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张爱玲的人性观_男性的去势和女性的匮乏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6卷　总第21期)Journalof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No.3　2004(Vol.6　SumNo.21)

透视张爱玲的人性观———男性的去势和女性的匮乏●　李霞芬　李雪清摘　要:张爱玲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对男性主体进行了阉割去势,解构了女性神话,自审了女性主体,从而剖析了人性的自私、贪婪、卑鄙、冷酷与无情。关键词:张爱玲;男性的去势;女性的匮乏;人性观;人性的悲凉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04)03-0129-03

张爱玲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挑剔者的眼光”,对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分别进行了阉割去势和解构自审,从而剖析了人性的自私、贪婪、卑鄙与变态。而人性的自私与虚伪,更让她体会到了“人生的飘忽无常”和“无牵无挂与虚空与绝望”,最终得出结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1]一、男性主体的去势男性文化群体可以理解为使男性处于主体地位,设法将其永远置于主体地位而定位的一系列观念、偏见和价值体系,这样的男性有着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宏伟的事业等等。“男性文化不但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窒息和压抑着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性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处于男性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萎顿和个性的消失。”[2]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很多是父亲张廷重的化身,他身为显赫世家(张爱铃的祖父张佩伦为满清大臣,清流名士,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的末代遗少,挥霍奢靡、强权霸道、嗜毒成瘾、赌博成性、养姨太太、逛窑子,无所不为。更有甚者,对子女后代,冷酷无情,自私功利。张爱玲曾言,她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就死了,她父亲不替她找医生,也没有药。她曾遭受过拳脚交加的毒打,其父还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张爱玲一连串的伤心往事,让她感到梦魇般的恐怖,使她对人性非常地悲观。她有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遗弃感。她憎恨她的家庭,对父亲更是深深地反感、厌恶、甚至仇恨。她把她对父亲的态度转化到她的文本模式中,从而塑造了一系列卑琐、自私的男性形象。首先,张爱玲塑造的遗老遗少形象,都是一些“阴郁而蹩扭的女性化”[3]的男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4]“三分象人七分象鬼”[5]或者说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6]他们没有健康的肢体,猥琐无能,狂嫖滥赌,昏庸懦弱,他们没有男性传统的权威,自甘堕落,无所事事。《创世纪》里的匡老太爷,匡霆谷是典型的遗老形象,他败光了自己的遗产后,靠老妻的陪嫁度日,

生活在老妻紫微的阉割与压抑之下,但是又不时地表现出怪异的言行,空论“世界大局”,摆虚架子,在与紫微的闹别扭中证明人了他的存在,以藐视紫微钱财的态度去掩饰他在匡家的从属和边缘地位。而匡仰彝,又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形象,他及时行乐,“得过且过”,“放浪形骸”,只会伸手向母亲要钱。当说到母亲的陪嫁所剩无几难以度日时,他认为“一个人好办”,“到城隍庙去摆个摊”,“真要到了那时候”,叫他两个大点的女儿去当舞女。简洁的言语中渗透出自私卑陋的本性。张对遗老遗少的人格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他们专靠女人吃饭(或靠母亲的钱财,或靠妻子的陪嫁,或靠牺牲女儿作筹码),把自己从担当家庭责任、供养父母妻儿的位置拉下来,使父权体制得到了完全的解构,如《花凋》中的郑先生,《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姜长白,

《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等等,张爱玲对这些毫无人性,毫无人格的丑陋男性再三强调,恣肆讽嘲了男性的荒唐、淫奢与卑陋。再有,张爱玲也建构了一系列玩世不恭的浮华放浪,现代型男性形象,典型的有范柳原、佟振保、乔琪乔、哥几达等,他们属于新派、西洋派,有着蓬勃的生机与欲望,不象遗老遗少们沉寂、萎缩、卑微,在某种程度还能得心应手、

收稿日期:2004-04-15

作者简介:李霞芬(1972-),女,湖南省湘乡人,胡南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讲师。左右逢源,但洋装底下仍是陈旧肮脏的灵魂,颓废的生活方式中同样隐含着人性的荒凉,生命的脆弱与精神上的恐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是一个喝过洋墨水又想做自己主人的“中国现代人物”,他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体面的社会地位,在巴黎与玫瑰的异端恋情,还使他获得了“柳下惠”的好名声,但他在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挣扎,又显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精神的孤寂和荒凉。他每得到一种类型的女人,便迷失了自己。他在寻找着王骄蕊的诱惑,但当王骄蕊真爱上他并与丈夫离婚时,他却惶恐地逃跑了———他意识到自己的远大前程有“好人形象”远比狂热赤诚的情爱重要,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不惜以牺牲自己最醉心的女人为代价。《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园等都是这类的典型。张爱玲又是从哪几个方面完成对这些“丑陋、卑微、自私、虚伪的男性形象的塑造呢?首先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残缺。他们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健全的人格、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精神的生命已经死亡,有的只是在不断地消磨着病态的物质生命。《花凋》里的郑先生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7]《茉莉花片》中的聂佳庆是“畏葸的阴郁的白痴似的孩子”。[8]《金锁记》里的姜二爷天生是“骨痨的身子”,《创世纪》里的匡霆谷更是被赋为“孩童身份”;其次则是将男性女性化、非人化,这是对父权体制最致命的伤害。如《茉莉花片》中的聂佳庆幼稚化的基础上更被女性化,遭受“非人化”的侮辱。他认为“你拿我当一个女孩子,你—你—你简直不拿我当人”,[9]但他的确“很有几分女性美”。再次,将男性戴上不务正业、狂嫖乱赌、阴险奸猾而又昏庸猥琐的套子,这点在前面已有论及。二、女性主体的匮乏张爱玲在解构父权体制的同时,也解构了传统女性的神话体系;将女性还俗化。西蒙波伏娃在《第二女性—女人》中认为:女性神话把女性放在一个概念化的超自然的客观的世界中,掩盖了分散在时空里的一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五四”以来的女作家虽一步步走出了女性神话的幻影。但仍徘徊在“神圣的”“纯洁的”范围里。张爱玲以平静冷淡的笔调消解了女性神话,筛除了超现实的虚幻的神化了的女性形象,还原了女性的原生性与世俗性。她对女性神话的消解主要是通过对“母亲的解构”和“女性亚文化群体”的建立来实现的。西蒙・波伏娃曾说:“母亲不是直觉、‘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均不适用于人类。”[10]张对人性的理解有着相同的见解。她认为作为一个“人”,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都逃不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私、虚伪和冷酷。张在幼时,母亲就出国了,从小缺乏母爱的她一度将母亲美化来弥补心灵的空白。但她出于无奈逃离父亲奔向母亲时,彻底失望了。在逃离之前母亲曾秘密捎话:“你仔细想一想,跟了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后悔的。”从母亲的“理智”下足以可见母亲对女儿情感的冷漠。张为此痛苦了很久。在没有做成淑女时,她母亲得出结论:“我懊悔以前小心地看护你的伤寒病,”[11]“宁愿看你死”。[12]母亲的严厉刻板增添了她的自卑;母亲的淡漠冷酷平添了她无尽的落寞与孤寂。张爱玲将人性的悲凉以及自己的无奈和孤寂虚空完全地融入到她的小说中,完成了对“母亲神话”和“女性神话”的解构。《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被贪图钱财的亲哥哥送进世族姜家,嫁给已瘫痪的少爷姜二爷。她出身卑微又备受姜家歧视,而丈夫的瘫痪更使她陷入性爱无法满足的痛苦中。纵然在婆死夫亡之后,分得了一笔遗产,但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使得她人性被扭曲,最终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只知一味的敛财,了无亲情,不择手段对周围的人进行疯狂的报复。以至戕害两个儿媳,下意识地把儿子当作半个情人,

她嫉恨女儿在爱情上的满足,亲手断送女儿美满的婚姻而了无愧意。曹七巧的形象完全褪去了母性神圣伟大的光环,她既是夫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陋的直接表现者,是一个被金钱扭曲了的母性泯灭的一个人。正如夏志清先生在评论《金锁记》时所说:七巧是一个特殊文化环境生产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的生命的悲剧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是多于怜悯的。仅此这一形象,足以让张爱玲完成对“母亲神话”和“女性神话”的解构。而这些不但与她自身的经验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也与她所受的现代哲学对人的认识的影响有关。张爱玲在“审母”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女性亚文化群体”。在她的眼里,女性虽解构了男性群体,但并未突显张扬自己,在将男性“他者”的同时,自身又被男性所“他化”,

最终仍处在一种非本质的现实状况中。而女性亚文化群则主要体现在女性精神被奴役方面。而对这种精神奴役揭示得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虚伪性”以及对“物质的贪欲”方面。在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立求生的能力,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所长,她们一辈子的渴望就是有所依附,首先能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由于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久而久之就丧失了人格,最可悲的是在这种处境里,自己却完全不知或自知也只是采取一种漠然的态度。他们把依附男人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事先就存在这种功利关系,她们的婚姻几乎没有“爱”的存在,对于无爱的婚姻,她们也不敢有丝毫的不满,表现的非常的沉默。《红鸾喜》中的娄太太总是不断发现自身的匮乏,从而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孤独无依。这些匮乏不断地增添她的羞辱和悲伤。她丧失了与家人相处的空间和条件,

哪怕是享受孤独寂寞与快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被不断地逼向家庭的边缘地位。社会不但不理解同情她,反而责备她,为娄先生打抱不平,认为她不配做他的妻子。对于这一切的一切,她只能忍气吞声。虽然夫妻吵架了,第二天遇到什么意外,她仍必须低声下气地向娄先生请示。她的懦弱和卑微以及被“他者”的现实,同时也暗示了其媳妇玉清最终也会被“他者”的命运。张爱玲曾经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爱的是男人,怨的也是男人……永远永远。”[13]的确,男人是女人的依附。除了在经济上和生存上具依附性外,在爱情上,也只求“被爱”,“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14]白流苏苦苦奋斗就是为了“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成功了,却惹来了女人们的嫉妒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人们特别是女人们的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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