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试论17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社会经济的影响2
郑成功对台湾经济文化的贡献
郑成功对台湾经济文化的贡献1、农业经济的开发当克台之初，碰到军粮紧缺的情况时，郑成功果断地采纳部下的建议，参照历史上军屯的做法，在军队中实施“屯田”制，让一部分将士先期进行垦植作业。
接着再全面制订出“寓兵于农”的屯垦政策。
郑成功还不辞劳顿，亲历南北各社，颁布开垦条例，鼓励那些亦兵亦农的将士去圈占、开垦当地尚未开垦的土地。
在推行垦荒屯田的同时，郑成功还把荷兰占领时代的“王田”改为“官田”，建立了“官田”、“私田”、“营盘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被改后的官田，由官府供给生产资料，租给农民耕种，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快的发展。
此餐，他还颁布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条例，教育屯垦官兵须自照管爱惜，规定不可斧斤不时，竭泽而渔，以图长治，这就使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使环境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与利用。
在广大屯田将士的努力下，台湾被开垦的土地面积日益增多。
在荷兰占领的1650年时，全台的耕地面积仅为1万公顷左右，而到了1680年，台湾的耕地面积就达到18万公顷左右。
随着台湾的农田面积的迅速扩大，栽种的农作物不断增多，谷物的产量也逐年递增，军队很快做到了军粮自给，兵食两足，造就了进可战、退可守的稳定发展局面。
台湾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日照时间长，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五谷一年可两至三熟。
但是当时台湾的高山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十分原始，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生产力低下。
他们大多数人只能从事落后的渔猎、游牧及简单的农业生产劳动，不懂得使用铁器农具，也不会应用畜力进行耕作。
郑成功注重了解当地的民俗民情与农耕方式，他在台湾各处巡视后采纳相关建议，派官员与渡台的农民到各地归顺的番社去，发给高山族人铁犁、铁耙、锄头、镰刀、耕牛等农具，还发给种籽，教他们播种、耕耘及收获的技能与方法，使他们迅速改变了原来的落后原始的农耕方式。
农具与农耕方式的改变，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作物产量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郑成功治台的时间虽不长，但却为台湾农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浅析中国台湾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背后的17世纪中西方贸易
浅析中国台湾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背后的17世纪中西方贸易热兰遮城位于中国台湾的基隆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曾经是荷兰殖民地的重要城市之一。
在热兰遮城的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陶瓷器，这些陶瓷器不仅展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还反映了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情况。
本文将从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背景、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的特点以及其对贸易史的意义进行分析。
一、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背景17世纪是欧洲航海时代的全盛时期，欧洲各国开始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建立殖民地和贸易站点。
在这一时期，东方商品成为了欧洲贵族和富商们极为追捧的商品，而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商品更是备受欧洲人的喜爱。
为了获取这些珍贵商品，欧洲各国纷纷派遣船队前往东方进行贸易，其中不乏荷兰这样的贸易大国。
荷兰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设立了多个贸易站点，其中热兰遮城就是其中之一。
热兰遮城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一个重要据点，贸易活动十分活跃。
在这一时期，大量的中国陶瓷器通过热兰遮城被运往欧洲，成为了当时中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二、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的特点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主要有青花瓷和粉彩瓷两种类型，这些陶瓷器反映了当时中国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
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经典之作，其釉色深沉，纹饰繁复，被誉为“瓷器之王”。
而粉彩瓷则是在青花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瓷器工艺，其色彩绚丽，纹饰多样。
这些陶瓷器在外观上都十分精美，制作工艺极为精湛。
除了外观精美外，这些陶瓷器的背后都标有“维勒”、“直利”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标志，证明了其是通过热兰遮城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的。
这些陶瓷器的出土，为我们展现了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瓷器工艺的高超水平和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的历史事实。
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物，它们不仅反映了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情况，还展现了中国瓷器工艺的高超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
郑氏集团：生于忧患而亡于动乱的近代本土海洋势力
郑氏集团：生于忧患而亡于动乱的近代本土海洋势力在近代早期的慌乱阶段，源自福建漳州的郑氏突然崛起，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亘古佳话。
虽然从表面上看是早先例，但细细品来又极富戏剧性与传奇感。
毕竟，横行一时的海盗常有，而险些升格为复国强藩的海王不常有。
直到满清的新秩序在大陆上完成多伦洗牌，才终于花大力气将之彻底降服。
首先，从区域特色角度来看，郑氏集团崛起于福建本身便不足为奇。
四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特殊地形，为大批走私商团塑造出无与伦比的滋生温床。
丘陵山麓多于耕作平原的无奈现状，也迫使大量人口必须靠经营贸易来养家糊口。
加之明清两朝皆很热衷的海禁打压政策，进一步刺激着所有靠海吃饭群体的敏感神经。
所以，福建就是东南各省中最容易养成大规模海盗集团的区域，甚至超过了情况相似而地缘并不完全契合的广东与浙江。
其次，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郑氏集团强盛于福建本身也是理所应当。
早在穆斯林掌控东西方贸易的漫长中世纪，泉州、福州就是联通南北的重要枢纽。
近代的葡萄牙人向东开拓，又必须从当地沿海经过，方能将设在澳门和长崎的据点链接起来。
来源复杂的众倭寇势力，更是以福建充当本行业的最后阵地。
等到西班牙势力入主菲律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台湾和日本构建经贸网络，小小的台湾海峡更是成为区域内最繁忙的黄金水道。
无数源自美洲、日本或亚非两州的真金白银，便频繁往来于该集团左右。
最后，从历史进程的时间线看，郑氏集团在海峡两岸的成败更是充满着偶然。
若非大航海时代的悄然来临，郑芝龙将很难有机会到澳门和日本积攒人脉。
然后再趁着明朝的结果性衰退，为重视财政困难和区域安全的地方官僚体系所接纳。
接着是满族新贵的强势入关，打破了郑成功原本要走的科举做官之路。
甚至在最混乱的中间期，为他的集团分过许多乱世红利。
特别是对荷兰殖民势力的突然打击，奠定了国姓爷在东西方两岸三地的久远名声。
但尘归尘土归土，源自海盗的阶层本色，注定了郑氏集团的时运无法维持许久。
无论是脱胎于普通倭寇的走私船队、靠洋人连襟编组的黑人火枪队，以及模仿满洲敌视所组建的铁人军，都无法为郑氏建立起足够稳固的军事优势。
浅析中国台湾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背后的17世纪中西方贸易
浅析中国台湾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背后的17世纪中西方贸易热兰遮城是中国台湾南投县鱼池乡的一个古城遗址，曾是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
在这个古城出土的陶瓷器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对研究17世纪中西方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背后的17世纪中西方贸易进行浅析。
热兰遮城位于台湾西部海岸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对于东西方贸易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其中热兰遮城成为了荷兰人在台湾的主要贸易据点。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热兰遮城成为了当时东西方商人争相涌入的热门贸易城市。
这一时期，大量的中西方商品流通到了热兰遮城，因此在这个古城出土的陶瓷器很有可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域的制作，并且对研究17世纪中西方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反映了当时中西方贸易的繁荣景象。
在这些出土的陶瓷器中，不仅出现了当时流行的中国青花瓷器，还出现了以荷兰人为主的西方陶瓷器。
这些陶瓷器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热兰遮城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不仅有着丰富的东方商品，还有着西方商品的流入。
这些陶瓷器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的贸易活动以及文化交流。
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还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在这些陶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域的特色。
中国青花瓷器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制作工艺和纹饰风格，而西方陶瓷器则融合了欧洲和东方的制作风格。
这些陶瓷器的制作和流通，不仅仅是商品交换，更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体现。
在这个过程中，东西方贸易双方都从对方的文化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和传播。
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背后的17世纪中西方贸易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反映了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繁荣景象，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17世纪中西方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和文化信息。
这些陶瓷器的出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贸易活动和商品流通状况，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示了当时各种文化间的交融与影响，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西方贸易对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郑氏王朝时期的贸易
（五）日治時期 經濟發展歷經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資本主
的殖民經
義的「基礎工程」（）；第二階段推行製 糖—蔗作單一作物的栽培（）；第三階段加
濟
強蓬萊米的大量生產，及米、糖兩大輸出品
為中心的複合式經濟結構，卻面臨米、糖併
存和相剋的問題（）；第四階段為軍需「工
業化」的推進階段（）。
二、對外貿易
（一）原住民時 期的貿易
的貿易
供應地，運用政治力量，切斷臺灣與各國的 貿易關係，尤以中國為最。並且大力扶植日
資企業，壟斷臺灣市場，剝削臺灣的各種資
源。原有的臺灣本土企業，則扮演買辦的角
色，專門幫日資企業收購臺灣「經 戰後政府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由
濟奇蹟」美譽
統制逐漸走向自由化，其中民營企 業扮演推動經濟成長的關鍵要角，
鄭氏王朝貿易範圍遍及遠東與南洋各地，主要 貿易對象是日本。輸出品以蔗糖、鹿和絲織品。 從日本採購的商品主要為銅、鉛、盔甲等軍事 物質，銅除了用來鑄造永曆錢和武器外，亦用 以轉販給其他東南亞國家謀取利潤，其活動範 圍遠及馬尼拉、交趾、暹羅、巴達維亞等地。
二、對外貿易
（四）清代由中 國內需市 場重回國 際貿易之 林
不但創造鉅額的財富，也逐步改造
臺灣的產業結構，使臺灣由農商經
濟蛻變為現代化的工商經濟，出口
市場也由日本擴張到美國、香港，
以及世界各地，贏得臺灣「經濟奇
蹟」的美譽。
報告結束 恭請指教
（二）荷西時期 的貿易
（三）鄭氏王朝 時期的貿 易
生活型態自給自足，並無貨品值得買賣交易， 僅象徵性開啟所謂的「漢番交易」現象，臺灣 與島外的貿易在質與量的進展仍相當有限。
荷據時期臺灣物產並不豐富，島內市場規模小， 輸出品以鹿皮、硫礦、砂糖、稻米為主。當時 臺灣貿易的功能，重點在於作為國際貿易轉運 站。荷蘭人在臺灣的轉口貿易在年達到高峯， 每年有一百多艘商船從大陸運貨至臺灣，從臺 灣輸出的貨物價值達幾百萬荷蘭盾。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
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
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
2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
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
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
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
十七世纪的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
十七世纪的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十七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也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时期。
在这个时期，海洋贸易使得各国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紧密，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一、海洋贸易的兴盛十七世纪，欧洲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和海域资源，大力推进海洋贸易。
欧洲人在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多个殖民地，将海洋作为双方贸易的桥梁。
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发现了海洋贸易带来的财富。
葡萄牙人则成功征服了印度和东亚的一些海岛，成为当时最大的海洋贸易王国。
随着欧洲各国在海洋贸易中的积极参与，贸易航线也逐渐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
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在这个时期开始了远洋航行，参与到海洋贸易中来，成为世界贸易史上的重要角色。
二、文化交流的繁荣海洋贸易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交流的繁荣。
殖民地、港口城市和商贸中心成为了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场所。
在贸易中，各国商人可以交流商品以及所在国家的习俗、语言和文化等。
海盗、私掠、走私等非法活动也促进了文化交流的发展。
常有人因为各种原因躲在外国的船上长时间流浪，这样的人称为“流浪汉”，他们的经历往往十分丰富，所以也促进了文化的深入交流。
这种交流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接纳。
在文化交流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地域和历史的界限，扩大了人们的文化视野。
三、贸易与文化的互动促进了科技进步十七世纪的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海洋贸易的繁荣刺激了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各国在竞争中不断发明创造，致力于发现新的航线和利用新的技术。
同时，在文化交流中，人们也分享了不同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成果。
各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经验和创造力上相互督促，共同推进了科技的进步。
总结十七世纪的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其自身的特点促进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推动着人类科技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这个时期的历史，也为我们今天的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贸易与航海时代的经济变革
贸易与航海时代的经济变革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贸易与航海时代成为经济变革的引擎。
在这个时代，航行远洋的船只带来了不同地区之间商品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交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贸易与航海对经济产生的变革。
首先，贸易与航海时代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
过去，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局限在本地区，供求关系相对简单。
然而，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开展，市场逐渐扩大，商品开始流通到全球各地。
这一变革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需求，各地区开始有选择地进行特定商品的生产，实现了分工的深化。
例如，欧洲地区的铁矿石资源相对匮乏，但拥有丰富的纺织品市场，而亚洲地区则相反。
通过贸易与航海，欧洲地区可以向亚洲地区出口纺织品，而从亚洲地区进口铁矿石，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其次，贸易与航海时代推动了商业力量的崛起和财富的积累。
船只的远航使得商人能够将商品运送到更远的地方进行交易，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力量的崛起，一些商人家族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
比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商业家族美第奇家族以其在丝绸贸易中的巨大财富和影响力而闻名于世。
他们的财富和贸易活动推动了艺术、科学和文化的繁荣，为整个欧洲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再者，贸易与航海时代催生了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
由于贸易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张，人们开始面临更多金融问题，例如货币的兑换、贸易融资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金融体系开始形成并不断演进。
由此，银行、保险、海洋保险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逐渐出现，以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
伦敦市在这一时期成为金融中心，以其强大的银行体系和国际贸易的地位而闻名。
金融创新的进行不仅为经济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也为经济活动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保障。
最后，贸易与航海时代对于科技进步和知识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长时间的航行和不同地区的交流，使得航海技术和船舶建造得到不断的改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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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１７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社会经济的影响2
'试论１７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
的影响2
种蔗煮糖是福建的传统重要产业，据《天工开物》记载，甘蔗“产繁闽广间，
联盟
他方合并，得其什一而已”
，至明清时期，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兴盛。
据《泉南杂志》云："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
并且因地制宜形成了专门化的种植区，漳州、泉州即为甘蔗区，徐勃《海澄书事寄曹能始》云：“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
在加工技术的进步方面，主要是明中叶以后糖车的发明，据《天工开物》所描写的糖车，和近代的糖车，大致相似
，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郑氏经营台湾时，为
植蔗业，由福建输出大宗蔗苗和培植技术。
制糖方法，也主要依靠福建移民传入，糖业成为台湾的支柱产业，“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
至“1645年以后，台湾每年平均产糖约在9000担左右，而在1657年以后，则一跃而增加至17000担。
此后，台湾地区“所煎之糖，较内地闽粤诸郡尤佳”
，成为台湾对东西洋和中国大陆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
三郑氏贸易繁荣，刺激了产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
郑氏海上贸易繁荣，带动了资本运作方式的转化。
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许多手
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已见萌芽，农产品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商品化，资本流向在东南沿海（特别在郑氏势力控制的闽台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商业资本显得特别活跃，部分贸易商人开始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商业资本开始逐步地同产业资本相结合，这一部分贸易商人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主和资产阶级贸易商人。
本文仍以瓷业和糖业为例阐述之。
自17世纪早期始，福建沿海瓷业因时地利迅速而普遍兴盛起来。
其中以德化、安溪、平和、华安、漳浦等为主要生产基地。
在制瓷手
坊与工场生产的瓷器产品上出现了大批的商业款识，含“玉”、“裕”、“胜”、“盛”、“美”等图吉利、盼发达的铭文在闽南的德化、安溪、永春、华安、平和、漳浦、诏安、和闽北的政和、建阳等地都有发现。
商品经济的生产意识已经广泛地影响沿海地区至内陆偏僻山区。
具体而言，这些商号有的是一个窑口所专有，有的则是一个窑口有几个商号，甚至于有的窑址虽然距离遥远但商号却完全相同，并形成了以制作陶瓷和运输销售为主要谋生盈利手段，分工明确的世家大族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出现瓷商向德化及周围地区成批订购瓷器产品的迹象。
明代德化窑生产两种写有阿拉伯文字的盘和碗，一种大盘上的阿拉伯文字的大意是赞颂主宰安拉、至圣穆罕默德的伟大及教长阿布伯加、奥斯曼和阿利等的贤明与宽宏大道；另一种青花碗上的阿拉伯文的意思为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无其他上帝。
显然明清之际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不仅生产各种瓷器出口，而且具备接受市场订货的能力。
在生产方式上，德化制瓷业还出现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方式，这种联合经营的生产方式，有可能由商人经营。
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将货款发放农家，农民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样、数量，制出瓷坯，每个瓷坯都打上自己的商号款识，然后商人集中各家瓷坯，统一烧窑。
器成之后，由专门的商人行销海内外。
明末清初,福建陶瓷由于海上贸易兴盛，
畅通，瓷业资本较有保障，又几乎不受官窑的限制和影响。
因此，当时福建的窑业较景德镇窑更充满活力，发展迅速。
17世纪中后期闽台地区的蔗糖生产，已具有较高级的商品化生产形态，大部分甘蔗的种植和砂糖的提炼明显具有经营性质，目的是为了外销获利。
随着国内外更为广阔的市场拓展，蔗糖加工行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台湾相关志书记载得较详细。
台湾“糖寮”中出现专门化生产的分工和雇佣劳动的性质，已普遍得到史学界的承认。
而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糖寮”中，有一部分就是由贸易商人投资开办的。
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贸易商中有的充当“糖青”之类的包买主，他们预付工价，雇佣佃农进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于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时再还之”。
有的直接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参预了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制作，成为海上贸易资本开始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范例。
如“拥资百数十万”的著名海商刘日纯，“又善贸殖，创白糖寮于温厝刘庄，贩运南北洋，获利丰。
”白糖的生产，较之一般的青糖、黑糖更需要复杂的生产程序和技术，“地薄或糖师不得其人，糖非上白，则不得价矣。
”
可见刘日纯创办的“白糖寮”不是一般的手工业作坊，已具有相当的发展程度与规制了。
四郑氏海上贸易促进了两岸商业兴旺和城市繁荣
关于闽台两岸商民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富足，下列二条史料为其作了最好的注解。
“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
如交留吧（印尼爪哇）者，我民兴贩至彼，多得厚利以归。
其未归者，咸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
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致巨富”。
台湾商贾也因“通外洋诸国”而“财用不匮”。
所谓“富家以财，贫人以躯”
，“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
，闽台人民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找到了一条最适宜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经过郑氏三代三十七年的苦心经营，厦门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它由最初作为漳州月港部分开禁时仅作为进出口船只的验船之处，跃为中外闻名的海外贸易中心，成为当时海内外贸易商品的集散地。
中国大陆的土产源源不断地运到厦门出口，外国物产通过厦门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大陆。
“市廛殷阜，四方货物辐辏，乎可比一大都会矣”。
清朝有大臣曾认为：“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只，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
”
可为佐证。
在海那边，17世纪早期，荷兰人在当时的大员（今台湾安平）建起了一座热兰遮城堡作为荷兰人的大本营，台湾的
中心；而间隔约二百公尺的热兰遮市则成为中国人的大本营，台湾的经济重镇。
1661年郑成功克复台湾后，把当时的大员（TaYouan）改称为安平镇
，又经历郑氏二十二年的统治，台湾的海上进出口贸易大都始于此，并以此带动了安平周边地区渔村、渔港、军港、商港、郊商商行、商店街、盐田、蔗田等发展。
安平成为当时台海两岸家喻户晓，一度代表最权威、最富裕的地名。
17世纪郑氏三代海上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东南海上贸易的传统特点和商业资本活动的历史面貌，不仅在中国海上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沟通中外交通，扩大经济交流上具有一定意义，为闽台两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郑氏三代强大的海上贸易对闽台两岸社会经济的某些层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郑氏
集团割据台湾，清王朝为窒死郑氏所采取的诸如“迁界”、“禁海”等政策措施，以及双方连年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争夺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区经济的均衡性，制约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据康熙二十二年杜臻的《闽粤巡视纪略》
，划出界外的沿海田数为21871顷，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
福、兴、漳、泉四府所属19县，昔日繁华兴盛的沿海地带，成为荒凉的虎豹出没之地，对沿海手工业的破坏尤大，其中的制盐业遭到了灭顶之灾，以至引起盐荒。
1683年台湾的归清，不仅使海峡两岸政治上归于一统，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和平安定的有利条件，这在当时有着进步的意义，对我们今天也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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