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者: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的中国形象
_他者_眼光下的自我言说_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文学中的_中国形象_研究分析

“他者”眼光下的自我言说———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分析杨秀媚(福建莆田学院中文系,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形象学研究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并受到广泛重视。
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的形象学理论研究西方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形象”,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研究成果令人关注。
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寻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特色,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关键词:形象学;中国形象;他者;西方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 (2006)03-0084-04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
近年来形象学的发展充分利用多学科交汇的特点,借鉴人文、社会科学中新观点新方法,特别是接受美学、符号学和哲学上的想象理论,研究侧重点和方法不断改革,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
法国学者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中提出当代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在文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一国认识的总和。
”[1]他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形象既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2]。
当代形象学对创造出形象文化的研究十分重视,研究重点转向想象的创造者。
法国学者保尔・利科将想象理论归纳为“在客体方面,是在场和缺席轴;在主体方面,是迷恋意识和批判意识轴。
”[3]并以此运用于形象学研究。
萨义德《东方主义》开辟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使不同国家开始关注自身在西方“现代性规划”中被表述的命运,为形象学研究的提升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随着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出版及相关论著的翻译介绍,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们借鉴西方的形象学研究理论,并进一步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探寻,特别是运用形象学理论研究西方“中国形象”,已经成为我国形象学研究的热点,实际研究成果的数目和深度都引人注目。
理解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

理论平台INTERNA TIONAL COMMUNICA TIONS理解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汪罗【内容提要】中国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作为一种“文化他者”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的叙事体系之中。
它将一种基于想象的、似是而非的关系强行地置换为一种话语模态、一种经验常识,继而试图将中国形象本质化,遏制其发展与变革。
为此,亟需在研判“西方之中国”多重诉求的基础上,着力建构和确立“传统中国”“当(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种形象,使中国形象尽快回归到“看与被看”同构共生的展演程式中来。
【关键词】文化他者 中国形象 现代性叙事全球化的兴起让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相遇,为研究者观察、理解人与世界变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也让中国形象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议题。
历史地看,中国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作为一种“文化他者”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的叙事体系之中。
从内涵上来讲,西方现代性叙事“文化他者化”中国形象通常以“文化中国”为基点,将不同时空条件中“文化中国”包含的各类文化要素(如国族精神、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等)进行抽象处理,在“看”、尤其是“被看”的固定程式中进行展演。
在此过程中,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并非只是具象化的、基于事实性要素构筑的“事实性中国”,它同时演变成为一种精神化、象征化及(类)定型化的叙事模态,彰显着叙事主体特定的思维模式、政治偏向与权力结构。
为此,本文将立足于西方现代性叙事“文化他者化”中国形象的历史沿革与内在逻辑,从“形象-文化-历史”与“形象-话语-知识”两个维度去理解“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这一理论命题。
一、西方现代性叙事“文化他者化”中国形象的内在逻辑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始终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的叙事结构之中,即便是中国处在西方地理疆域之外,且与西方文化边界保持明显区隔的前提下,中国形象也总是体现着强烈的受训之势。
西方现代性叙事中的权力话语对于中国形象的统摄逻辑,要求中国形象要经过一系列叙事实践的改造之后,演变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构成,回流并参与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建构之中。
他者与自我

他者与自我作者:薛卉来源:《文教资料》2016年第36期摘要:赛珍珠是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
她在中国和美国体验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在中国文化环境的熏陶中成长,同时又接受来自父母和美国的教育。
论文从探寻赛珍珠的文化身份入手,选取赛珍珠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东风·西风》、《龙子》和《同胞》来探讨她笔下的中国他者形象。
从形象学角度来看,她笔下的中国就是异国他者形象,她在审视和想象着这个中国他者的同时,也对美国自我进行审视和反思。
关键词:赛珍珠他者中国形象赛珍珠(Pearl.S.Buek,1892-1973)是著名的美国女作家。
她在中国和美国体验了极为丰富的生活。
在中国文化环境的熏陶中成长,同时又接受来自父母和美国的教育,后半生更是在美国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赛珍珠的文化世界不是单一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中国文化确切的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是西方文化。
她父母是传教士,在她出生四个月大的时候就被他们带到了中国的镇江。
由于父母开明的宗教观,赛珍珠从小就听王妈妈和厨师讲一些民间故事,家庭教师孔先生又教她读中国古典文学,向她灌输孔子伦理和中国的文明史,这使得赛珍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深切体认。
与此同时,她又跟随父母学习英文,就读于美国人办的上海朱厄尔幸子学校,接受西方的基督教教义。
可以说,美国文化思想对其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背景,且这种双重文化对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创作也有极大的影响。
然而,正是这特殊的人生境遇,同时受两种文化的影响促使她不断追寻自我的文化身份。
她意识到了这两种文化间的差异,也渴望在这两种文化之间选择一处栖息之地。
本文选取赛珍珠的三部作品——《东风·西风》、《龙子》和《同胞》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东风·西风》——意识形态中国他者形象的出现《东风·西风》是赛珍珠第一部描写中国题材的小说。
小说的内容正如书名所示,详述了东方和西方两位妇女桂兰和玛丽的不同爱情遭遇。
论日本东洋史译著对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的影响

论日本东洋史译著对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作者:潘喜颜来源:《山东青年》2016年第09期摘要:日本传统史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引进西方史学。
在西学影响下,日本学者编著了若干简明的支那史、东洋史教本,如《东洋史要》、《支那通史》等。
这些著作在清末被译介到中国,在史学视野、编撰体例、史书内容等方面给国人以很大的冲击。
关键词:日本;东洋史译著;历史教科书;影响日本传统史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史学体系上来说日本古代史学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
然而,到了近代,史家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翻译西方史学名著,聘请西方专家讲学传授,派员出国留学深造,积极引进西方史学。
日本最早出现的近代史学——以福泽谕吉、田口卯吉为代表的文明史学,就是模仿英国巴克尔、法国基佐的文明史的产物。
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正统史学,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兰克的弟子利斯一手培植下于19世纪末形成的,它是中国清代考据学和德国实证主义的混合物。
[1]p2在西学影响下,日本学者编著了若干简明的支那史、东洋史教本,如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小川银次郎《东洋史要》、幸田成友《东亚历史》等。
这些著作在清末译介到中国后,在史学视野、编撰体例、史书内容等方面给国人以很大的冲击。
一、清末“东洋史”译著打破了传统的编年体书写形式从体例看,清末东洋史译著打破了传统史书以朝代为序的记述方法,采用了西方分期的篇章体编写方法。
以历史纪年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辨明,因为一姓之变迁并不足据为分期的标准。
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首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
日本语文教科书中的国家意识教育的变迁

日本语文教科书中的国家意识教育的变迁作者:罗莲萍来源:《卷宗》2016年第01期摘要:作为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现代国家的日本,其语文教科书中或多或少包含有国家意识教育相关的内容。
但二战前,特别是二战期间时的语文教科书上,国家意识教育显得非常浓厚,二战结束后一旦被完全剔除,其后则以相对含蓄婉转的形式加以表现,并渐渐做出微妙修改。
从语文教科书中,多少可以悟出日本在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迁,对国家意识教育所作出的相应调整。
关键词:日本;语文教科书;国家意识教育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
它是一种政治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识,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公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摘自百度百科)。
国家意识的浓淡因人而异,因时不同。
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对国家意识的教育也千差万别。
本文从明治维新后日本教科书的内容,浅析作为现代国家的日本,特别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前后,其对国家意识教育所做的变化。
1 明治维新后以及二战期间日本语文教科书中的国家意识教育明治维新大力推动教育,推动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建立了近代化西方民主教育体制,一方面同时保留着天皇制国家体制,并且通过教育和舆论培养日本国民尊崇、效忠天皇的精神思想。
随着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日本称为“日露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日本国民消除了劣等感,找到了自信,国家意识也得以空前高涨,其教科书也随之出现明显变化,中学和小学先后设立“国语科”,将原被称为“和汉文”的语文,改称为“国语和汉文”,随后再度更改,被直接称为“国语”,汉文成为“国语”中的一部分。
20世纪初,日本作为后起之秀,称霸亚洲,跻身于西欧列强之林,并作为其中一员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开始前的1933年,为进一步地强化国家意识教育,日本对第四期出版发行的教科书再做修改,明显出现一些效忠天皇的精神思想色彩。
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建构——读《作为自我的稻米》

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建构——读《作为自我的稻米》作者:韩飞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的作者是日裔美籍学者大贯惠美子,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善长历史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研究。
她的学术兴趣先由底特律华人研究转向日本原住民阿伊努人研究,后再次转向有文字记载的日本人研究。
她先后发表《作为镜子的猴子:日本历史与仪式的转化》、《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和《神风特工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等著作,分别通过猴子、稻米和樱花三个象征符号与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变化相联系,进而对日本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
大贯惠美子在《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一书中,应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把稻米从食物属性的“能指”中分离出来,抽象为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
由此,稻米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走上了由普通食物到建构日本身份认同的特殊历程,稻米问题也成为在自我遭受到他者威胁时的焦点。
本文将以《作为自我的稻米》为基础,探讨稻米在日本历史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稻米这一象征符号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如何成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关键象征。
一、象征与日本稻作文化象征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递,它通过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东西来反映或暗示某种事物的特点内涵,进而将象征符号所贮藏的深层意蕴表达出来。
所以文化作为一个象征体系,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和虚拟象征符号等六种重要的符号象征类型。
”[1]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事物有很多,譬如樱花、和服、富士山等。
以樱花为例,“日本的樱花从最初的寄托民俗信仰到大众赞美对象,由“圣”到“俗”再到“国花”的变化历程,樱花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推进,其象征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以前的“帝国之花”变成了现在的“美丽日本”的象征”[2]。
选择与书写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以山川版《详说世界史B》为例
急史 教学参考栏目主持人/张汉林韩迎迎\他山之石选择与节写:日本高中历史教科节中f l !l 古中国—臥山1丨丨舨《详说世界央B »为冽©8JS 5H历史教科书反映了国家统治者和编写者对 历史的认知与理解,是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媒 介。
它“对于历史的解释,对世界观、历史观尚未 完全形成的青少年而言容易形成一种‘前见’,成 为其一生‘历史知识’的起点,直接影响到其今后 对于历史的解读和价值判断”[|]。
世界各国不仅 重视本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还十分关注他国历 史教科书对本国历史的记载与书写。
日本作为 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既有两国交往过程中的历 史、文化与情感联系,也有现实中的恩怨情结与 国家利益,关系甚为复杂,故日本历史教科书的 编写倍受我国关注。
它“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构筑 起关于中国历史的基石,塑造着外国青少年对中 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现实 性”u ]。
那么,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如何书写中国 的呢?笔者试解剖在日本发行量较高的山川版 《详说世界史B 》对中国古代历史内容的选择与 书写,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本文分析的《详说世界史B 》是由木村靖 二、岸本美绪和小松久男等人编写的,于2016 年3月由文部科学省检定通过,2018年3月由 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7学年,在 售出的437 002本世界史B 教科书当中,山川版 《详说世界史B 》教科书占52. 3%,占据压倒性 的份额:3]。
该教科书以时序为轴,按古代、近代 和现代分设四部16章58节,展现从古代到现代 的世界历史画卷,呈现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进 程及各时代、各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旨在使学 生能理解世界历史的总体轮廓,并能以广阔的 视野考察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世界历史发 展的基本特征。
一、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内容的选择山川版《详说世界史B 》教科书关于中国古 代历史的内容涉及共4章7节35个子目200多个内容要点(见表1)。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鲍 卉内容提要 近代以降,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受到欧洲文明的冲击而至解体。
日本访华学人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并以纪行诗的文本叙事方式投射出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背离困境中舍“东”趋“西”的方向抉择。
概言之,其受国民性格、传统、利益和使命的影响于纪行诗中通过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表述而将“自我”纳入文明,将“他者”从文明“除名”,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欧洲文明的追崇乃至自我主体建构的文明论转向,并促进形成其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 访华纪行诗 日本学人 近代文明论〔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5-0110-07 近代欧洲文明裹挟着西方对于自身优越价值的认同及潜藏其后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意识的肯定,冲击了古代中国以有形的如政治“朝贡”等规则秩序及无形的广博富赡的文学文化思想构建起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华夷秩序”。
近代日本既惮畏西方船坚炮利的威慑,又鉴于东方文明的西风残照,亦恐其陷入殖民泥沼,遂发“文明开化”之令,以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为代表将学习欧洲文明作为目标。
在东西方文明交织转变进程中,作为文化场域中的知识分子承担了理论传播和普及的“媒介”作用,他们将高深的理论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渗透于文学创作的“常识”之中,①“将属于这个阶层的特殊价值观普遍化”。
②汉诗作为日人言志缘情的经典方式传之千年有余,近代日本访华学人以走访、考察、旅行等形式创作了诸多行记及汉诗形式的纪行诗,使未能访华的日人读之“则足不出户庭,而得知其各地之形势情状”,③并展现出其在“文化故国”与“政治异乡”身份困境中的方向抉择,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近代欧洲文明的追随,并在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历程中逐步确立自我主体性,试图达成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重组幻想。
然而,激进的自我定位和极端膨胀的民族主义最终使其走向自我毁灭。
中岛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差异研究
中岛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差异研究摘要: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西化革新中走上了强国之路。
在“大和魂”精神的作用下,军国主义疯狂滋长。
影响日本上千年的中国,由一个文明先进的他者形象转变为愚昧落后。
在此背景下,大批日本文学家先后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大多受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日后作品中呈现的中国形象趋于一致。
中岛敦是其中的异数。
他曾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但较之其他作家,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这种差异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对其进行探究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岛敦的作品和思想。
关键词:中国形象;社会集体想象物;中岛敦;军国主义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8-0059-05(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天津300204)近代日本在“脱亚入欧”“置产兴业”等口号下富国强兵,面对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以及其它弱小的亚洲国家,日本的野心急遽膨胀,如果说“明治日本的出发点是文明开化,与之相比,昭和日本的出发点已经被‘帝国性’所裹挟了。
”[1](P2)连同给日本打下深刻烙印的中国文化也被当作前进的障碍。
在民族主义狂热的社会氛围里,经过歪曲丑化的中国形象深入人心。
随着日本旅游业的兴旺,日本开通了到达上海、天津等市的直通航线,再加上自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许多日本文学家在此期间来到中国参观考察,比如森鸥外、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
他们眼中的现实中国与借助汉文学典籍了解的中国差别巨大,这使他们产生了极度的幻灭感,并且由于他们大多都受到了日本社会中关于中国的想象物的影响,乃至形成了不屑厌恶的心理,反映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由一直以来的乌托邦化转为意识形态化。
事实上,通过社会集体想象物能够了解到的不仅是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总体氛围,即“使制作了异国描述的社会群体显现出来。
”[2](P30)中岛敦是日本昭和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其33年的短暂生命完全处在日本军国主义最狂热的时期,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
中国“他者”形象:文化认同与权力话语的表征
1 3世纪末 意 大利 旅行 家 马可 ・ 罗 的 《 波 马可 ・
波 罗游 记》④} rvl o ro P l,2 8 ) I T aes fMac o 19 年 , e 0
为 西 方描 述 了一 个 乌 托 邦 式 的 中 国现 象 ,一 个 强 盛 的 中 华帝 国形 象 ,使 得 当 时 萌 动 中 的欧 洲 对 这 个 富庶 昌盛 的 国度 惊 慕 和 向往 , 开始 借 助 这 面 “ 子 ”编 织 梦 想 。1 纪 ,被誉 为 “ 镜 4世 座 椅上 的旅 行 家 ” 的曼德 维 尔在 《 翰 ・ 德维 尔 约 曼
认 同与颠 覆 两 极 张 力 作 用 之 间 所做 出 的 文化 选 择 ,其 中呈 现 的 是 西 方文 化表 征 的 过 程 。 关 键 词 :西 方 文 学 ; “ 者 ” 形 象 ;文 化 认 同 ;权 力 话 语 他 中图 分 类 号 :1 1 72 文献 标 识 码 :A 文章 编 号 :1 0 — 3 6 2 1 }3 0 2 — 5 0 8 7 4 (0 2 0 — 0 2 0
期 西 方文 人 笔 下 的 “ 国形 象 ”带 有 浓 郁 的理 中 想 主义 色 彩 。这 种 “ 识 形 态 ”式 的形 象恰 恰 意 反 映 了西 方 文 化 的 自身 需 求 。 因 为西 方 最 初 构 想 “ 国形 象 ” 时 ,正 处 于文 化 悸 动 期 ,西 方 中
还 有意 大利 传教 士 利玛 窦 的 《 玛 窦 中 国札 记》 利
林继红 1 ,2
( . 建师 范大 学 ,福建 福州 ,3 0 0 ;2福州 大学 ,福建 福州 ,3 0 0 ) 1 福 507 . 5 18
摘 要 : 中 国形 象 ,作 为 西方 文 学 中 的 “ 者 ” 他 ,是 蕴含 着 话 语 机 制 的 隐 喻 符 号 。 自始 至 终 都 体 现 了创 造 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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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弟 删 自我与他者: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的中国形象 谭建川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近代以来,日本对于周边东亚邻国,特别是对中国的“差异化”处理,作为突显近代日本“文明国家”的重要手段,促使日 本人在小学教科书ee创造出大量各种形式的中国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对经典中国的向往和失望,到对落后中国的偏见和歪曲,以及 对中国民众的歧视和诋毁,日本人通过小学教科书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国的认识一步步走向了意识形态的极端。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 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理解自身的方式之一,其中包含着日本人对“中国”这个他者的理解,同时更多的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化的差异对立、优 劣等级的自我阐释,它在代表中国的同时更代表着作为想象主体的日本自身。 关键词:日本:小学教科书:中国形象:他者想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13)02一oo14—06 文化批评家萨义德(爱德华・w萨义德,2009: 426)在《东方学》中说道:“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 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 (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 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 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尽管这一论断着眼 f 19世纪欧洲殖民视野下的近东伊斯兰世界,但是作 为一种方法性的话语分析机制,无疑也适用于近代以来 日本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建构。回溯l9世纪中叶 以来的历史,近代日本在确立“自我身份”之时,主要 从两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方面诸事皆以欧美为标榜,尽 其可能去接近两方国家标准;另一方面彻底异化周边东 邻国,力争创建 自身优越感。这两方面的努力,正 好符合近代日本所谓“脱亚人欧”的基本国策,对近代 日本国家的发展以及日本人精神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巨大 影响。其中,对于周边东亚邻国,特别是对中国这一“他 者”的阐释,成为建构近代日本“文明国家”的重要手段。 对于日本人所创造出的中国形象,文学形式的相关 研究一直颇受世人关注。从日本学者的《日本人的中国 形象》(竹内笑,1966)到中国学者的《魔都上海—— 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到建辉,2000),都 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作为一 个南日本近代文学文本的叙事所建构的语言表象进行研 究。 过,遗憾的是,对于教科书的考察却少见人付诸 纸端。作为经过选择的文化载体,教科书是特定社会的 知识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具体表现,是“个人 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周同环境的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媒 介,也是体现教育者对儿童施加何种影响的最为生动具 体的材料。并且,教科书作为一种特殊文本,并不能如 小说一样体现作家通过特殊感受而创作出来的具有某种 个性的内容,而是在国家文教政策的指导下,统一编排 而成的具有广泛共通性的内容。从这两点而言,日本教 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更能体现出近代日本通过教育希望向 下一代传递的价值观,也更能体现国家权力通过教育在 确立民族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与方式。
一、
对中国的向往与失望
在明治维新之前,由于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 中国作为高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象征而存在,这样的中 国形象通过千百年来被日本人诵读的汉语经典文本流传 下来,与日本的民族记忆在概念上互相重叠,共同构成 了日本人文化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著于 镰仓时代(1185—1333)中期、流传极广的道德启蒙教 材《童子教》为例,为了训诫日本儿童勤学苦读,该书 写道: “匡衡为夜学,凿壁招月光。孙敬为学文,闭户 不通人。苏秦为学文,锥刺股不眠。俊敬为学文,绳悬 颈不眠。车胤好夜学,聚萤为灯矣。宣士好夜学,积雪 为灯矣。”(转自石川谦,1969:3l4—315)另外,该 书为了告诫儿童遵守孝道,所举之例皆为中国民间故事 或《二十四孝》中的孝子故事: “郭巨为养母,掘穴得 金釜。姜诗去自妇,汲水得庭泉。孟宗哭竹中,深雪中 拔笋。王祥叹叩冰,坚冻上踊鱼。舜子养盲父,涕泣开 两眼。”(转自石川谦,1969:316)此类通过中国人 来进行道德观和伦理观传授的日本传统启蒙教材不胜枚
基金项目:术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困家形象与社会变迁:近代以来日、美、英等圈教科书的中周形象研究”(08JC88003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建川,男,西l暂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文化史。 ⑤谭建川:自我与他者: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的中国形象 举,一方面反映了明治之前日本人的汉学修养和对中国 经典的了解与认同,另一方面也客观体现出古代日本人 始终用仰视的视角来表达出对中国文化单纯热忱的向往 和依恋。曾经有西方学者用“井底之蛙”来比喻这个时 代的日本:“一直到l9世纪中叶,中国是El本的围墙, 日本的存在是以它所面对的同墙来界定的。”(转自张 京媛,1999:390)对于身处井底的青蛙(日本人)而言, El本是那口井,他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中国则是井 口之上的那一方天空,变幻莫测、遥不可及。正是古代 中国经典文本中的各种幻象建构了明治之前El本人关于 中国的知识体系,那些留存于文本幻象中的中国人形象 成为El本人模仿和崇拜的对象,支撑着大和民族对伦理 道德、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文化认同。可以说,在明治维 新之前日本的“自我”在一定意义上是寄生在与其文化 密切相关的中国这一“他者”之上的。 不过,明治维新之后,世风为之一变。在德川幕 府统治下被闭关锁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El本终于打开国 门,但是此时暴露在El本人面前的并非想象中的美好中 国,而是正处于清王朝统治末期分崩离析、腐败落后的 中国。迫切希望改变自身落后状态的愿望以及对欧洲近 代文明的向往促使日本人迅速转变对中国的看法。正如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991:12)所说: “至于像中国 人那样,觉得除本国以外似乎没有别国存在,一见着外 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们看做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 结果反为夷狄所窘。”为了避免与中国一样的命运,在 “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日本近代教科书开始全盘吸收 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科技、风土人情的相关知识。 当时使用最广的修身教材为中村正直所译之《西国立志 篇》(1869),里面罗列了培根、莎士比亚、瓦特、牛顿、 哥伦布、富兰克林、拿破仑等大量西方人物,以此督促 日本儿童“立西洋之德行”。而同时期的小学国语教材《小 学读本》(1875)虽有闵损、孟母、李谧、孙敬、司马 光等中国人物出现,但与整套书共出现44名日本人物、 15名两方人物相比,数量和比例都少得可怜。 随着各项改革的进行,El本迅速走上增产殖业、富 国强兵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面临被西方殖民者侵 吞和瓜分的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人开始用 旁观者的警觉态度对待一直奉为楷模的中国文化,并以 一种藐视的语气去描述江河El下的中国。小学地理教材 《世界国尽》如此介绍中同: “国中之人都只按照尊长 之意行事,因此皆有奴仆之本性,只要账面大体相符, 皆敷衍了事,不求甚解。因此没有真正为国思考之人, 遂为外国所欺凌。”(福很 吉,1869:4)另一本地 理教材《舆地志略》也写道:“其民诡诈狡黠,顽固不 化,刑法酷烈,罪人多无法忍耐此残忍之风习。贵古贱 今,妄自尊大,自称中华,视外国为夷狄禽兽,屡失信 义于外国,虽蒙其侮辱,却依然同守旧习,不察海外形 势,不知求新图变,故国势不振,政令不通,止步于数 千年前之开化之域。”(内田正雄,1870:7)此类描写 尽管与当时清朝逐步沦为殖民地的客观实际紧密相关,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面对一个曾经比自己强大的“他者” 的衰败,日本人在扼腕叹息之余,不禁对自己走上一条 与中国不同的近代化道路而沾沾自喜起来。福泽谕吉就 曾经这样写道: “乘船回来到印度洋时,看到英国人在 自己的殖民地为所欲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耀武扬威, 颐指气使,肆意虐待,简直不像对人。那时我看到这种 状况暗自心想:尽管印度人和中围人可能很痛苦,但英 国人为所欲为多痛快呀。可怜一方,同时又羡慕另一方。 而且至今也没能忘记,我曾在心中暗暗决心:我是日本 人,总有一天也要像英国人一样治服印度人和中国人。” (转自横松宗,1991:37)恰恰是中国的贫困和落后激 起了当时日本人强烈的民族认同,同时也为日本提供了 一个差异化的“他者”,促动日本在“脱亚入欧”的近 代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古代中国人物的“回归” 明治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尤其是注重实 用的西方科技知识的《学制》和以西方伦理道德为基础 的道德教育,实行不久便遭受到来自国内保守派的强烈 反对。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思想和教育的自南主 义倾向开始让保守势力备感威胁。1878年l0月,明治 天皇去东山、北陆等地视察教育情况,次年向文部卿等 颁布《教学大旨》,强调“仁义忠孝”的重要性。侍从 元田永孚等人根据“圣旨”起草了一份《教学大旨》, 论述了国民教育的基本方针,认为“教学之要,在于明 仁义忠孝,研究知识才艺,克尽人道”。在他们看来, 明治维新以来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教育政策,削弱 了“仁义忠孝”的传统,导致了社会风气和道德的败坏。 元田永孚认为, “自今以后,本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 忠孝,道德之学应以孔子为主”,主张“以道德为本, 改变主知主义教育,把忠孝仁义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 (转自大久保利谦等,1963:170)。 于是,在1882年,元田永孚受天皇旨意编写了名 为《幼学纲要》的修身教科书,其内容由孝行、忠节、 和顺、友爱、信义等20项道德组成,每一项目都先简 单阐述意义,列出中国古代著作中的经典名句,然后再 各自收录5—7段中同和El本历史上的人物故事。在这部 当时影响十分巨大的教科书中,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