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对唐诗的继承与发展

宋诗对唐诗的继承与发展

继承：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宋诗是在唐诗之后的另一个高峰，确立了一套异于唐诗的审美规范，但同时又学习唐代，表现出宋朝的时代特色。宋人继承发展了唐人的精神，而最终与唐诗“双峰并峙，分水而流”。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巨大。

发展（不同）：

宋初以来，宋诗仍受残唐诗风的影响，尚未出现具体新创的系统。真正的宋诗，是由宋真宗、仁宗时代的欧阳脩及其好友梅尧臣开其端。欧、梅之后，出现了两个宋诗大宗——王安石与苏轼。苏轼的门生黄庭坚后来的影响超过苏轼，形成“江西诗派”。江西诗派除了黄庭坚之外，还有陈师道、陈与义两大诗人。南、北宋之交，江西诗派的影响笼罩大半诗坛，流弊也因之而生。南宋三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刚好出现在这一阶段。他们都受江西诗派影响，也都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谋出路。在他们之后，宋诗走向没落。以上所提诸人，苏、黄、陆三人尤其重要，是可以跟唐代的李、杜、韩（愈）、白（居易）并称的大诗人。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而宋诗的代表作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正是“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在极高的起点之上，苦心孤诣终与唐诗双峰并峙，各领风骚，亦不能不为后人称道。

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从整个诗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又存在很大差异，宋诗对唐诗是在其基础上变革、创新发展起来的。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宋诗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宋诗比之唐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表现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等方面都有所扩展。

在诗歌基调方面，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剧烈的历史背景下，宋诗中所抒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更炽热和深沉，成为宋代诗歌的基调。

在写作手法方面，唐诗主言情，寄情于景，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而宋诗喜说理，寄情于理，崇尚议论。宋诗同唐诗相同，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宋人在学习先辈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发唐人之所未尽，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的，宋人皆写入诗中，如苏轼、黄庭坚就写下了许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的诗。

而在写景上，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在数量方面，基本上宋诗、唐诗虽是各富风采，但因为宋人以词为先，诗反而成为配角了，因此唐诗不仅数量上胜过宋诗，在素材上也多于宋诗。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指风格。《诗词散论·宋诗》中：“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

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机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厂，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析透辟，即以意胜。

（一）宋诗“以平淡为美”，唐诗“以丰腴为美”

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而且写景抒情信手拈来，读来有深情远韵，有一唱三叹的感觉。唐诗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熟”的特点。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然而这座山峰同时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试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试、黄庭坚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之二）。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而唐代是一个兴旺发达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情，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唐朝的诗人往往更多地带着一种诗意的眼光看生活，因而即使在平常习见的生活中他们也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美，所以唐诗显得丰腴，以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意象及语言，或者炫丽的色彩给世人带来另一种审美效果。

纵观整个唐诗史，无论是初唐的“四杰”及稍后的张若虚，还是中唐的李白乃至晚唐的李商隐，他们的诗作相对宋诗都呈现出华丽的特点。有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式的丰腴；有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景象壮阔，气势雄伟的丰腴；有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壮怀在胸，想象丰富式的丰腴；甚至还有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层次丰富，沉郁苍凉式的丰腴；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式的丰腴；还有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形象美丽，意境朦胧式的丰腴。

正是通过与唐诗丰腴的对比，才突显出宋诗倾向日常化，生活化的这种平淡，从而展现了其以平淡为美的独特魅力。

（二）宋诗以“理趣”为特点，唐诗以“情韵”为特征

唐诗以写景抒情为主，即便是要叙事说理，也是将其寓情于景之中，因此唐诗读起来给人一种一唱三叹的感觉。而宋诗以叙事说理为主，即便要写景抒情，也是寓理于景，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宋诗呈现出“理趣”的特点，即诗人

在写景、咏物、记事之中，有意识地阐发某种生活哲理，表达对人生的思索。但这种理趣并不是玄思和吊诡，而是生活中随感而发的感想，在习以为常中给人以新的启迪。这就存在两代人对生活态度的一种差异———感性与理性，唐诗重韵致，而宋诗尚理趣。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全诗读来无半点唐诗的风采，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景致描写，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感情抒发，而是洋溢着一种理性思维的气息。设问句的使用既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虽是观水有悟，却是观书有感，意思是说要做到事理通达，心境透明，必须不断地学习与提高。

而唐诗对日常习见的种种生活内容的描写，往往是富有诗意甚至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对事物感性直观性的良好把握使得唐代诗人侧重表现内心的感受，他们或纵情于山水，相惜于送别或感慨于历史兴衰，百姓疾苦，感叹于爱情的缠绵悱侧，因此唐代就具有了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诗韵，表现出了生活的美好及诗人精神的美。在诗人的笔下，日常的和平环境中的生活也往往显得浪漫而开展，人们的情思、精神，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静，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寻找浩瀚的海洋，以情韵深深地打动读者。

（三）、宋诗“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

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又一大特点，即严羽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以文为诗”，即诗多记叙铺陈，好以议论直言感受和情绪。这种诗风称为“散文化”，虽不能完全概括宋代的全部特点，但是经过了反对西昆之后，散文化成为宋诗的主流。

“以议论为诗”是指宋诗善于议论，而且发论不借助意象的抒情表意，与唐诗的以抒情写景入诗不同。例如，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前两句紧紧扣住题中的“初晴后雨”四字，但接下来的两句没有继续作具体描写，而是转为概括议论，只用一个比喻，就传达出西湖山水的秀丽、风情万种的神韵，真正做到了虚处传神，此喻一出，“遂成西湖定评”。

“以学问为诗”是指宋诗中善于使事用典，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是其代表，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化用或活用典故。例如，《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43种动物，它们本来全是自然意象，但黄诗并未到自然界中去观赏这些，而是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

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想，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

宋诗在唐诗影响下不断发展，对唐诗既是继承，也是延伸创新。两者都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各有所长。正如缪钺先生所说：“唐诗如花中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槛，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