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宋诗的比较

唐诗与宋诗的比较一、基本上宋诗、唐诗虽是各富风采，但因为宋人以诗馀(词)为先，诗反而成为配角了，因此唐诗不仅数量上胜过宋诗，在素材上也多于宋诗。

宋诗有以下特色：1.从艺术旨趣和风格看，宋诗主要向理想、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这是宋诗较精之处。

2.宋诗倾向议论化、散文化。

3.派别多。

4.诗话多。

5.消失了唐代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但是整鍊规矩，无唐诗有时不工整之病。

6.消失了唐代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但描写越发细致，无唐诗有时粗率之病。

7.失去了唐代哀豔的闺怨宫怨诗的作风，很多诗人描写时特别冲淡，无唐人豪迈意气的作风。

8.不同於唐代缠绵活泼的情诗的作风，宋诗中有一种充满画意的诗(题画诗)。

9.宋诗之弊：模拟、诗话、诗派杂。

其中各诗派还成为相互竞逐甚至批判的情形，这与唐诗诗人各派之间相互共融的情形颇为不同。

10.词本作为诗馀却反而越居诗的上位。

唐宋诗可作以下比较：唐诗：主情、蕴蓄，表现上韵流言外，风格上多比兴，作法上婉而微，词评论方面诗论少。

宋诗：主理、发露，表现上意尽其中，风格上多赋，作法上径以直，词评论方面诗论精。

宋诗的派别及人物(後有＊＊记号者为反江西之诗派)1.西昆－宗李义山，代表为杨亿、刘筠、钱惟演。

五七言近体，以「雕章丽句」为主。

2.晚唐体－宗晚唐贾岛、姚合，代表为寇准、林逋、魏野。

多隐士和尚，五律为主，重构思，以轻丽小巧之辞，写眼前景，抒情苦琐细之意。

3.白居易体－宗白居易，代表为王禹偁、徐铉。

「闲中取适」，切近易晓。

及「惟歌生民病」。

4.唐体（复古派）－宗杜、韩，代表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

重视创作古体，追求散文笔法。

5.元佑体（革新派）－代表为苏轼、黄庭坚、王安石。

使诗走向散文化、议论化。

6.江西派－宗杜甫，代表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以故为新」发展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7.理学派－宗邵雍，代表为程颐、张载、朱熹。

以「道学」为诗。

8.中兴四诗人－宗江西派，代表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多爱国题材及深入农村。

9.永嘉派－宗晚唐贾岛、姚合，代表为徐照（灵晖）、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灵秀）。

忌用典故，不发议论，主张「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破江西之生硬拗捩。

＊＊10.江湖派－宗晚唐五代，代表为刘克庄、戴复古、方岳。

多名士山人。

11.晚宋遗民诗－文天祥、谢枋得、谢翱、林景熙。

宋初以来，宋诗仍受残唐诗风的影响，尚未出现具体新创的系统。

真正的宋诗，是由宋真宗、仁宗时代的欧阳脩及其好友梅尧臣开其端。

欧、梅之後，出现了两个宋诗大宗——王安石与苏轼。

苏轼的门生黄庭坚後来的影响超过苏轼，形成了所谓「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除了黄庭坚之外，还有陈师道、陈与义两大诗人。

南、北宋之文，江西诗派的影响笼罩大半诗坛，流弊也因之而生。

南宋三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刚好出现在这一阶段。

他们都受江西诗派影响，也都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谋出路。

在他们之後，宋诗走向没落。

以上所提诸人——欧阳脩、梅尧臣、王安石、苏轼。

黄庭坚、陈师道。

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可说是宋诗的大宗，其中苏、黄、陆三人尤其重要，是可以跟唐代的李、杜、韩（愈）、白（居易）并称的大诗人。

缪钺曾说过：唐诗以韵深，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而宋诗的代表作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正是“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在极高的起点之上，苦心孤诣终与唐诗双峰并峙，各领风骚，亦不能不为后人称道。

二、唐诗与宋诗，它们本是一脉相承的，从整个诗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又存在很大差异，宋诗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在其基础上变革、创新发展起来的。

本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唐宋诗歌的差异在于：“唐诗以韵胜，宋诗以意胜”、“唐诗丰腴多彩，宋诗瘦劲平淡”。

（一）宋诗“以平淡为美”，唐诗“以丰腴为美”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而且写景抒情信手拈来，读来有深情远韵，有一唱三叹的感觉。

唐诗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熟”的特点。

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这座山峰同时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

因此，宋代诗人走出了一条与唐诗不同的路子，其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

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以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

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试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试、黄庭坚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

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之二）。

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

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宋朝历经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宋诗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及派别，下面就分别以各阶段的诗人及诗作为例，进一步阐释“以平淡为美”这一整体性风格追求。

北宋初年，以王禹偁、林逋为代表的“白体”诗人的诗作。

王禹偁在文学主张上不满五代浮靡文风，积极倡导革弊复古，所作诗文内容较为充实，风格平易淡雅，对后来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如《畲田调》（其二）“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刀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此诗语言抛弃了唐诗的纷繁华丽，因而通俗易懂，前两句写“畲田”，后两句便生发开去，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短短四句却又在平淡之下，描写出了山农的自力更生，互相合作的可贵精神。

林逋的诗主要歌吟湖山胜景和隐居生活，表现了远俗闲适的情趣，风格上更是清和平淡，意趣高远，颇得时人称誉。

如其《山园小梅二首》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话就把倒映在清浅水中的梅花，疏朗淡雅、错落有致的身影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神地勾勒出了梅花的姿态和风韵，更有尾联两句“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平淡之中却表现了梅花高洁的品格。

北宋中期诗人人才辈出，济济一堂，有梅尧臣“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式的平淡，运用简单的比较，写出梅与雪的各具特色；有苏舜钦的“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式的平淡，以一种冷静沉寂的笔调写观潮，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从容气概；有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式的平淡，仅一个“绿”字就传神地表达了春到江南的景象，仅一个问句就强烈地表达了诗人眷恋家乡的感情；更有苏轼“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式的平淡，没有对西湖作更多具体描写，只是用了一个比喻，一句议论就传达出了西湖山水清灵秀丽，风情万种的神韵，真正做到了虚处传神，在空灵中蕴含了无限。

到了南宋时期，更有范成大的田园诗，融自然风景，农事乡俗，文人闲意于一炉，显示出中和平淡的特征。

如《四时田园杂兴》（其七）“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寥寥数笔勾画出了大人孩子忙于农事的热闹画面，极富生活气息。

除此之外，还有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通常以日常生活细节入手，语言通俗活泼，如《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写的都是平常的事物，但是“梅子”“芭蕉”都能代表初夏的特征，“留”“分”两字用得精致而不费力，可以视为平淡的结果。

而唐代是一个兴旺发达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情，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唐朝的诗人往往更多地带着一种诗意的眼光看生活，因而即使在平常习见的生活中他们也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美，所以唐诗显得丰腴，以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意象及语言，或者炫丽的色彩给世人带来另一种审美效果。

纵观整个唐诗史，无论是初唐的“四杰”及稍后的张若虚，还是中唐的李白乃至晚唐的李商隐，他们的诗作相对宋诗都呈现出华丽的特点。

有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式的丰腴；有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景象壮阔，气势雄伟的丰腴；有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壮怀在胸，想象丰富式的丰腴；甚至还有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层次丰富，沉郁苍凉式的丰腴；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式的丰腴；还有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形象美丽，意境朦胧式的丰腴。

正是通过与唐诗丰腴的对比，才突显出宋诗倾向日常化，生活化的这种平淡，从而展现了其以平淡为美的独特魅力。

（二）宋诗以“理趣”为特点，唐诗以“情韵”为特征《诗词散论.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唐诗以写景抒情为主，即便是要叙事说理，也是将其寓情于景之中，因此唐诗读起来给人一种一唱三叹的感觉。

而宋诗以叙事说理为主，即便要写景抒情，也是寓理于景，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因此，宋诗呈现出“理趣”的特点，即诗人在写景、咏物、记事之中，有意识地阐发某种生活哲理，表达对人生的思索。

但这种理趣并不是玄思和吊诡，而是生活中随感而发的感想，在习以为常中给人以新的启迪。

这就存在两代人对生活态度的一种差异———感性与理性，唐诗重韵致，而宋诗尚理趣。

宋代诗人多善于思考，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出深层意蕴，从而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因此宋代的“理趣诗”不胜枚举，然而在这些诗作中，宋代理家之集大成者朱熹的诗作《观书有感二首》更好地体现了这些特点，不容忽视，因此当我们阐述宋诗以理趣为特点时，自然而然就会推其为代表。

先看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全诗读来无半点唐诗的风采，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景致描写，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感情抒发，而是洋溢着一种理性思维的气息。

设问句的使用既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虽是观水有悟，却是观书有感，意思是说要做到事理通达，心境透明，必须不断地学习与提高。

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前两句仅是对江水上涨，蒙冲变得像羽毛一样轻盈的现象进行描述，后两句即为转为议论，揭示了一定的道理，即告诫人们孜孜以求，功夫到家自然就能达到豁然开朗、自由自在的境界，也就是诗中所说“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些宋诗以生活中的事物揭示出一定的道理，发人深思，给人以启迪，洋溢着理性的光辉。

而唐诗对日常习见的种种生活内容的描写，往往是富有诗意甚至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对事物感性直观性的良好把握使得唐代诗人侧重表现内心的感受，他们或纵情于山水，相惜于送别或感慨于历史兴衰，百姓疾苦，感叹于爱情的缠绵悱侧，因此唐代就具有了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诗韵，表现出了生活的美好及诗人精神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