇，可见“翻译原则”并不是什么新话题。

然而，要弄清“翻译原则”，首先要弄清“翻译”的定义，是从现象上界定“翻译是某某活动”，还是可以从本质上界定“翻译系统从整体意义上是一个类似人类社会的‘有机体’”；其二，弄清“翻译”的定义之后，选择何种视角来解读“翻译原则”，因为依据不同视角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

2.关于“翻译原则”讨论的简要回顾对“翻译”的界定是解读“翻译原则”或称“翻译标准”的前提。

周朝伟(2010(3)：16-17)曾讨论过关于“翻译”的9种常见定义———⑴翻译是语言活动；⑵翻译是语言活动，也是文化活动；⑶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⑷翻译是科学；⑸翻译是技术；⑹翻译是艺术再创造活动；⑺翻译是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符号活动，是信息传递过程；⑻理解也是翻译；，⑼翻译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统一。

同时，周朝伟依据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提出：可以将整体意义上的“翻译”看作一个类似人类社会的“有机体”。

这样一来就化解了关于“翻译”的“科学/艺术/技术”之争，因为：一个“有机体”的思想体系等当然具有科学性，其整体或某种意义上的局部表现形式当然可以具有艺术性，其活动过程中当然也具有技术性的成分。

可见，将“翻译”界定为“……活动”是从现象角度对“翻译”所下定义，因为现象是可以感知的；而将“翻译”界定为“有机体”，“翻译”的“本质”就是这个“有机体”的全部“历史”———是从本质上对“翻译”所下定义，因为“本质”是只有在思维之中才能把握的东西。

周朝伟还依据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提出翻译系统的五大主体———作者主体、译者主体、读者主体、权力主体和不以“人”的形式出现的“信息功能主体”(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翻译主体”之争，为认识翻译系统之中各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设好了铺垫。

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严复的“信、达、雅”、张今的“真、善、美”、刘重德的“信、达、切”和许多翻译教科书中所提到的“忠实、通顺(和‘美’)”。

其中刘重德先生提出的“信、达、切”中的“切”实际上可以看作对严复“信、达、雅”中的“雅”所赋予的新意，张今先生的“真、善、美”也可以看作是对严复“信、达、雅”标准的新解释。

中国翻解读不同翻译研究领域的“忠实性原则”周朝伟1，孙迎春2（1.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西安710063;2.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威海264209）摘要：根据是否坚持“人类中心论”、是否承认“理解也是一种翻译”、是否承认“以非‘人’形式存在的‘文本’也是‘翻译主体’”等三个基本维度，可以划分出四种不同的翻译研究领域———最狭义的翻译研究、拓展的翻译研究、广义的翻译研究以及最广义的翻译研究。

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集中体现在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上，然而在不同的翻译研究领域该原则的内涵却几乎大相径庭。

关键词：翻译标准；忠实性原则；翻译研究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823(2012)01-0050-04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10WD77）。

作者简介：周朝伟（1969-），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方文化比较；孙迎春（1949-），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译学词典。

·50·译史上还有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慧远的“厥中论”、玄奘的“五不翻”、陈西滢的“三似说”、傅雷的“传神说”、钱钟书的“化境说”、金隄的“等效论”、辜正坤的“多元标准互补论”等。

西方翻译史上有多雷的“翻译五原则”、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纽马克的“交际翻译、语义翻译和关联翻译”、奈达的“等同的读者反应、翻译即交际”、埃文-佐哈尔和图里的“多元体系”学说等等。

考察东西方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似乎都没有超出“忠实、通顺、美”所涵盖的范围，各种讨论只不过是对于此三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针对的具体对象以及适用程度等方面问题的阐述或争论而已。

究其原因，因为翻译的重要目的是要交流信息，所以必然要“忠实”(或称“求真”、“求信”)，只不过涉及“忠实”谁、“忠实”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忠实”而已；同时，要达到“交流”的目的，必须使交流渠道畅通，否则交流受阻就达不到“忠实”的目的，这就需要“通顺”(或称“达”或“善”)，这本身就意味着各方在一定程度上要进行妥协来寻求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方式”；其三，常言道“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这就意味着在所有可能的“方式”中总有那么一种或几种是最好的，这种或这些“最好”的方式就是“美”(或称“雅”)。

周朝伟(2010(1)：194；2010(2)：175)分别依据《易经》思想中的“五行”理论和“阴阳”范畴提出了关于此翻译三原则的“三色藤”比喻，讨论了“信、达、雅”(‘真、善、美’、‘忠实、通顺(和美)’)三条翻译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此翻译三原则之中，争议最大的是“忠实性原则”。

“忠实”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如果是绝对的，显然，无论要“忠实”于谁，“绝对忠实”都是无法达到的，因为“翻译”中至少必然会出现的语言形式方面的改变就称不上“绝对忠实”；同时，翻译活动也就根本无法进行，诸如古文今译(语体色彩改变之后了还能称得上“绝对忠实”吗？不改变语体色彩又怎么进行翻译呢)、双语之间的翻译(改变了原文的音韵还算“绝对忠实”吗)。

显然，“忠实性原则”指的是“相对忠实”；既然是“相对忠实”就有一个忠实于谁、忠实于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场合下来求得“忠实”的问题。

同时，要“忠实”必然就要“通顺”(或称“通达”)，否则交流渠道不通畅根本谈不上“忠实”；既“忠实”又“通顺”就必然会出现交流上的某种“和谐”，也就是“美”。

因此，我们可以将关于翻译原则的争论归结为关于“忠实性原则”的争论。

3.翻译研究的空间界定现当代关于翻译研究领域的界定似乎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其一，要不要摆脱“人类中心论”，将翻译研究领域扩大至人类社会之外；其二，要不要接受George Steiner(2001:1-50)“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将通常认为“翻译过程”包括的“理解过程”和“表达过程”都分别打上“翻译”的烙印；其三，要不要将不以“人”的形式存在却有“人”的精神投射或凝聚的“文本”(如周朝伟所言的“信息功能主体”)也看作类似“人”的“翻译主体”，将整个翻译系统看作类似人类社会一样的“有机体”而着重于各“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

鉴于此，翻译研究的领域可以用以下的三维坐标(图表1)来表示，X轴从原点O起的正方向表示“不摆脱‘人类中心论’”，负方向表示“摆脱‘人类中心论’”；Y轴从原点O起的正方向表示“不接受‘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负方向表示“接受‘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Z轴从原点O起的正方向表示“不接受‘信息功能主体之类的文本也是翻译主体’的观点”，负方向表示“接受‘信息功能主体之类的文本也是翻译主体’的观点”。

这样一来，最狭义的翻译研究实际上只是占据本三维坐标系所划分的八个象限空间之一，如图表2所示；接受“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之后翻译研究的空间扩大了一倍，如图表3所示；接受“信息功能主体之类的文本也是翻译主体”的观点之后，翻译研究的领域在图表3所示大小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一倍，即扩大到“最狭义的翻译研究”领域大小的四倍，如图表4所示；同时，如果要摆脱“人类中心论”的话，那么“翻译研究领域”的大小就是这个三维坐标八个象限空间的全部，或可称为“最广义的翻译研究”。

图表1图表2图表3图表4·51·4.“忠实性原则”解读4.1在最狭义的翻译研究领域在图表2所示的翻译研究领域之中，尽管有杨武能(许钧2003：348)“作者、翻译家和读者都是翻译主体”的提法，但是翻译系统的核心主体是“译者”，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翻译过程”(杨自俭2002(1)：6))。

对于“译者”来说，所要“忠实”的对象包括原作者、原文、读者、赞助人等，甚至要忠实于译者自己的良心；而对于原作者、原文、读者、赞助人等来说，就翻译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忠实不忠实的问题。

要“忠实”自己的“良心”实际是指要根据自己解读出来的意思来表达。

此时的“译者”介于所要服务的各种对象之间，虽有“主体性”，但其扮演的就是“仆人”这个角色，必须在与各个“主子”之间的关系中寻求一种“平衡”。

或者说：对于各个“主子”都必须“忠实”，同时还要加上“忠实”自己的“良心”这个维度。

但各种“忠实”关系之间发生冲突时，每种“忠实”关系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打折扣。

4.2在拓展了的翻译研究领域在图表3所示的翻译研究领域中，无论是翻译系统中“译者”的“翻译过程”、“作者”的“写作过程”、“读者”的“阅读过程”还是“赞助人”等的“协调过程”，无一没有“理解过程”和/或“表达过程”的存在。

也就是说：翻译系统中的每一个“主体”(即以“人”的形式存在的“主体”)都在进行着“翻译”。

此时，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显然是指“翻译”中各主体分别遵守的“忠实性原则”体系。

“译者”所要处理的“忠实”关系自不待言。

一般来说，“作者”要寻求自己的作品被出版(和审查机关或/和出版商、赞助人进行协调)、被“读者”解读(考虑作品的受众)甚至于被“译者”翻译(考虑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读者”对于自己可以选择和/或可能选择的作品(原作或译作)来说，虽有很大的自主性，但一般也要试图去正确解读或称“忠实”地理解作家或作品的“本意”，甚至还可能进一步尝试去理解“译者”及其翻译过程等。

对于“赞助人”等来说，要促成翻译工作的完成以及翻译作品的问世，他们就必须要“原作者”(如果还在世的话)以及“译者”达成一致，考虑潜在“读者”的接受能力，从而达到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他们要“忠实”的实际是“翻译的目的”。

在这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原文”或/和“译文”虽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如许钧(2003:353)认为“文本不仅是作者主体的创造物，而且实际上是作者主体的一部分”，但“原文”或/和“译文”之类的“文本”充当的基本上只是“媒介”的角色。

同时，根据Steiner的“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翻译研究的空间可以推及整个人类社会，因为每个社会人都离不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